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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民国，人民首先想到是才子佳人的乱世爱情，是风流名仕的风骨雅趣。民国的丰富与深厚绝不仅限于此。除了这些，民国时代还有历史研究与著述的争鸣与辉煌，还有一群至今闪耀光芒的学术大师。那是晚近多样化历史研究与著述的辉煌年代，是什么力量推动了多样化历史写作瞬间走向高潮，又是什么力量使它昙花败落，遗恨后人？站在新世纪物质繁荣的孤峰上，让我们跟随当代名家寻梦看民国。

2011年是辛亥革命百年。辛亥所发生的是一场什么性质的革命？周锡瑞在《改良与革命》一书中指出：“辛亥革命有两张面孔：一张是进步的，民主共和主义的面孔；在某种程度上，掩盖着另一张‘封建主义’的面孔。两者都把中央集权独裁专制，当作攻击的目标。”以往对辛亥革命的研究集中在前一张面孔上，而对民主所遮蔽的另一张面孔缺乏注意。事实上，辛亥革命在民主革命的同时，也是一场封建的革命。
这里说的封建，并非政治术语中“半殖民、半封建”意义上的封建，而是西周曾经出现过的类似欧洲中世纪的分封制。西周分封制到春秋战国时代礼崩乐坏，自秦始皇之后中国大部分时间都实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于是封建在士大夫心目中，成为一段不可抹去的历史缅怀，每当皇权专制过于严酷的时候，复辟封建便成为对抗皇权的重要方案。明末的顾炎武将封建制度视为古代圣人公天下之大法，希望寓封建于郡县之中，然而，封建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是中央专制的死敌，让大一统政治解体，同时也会造成天下分崩离析，各地封建割据。历代中国政治就在专制与封建之间循环动荡。专制与封建是一对怪胎，相互以对方的存在为前提，又彼此为敌与对抗。封建割据久了，会产生中央集权的反弹，而皇权专制过了头，又会刺激封建的再生。专制与封建的相伴相抗到宋明之后尤为显著。明太祖之后皇权专制空前强大，士绅阶级无法得君行道，走上行路线，遂改为下行，试尝走入乡野，觉民行道。这一以士绅阶级为中心的乡村自治，乃是一种平衡皇权的封建努力。辛亥革命与宋明以来这种以乡村自治为目标的再建封建有着隐匿的历史传承关系。
沟口雄三的研究发现，从宋明的乡里空间，到清末的一县自治，再到辛亥革命的各省独立，由乡而县至省，逐级放大，遂使辛亥革命采取了典型的封建形态，它具有如下的特点：“（１）这是一场导致持续二千年之久的王朝体制崩溃的革命；（２）采取了各省独立的形态；（３）其结果是旧体制的解体，革命后国内纷呈四分五裂之状；（４）实现革命的主要势力，并非传统型的叛军或异族军队，而是蓄积于民间的‘各省之力’。”
1911年垮台的不仅是一个专制王朝，而且是一个长达两千年的中华帝国。帝国的存在，一靠的是中央政权的实力，二是帝国所凭借的文明。然而，到了清末，中华帝国驾驭各省的实力大大衰落，地方坐大，国库羞涩，清廷已无法控制各省的离心倾向。维持帝国核心价值的儒家文明也日益式微。于是，当革命发生时，不仅清王朝土崩瓦解，而且帝国内部也分崩离析。从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神圣罗马帝国，到奥匈帝国、苏联帝国，几乎所有帝国的瓦解，都伴随着帝国内部的四分五裂，各地的独立或再封建化。推翻中华帝国的辛亥革命，采取的是典型的封建形态，即各省独立。这种独立类似于美国的独立战争。美国革命中的 13个殖民地不再承认英国的宗主国统治，是为独立；而辛亥革命中的各省纷纷宣布独立，也是不再奉清朝政府为正溯。辛亥既是一场共和对专制的革命，也是地方对中央的革命，封建对皇权的革命。这一各省独立的革命形式，在后来又演过多次，二次革命中的江西独立，反对袁世凯称帝的西南各省独立，都意味着在辛亥之后，中央政府是否合法有道，其判断的标准已转移到地方，即各省是否承认中央的最高主权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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