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18年春 28）_李维屏编_9787544651783

　　《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18年春 28）》本期人物：
　　虞建华，1950年出生，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教授，1991年获英国东英格兰大学博士学位，1996年起担任博士生导师。学术职务包括：教育部英语专业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英语文学研究分会副会长，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以及《外国语》、《中南大学学报》（社科版）、《译林》等出版物编委。曾获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人文学科研究金、美国富布莱特高级访问学者奖学金、香港中英友好奖学金及国务院人事部“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教育部“全国优秀教师”等荣誉。主持国家社科重点项目一项，一般项目一项，省部级项目四项。著有《20部美国小说名著评析》（1989年）、《新西兰文学史》（1994年第一版出版，2015年修订版出版）、《美国文学的第二次繁荣》（2004年）、《杰克·伦敦研究》（2009年）、《英语短篇小说教程》（2010年）、《美国文学大辞典》（2015年）等，其中，《新西兰文学史》获得“教育部优秀学术专著奖”，《英语短篇小说教程》被评为“教育部精品教材”，《美国文学大辞典》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另有译著《五号屠场》（2008年）等五部；在《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研究》《外国文学》《外国语》《中国翻译》等刊物上发表论文50余篇。

　　2011年，以色列学者尤瓦尔·诺亚·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出版《人类简史》（Sapiens：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一书，聚焦“智人”（Homosapiens）的演化史，新人耳目，令读书界瞩目。该书认为，大约7万年前，智人——我们现代人的祖先——开始掌握了虚构故事的本领，或者说，学会了“八卦”，从而引发了一场人类演化史上的“认知革命”（cognitiver evolution）。尽管赫拉利的观点不乏争议，但我们不难推断，人类在大脑具备创造性想象和虚构故事的革命性功能后，肯定创造出了脑力劳动的重要产品——文学。只不过在文字或书写符号产生之前，人类创作的文学自然是“口头文学”，是书面文学出现之前的“脑文本文学”。在本期访谈中，聂珍钊教授将“口头文学”界定为没有本体存在的经由口头表达和流传的文学，是作为“脑文本”存在的文学。他从人的起源和文学的起源重新认识和理解文学，或者说，从“脑文本”和“脑文本文学”的角度重新回答文学起源与文学定义的问题，充分展示了新时代中国学者的学术创新精神。
　　学术创新源自学术自信。几年前，国内有学者提出一个引人瞩目的原创性理论命题，即“强制阐释论”，用批判性的眼光重新审视当代西方文论。“强制阐释论”旨在批判对文本和文学作符合论者主观意图和结论的阐释，反对“场外征用”，即反对在文学研究中征用文学领域之外的其他学科理论并强制性移植到文论场内。其实，文学研究总要与其他学科或学科场域产生错综复杂的重叠或交叉关系，几乎很难局限于纯粹的、封闭的文学场域而“独善其身”。“场”作为这一前沿理论中的关键概念，其本身就是对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场域”（field）理论有意无意的“征用”。如果从源头上看，“场域”这一概念又发轫于19世纪中叶的现代物理学。英国文艺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在《文学理论引论》（Literary Theory：An Introduction，1983）一书中指出，“文论”（literary theory）不仅仅来源于文学，也不单单适用于文学。
　　学科边界大都是人为建构的，现代学术分工造就了越来越多、越来越细的学科畛域。钱锺书先生曾经提出过三个“打通”：打通古今，打通中外，打通文史哲，其目的在于克服文学研究中的时空闭塞与学科关门主义。这也是当下跨学科研究方兴未艾的重要理据。本期《论丛》开设“文学与经济学”栏目，所刊登的5篇论文借鉴英美近年来兴起的“新经济批评”（New Economic Criticism），探讨文学的社会经济问题，涵盖经济发展史、商业伦理、出版经济与阅读伦理、文学出版中的资本力量、忧郁的经济学根源等命题，是国内英美文学跨学科研究的新尝试。在市场经济带来的消费主义浪潮中，在当代跨国资本的全球化进程中，英美文学研究中的“新经济批评”肯定会有用武之地的。
　　由于文学经典无一不是内涵深厚或包罗万象的，文学研究自然不可能定于一法，也不会囿于“场内”而自缚手脚。即便是英美新批评（NewCriticism）所主张的“内部研究”实际上也无法排斥文学场外因素的渗透。“纯文学地去研究”只能是“纯粹主义者”的一厢情愿。本期《论丛》中的多数文章是对英美经典作家与作品的研究，其中的政治、经济、阶级、族裔、性别、空间、文化等研究视角既内在于文学场域之中，又与其他场域存在密切关联；既有着各自的立论基石与理论指归，又不乏丰富的文学旨趣与批评意蕴。“场内”与“场外”都是相对的，界限常常是模糊的。优秀的研究成果都是立足于“场内”、不拒斥“场外”并在特定层面对相关学术命题做出的新理解、新认知与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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