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为个人文集六卷本的后续，收辑的都是2015年以来所写的文字，其中业经发表的文章18篇，一一注明刊物出处，未曾刊出的札记11篇加以会议发言提要2则，亦皆注明写作年月。缘于各篇系独自成稿，其中不免有交合重叠处，收辑时作了适当处理，尽力避免文字重复，而内容互通则难以消解，或亦有助于从不同角度进行考察。编集时大致按题材类别归为哲思、审美、艺术人文和历史社会四辑，末附访谈录1篇，以反映个人的生活道路与学术思想。此书得以顺利问世，当感谢上海社科院出版社的积极支持，特别是陈如江先生为书的出版多方联系，辛劳筹措，又亲自承担设计与编校工作，没有他的鼎力相助，原编文集与本书的相继推出，都会要困难得多。
书稿整理完工后，感觉尚有一点未尽之意没能充分表白，权借这篇序言作个交代吧。
在我记忆之中，自2015年初个人文集六卷本结集交稿且将所承担的“唐诗学书系”课题结项后，当即发愿今后不再定题或立项搞什么系统撰著，准备随兴打发余年了。但因年老体衰，可参加的活动不多，加以积习难改，仍常要读点书。读书也只是随兴而发，并无明确目标，但读时自不免要思考，有时为了想清楚一个问题，还需要找寻相关资料通观并览以加裁夺，这样就会形成自己的一些看法，属片断性的随手批注在书页上，较成条贯的就可能单独整理成札记，有的也加工写成文章。六七年间陆续发表大小文章二十余篇，札记数量亦大致相当。我比较喜欢写札记，因其更便于直接表达个人想法，不必为凑成理据性强的文稿而要费心力去搜罗、引证旁人的说解资料，而按照当前的学术规范，凡引证文字多需要去图书馆一一查明其原始出处，包括版本、页码乃至著译者的姓名、国籍等，这对于我这样年龄的人来说，实在是有点“苛求”了。当然，偏重札记形式也还有另一层因素在，那就是这些年里随兴读书，希望多接触一些过去涉足较少或钻研不够的领域，以扩大自己的知识面并解除一些长期存留心头的困惑，这样记下的心得自只能属个人探求过程中的一点想法，讹误与片面在所难免，录以供翻检之用，似不必公之于众。然则，这本集子在汇集我近年发表的文章之外，为什么仍采择了部分札记编入呢？思量下来，或也算是我的一种试探吧，看看苍茫晚景下的“终极关怀”，究竟是否还能引发同道者们的某种兴趣并供探讨。
集子题名“余思”，自有承续原编文集绪馀之意；其以各类题材分编，也大致遵循原编体例。不过此书的着眼点则落在一个“思”字上，也就是说，它并不孜孜于追求对原先从事的各项学术课题的继续展开，却将注意力转到了“思”的航道上来。“思”什么呢？这里既有相对超脱的“形上”之思，而亦有非常紧扣社会现实之思，但总体不离乎人生意义的关注，也便是通常所谓的“人文关怀”了。我们知道，文史哲历来被总称之为人文科学，而依我之见，似当作“人文学科”为宜，因为它并不同于一般“科学”（包括各门自然科学乃至经济学、社会学之类社会科学）以探究外在世界的事物属性及其规律为职责，而重在提示人对自身生活意义的领悟，所谓“人文精神”即其所要把握的核心内容，它标志着人的生存价值之所归，亦便是其精神活动之所向，是每个人存活于世时所不可不加关注的。我在社科院文学所任职期间以至退休之后，曾建议发动多学科人士来共同探讨现时代人文精神的构建问题。2007年间还写过题为《兴于科教，立于法制，成于人文》的专文提交上海市社联年会，乃是借“先圣”孔老夫子有关“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教言，探论我们当前培养人格精神的途径，固须依凭现代科学知识和法制规范打下基础，而标示其圆满实现的境界则在于人文理念的树立，即对于人之为人的意义所在的关注与追求；且一旦失落这一追求，不光生活内容见得不够圆满，整个精神世界亦容易发生畸变。这也正是我个人长时期来进行思考的着眼点所在，原先忙于应付各项课题，自无多少精力集中于这方面的探究，而今凭兴趣读书，虽非有意钻研这类问题，它却不期而遇地渗透到思考活动中来，成为相当一部分札记乃至文章的关切点所在，于是当我回看以至整理这部分材料时，就很自然地想到用一个“思”字来作概括了。“余思”既可理解为从事学术研讨之馀的思考，而亦可看成是纯属多余的思考，怎么解说都合情理，就听凭其自生自灭吧。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需作交代的，乃是所思的“结穴”，亦便是倡扬人文关怀的落脚点究竟何在？当前学界人士中讲论人文精神者，其主流意见不外乎这样两种：一是着重发扬“独立自主”的人格，再一则是更加强调“和协共生”的理念。除此之外，也另有醉心于“平等”乃至“均平”原则的，不过这派主张易导致“仇富”心态乃至“吃大锅饭”的习气，未必适合我们这样一个正在力争经济迅速“腾飞”的社会需求，故唱高调者多而付诸践行者少，现阶段恐难以形成气候。至于两种主流意见之中，我个人似更倾向于后者，但也并不抹杀前者。“独立自主”原是构建现代文明的基本精神准则，否定了人的主体性，就谈不上建立市场经济，谈不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谈不上各种创新发展，当然更谈不上“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所以自主性是不容轻易消解的。但“自主”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尤其在当今世界矛盾丛生的境况下，人人都要自作主张，要以自己的利益诉求放在首位，各群体、各地区、各民族亦皆如此的话，则天下争斗，自无宁时，人类的自我毁灭也就指日可待了。为此需要提倡“和协共生”，在“和”的大前提下来营造生气蓬勃、共同发展的良好态势，这才是对人类命运的真切关怀。我之所以在哲思、审美以至社会、文化诸方面问题的探讨中常要引证我们先人的教言，就因为中华民族传统思想的精义多集中体现在这个“和”字上，发扬民族精华并予传统以创造性转化，足以补正西方近现代文明片面突出个人自由与个体自主的缺失，将大有利于推进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当然，“和协共生”也并不截然排斥人的独立自主，相反，真正的协作需要建立在其共事者都具有一定自主性的基础之上，需要有各分子内在的自立互动与相容相切的关系来营造“和而不同”、“和实生物”的勃勃生机，而若缺失这一内在机制，那就变成了“铁板一块”，成为专制主义的“大一统”，也根本谈不上让“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了。
然则，“和协共生”的主张是否具有切实的可行性呢？答曰：很难。有如上述，我们民族的思想传统历来是崇尚“和”的精神的，但两千多年有关“礼之用，和为贵”的宣讲，一多半是成就了专制主义皇权以至家族权力的统治，并未能打造出真正的“和谐社会”。西方近现代文明固然重在个体自立，而亦有民主、法治、社群互动乃至基督信仰来营造各种协调关系，却仍难以缓解种族歧视、阶级对立、党派纷争乃至性别纠葛诸种社会矛盾。甚至像苏联十月革命后建立起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形态，也依然孕生出新的官僚特权阶层高踞于人民大众之上。这是否意味着“和协”的理念只能归之于“乌托邦”呢？则又不然。人总是生活在与自然、与社会、与他人他物共处共融的环境中的，这一割不断的联系恰是“和协”理念得以生成的土壤。但每个具体的人又都是以其活生生的个体生命为实际存在方式的，于是捍卫和发展个人权益经常构成其本能的需求，与周遭人事乃至外在世界的协调则多被置诸脑后，甚或淡出整个视野之外，这便是“和协共生”之难以得到贯彻实行的缘由。不过也正基于此，“和协”才被一些人士奉为规范甚至当作理想而予以大力弘扬，其目的即在于唤醒个体的人认知自己的本根，以重新回归于整全世界之中。为此，如何准确地把握这一理念，以及如何为营构“和协共生”局面而创造各种合适条件，便常成为萦绕我心头且挥之不去的“情结”。我之所以常要轶出自己的专业范围去涉足不同领域的知识，且不揣浅陋地将一些想法付诸文字以供批判与商讨，盖缘于此，这也算是对“余思”之“思”的一种交代吧！
“思”尽于此，交代也尽于此，该收笔了。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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