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暇变现如何占海量碎片时间伊桑图西著_Ethan，Tussey 著_9787521709070

在排队等待或者通勤的时候，我们会拿出手机。就像电视改变了我们对客厅的看法一样，移动设备也占据了我们日常生活的闲暇时间。佐治亚州立大学的伊桑·图西教授认为，这些闲暇时间创造了一种碎片时间经济，商家可以通过创造产品、应用程序、平台、订阅服务、微支付和互动的机会，利用大众的注意力来盈利。
随着商家将我们的闲暇时间商品化，移动设备成为促销、品宣和分销的重要工具，消费者也将移动设备作为浏览公共和私人空间的一种手段。移动设备在利用我们的碎片时间为商家创收的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控制感和连接感。这些设备不仅改变了我们使用和规划时间的方式，还改变了我们与他人互动的方式，改变了我们对空间关系的看法。
通过探索碎片时间经济的四个主要场景：工作场所、通勤途中、等候室内和“互联”的客厅，伊桑·图西阐明了娱乐产业和数字赋能公众之间的关系。

引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工厂主们认识到了工业心理学的发展趋势，所以不惜花费大量时间，希望找到能够提高工人工作效率的音乐。 1937年，英国工业健康研究学会（Industrial Health Research Board of Great Britain）展开了一项调查，探究生产糖果的工人的工作效率和六种不同类型、不同节奏的音乐之间有何关系。众所周知，重复的工厂作业会让人厌倦，导致工作拖延，研究人员希望找到能够抑制这类情况发生的音乐。研究结果显示，在一个工作周期内，工人对持续时间在 1~2 个小时的“熟悉”且“简单”的舞曲有反应。这项研究以及类似的研究促使雇主、政府以及公司开始创作能提高工人生产效率的乐曲。
几年后，半导体收音机的出现让每个人都能借助音乐改变身处的环境。显然，音乐对工作场所有积极的影响，但如何保证人们听的均是那种“适宜”的、可以让生产效率最大化的音乐呢？ 1965 年，一篇《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社论描述了现代技术给城市带来的各种噪声以及干扰，狠狠地批判了那些“沉溺于聒噪不已的半导体不能自拔”的“废柴”。移动设备，无论是半导体收音机还是智能手机，都会暴露个人意愿，威胁体制的秩序，因为它们在公共场合赋予了个人支配权。尽管有这种潜在的弊端，但人们还是设法将智能手机带入了工作。
随着联网移动设备数量的激增，半导体收音机引发的争议进一步扩大，2013 年，《广告时代》（Advertising Age）的一篇报道表明，人们花在个人移动设备上的时间比其他媒体显示屏上的时间都多。报道显示，人们经常用个人移动设备发短信、发邮件、浏览网页、打电话、听音乐、下载 App（手机软件）玩游戏、查询路线、“打卡”（分享自己的位置信息）等。这些设备在日常生活中的中心地位让人担忧，技术可能会使人更加孤独，限制人的发展，缩短注意力时长，人们在表达、记忆以及亲密度等方面的能力也会下降。这些担忧主要集中在移动技术的设计功能以及花在各种设备的时间上。多数人在描述这些移动设备的使用情况时，往往对设备的使用场合避而不谈。而诸如尼克·库尔德里（Nick Couldry）以及安娜·麦卡锡（Anna McCarthy）这样的传媒学者则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要理解传媒技术，必须结合相应的使用场景。2015 年，皮尤研究中心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显示，智能手机最常用的五个地方分别是“在家”（99%）、“在途中”（82%）、“在工作时”（69%）、“在排队时”（53%）以及“在社交场所时”（51%）。在智能设备上花费时间看似无益，但是考虑到其在上述各场合中对既有行为的改进，却也无可厚非。
尽管现代技术让人们能更好地掌控所处的环境，但它同时也让广告公司和传媒公司进一步了解我们日常的生活习惯。传媒公司试图利用我们在具体场合中使用移动设备的习惯和行为，传媒史学家威廉姆·博迪（William Boddy）解释说：“所有新型通信技术的商业运作一般都会包含，公众反复表达其对新产品在家庭内的使用情况的质疑和自利性幻想，以及新技术的媒介这一富有争议的本体和其社交功能这一思想基础。”这种“反复”和对话的过程要经历五个阶段：“技术发明”“文化创新”“法律法规”“经济分配”“社会主流”。博迪的描述为借由文化想象追溯移动设备的发展历程提供了框架，移动设备现在正处于“经济分配”阶段，传媒业和有创造力的企业家想为这种刚刚起步的技术开发长期的商业模式。根据博迪的理论，一旦一个切实可行的商业模式建立，它就能左右未来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习惯。
我把努力利用移动用户的碎片时间来创收的行为称为碎片时间经济。本书通过研究移动设备的历史、行业以及空间背景来揭示碎片时间经济。碎片时间经济的出现早于移动设备，但是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的激增让商业利益大幅增加。碎片时间不同于闲暇时间，就闲暇时间而言，生产者可以大胆假设消费者是在舒适的家中、戏院中，或一个特定的地点寻欢作乐。它也不同于工作时间，因为在工作时间，人们拿起自己的手机是为了完成某项工作任务。它并非“干扰经济”（distraction economy），因为人们主动选择用手机帮助自己在各种环境中随机应变。很多企业会提供针对闲暇以及工作时间的产品和服务，但是多亏了移动设备，传媒公司现在瞄准了碎片时间，想方设法帮我们消磨时光。碎片时间经济背景下的消费者，大多数可以接受他人利用其移动习惯赚钱，因为作为交换，他们获得了享受文化、信息、娱乐以及游戏的工具，让他们得以在各种社交场合中应对自如，也让他们利用移动设备进行对话交流的效果更佳。
传媒公司、设备生产商以及软件开发商均参与了碎片时间的商业化进程，它们就人们对移动传媒使用达成了共识，即优先考虑最活跃、碎片时间创收能力最强的用户的行为和习惯。传媒公司忙着开发传播策略和平台，比如针对网飞（Netflix）、 YouTube Red（油管的会员服务）以及 HBO Go（美国有线电视网的电视服务）的移动应用，吸引用户订阅其服务，用流媒体视频来填充人们的碎片时间。营销人员收集采纳各种策略，通过 Snapchat 的“透镜”（lense）、表情包键盘（emoji keyboards）以及 GIF（动态图片）生成器把品牌融入那些会大力宣传其产品的用户的社交。社交媒体平台，如脸书和推特推出了类似新闻流（News Feed）和动态消息（Moments）等界面来简化移动设备导航，让人们在白天的休息时间以及与朋友交流时更容易看到广告。苹果和三星在自家的移动设备上开发各种硬件和软件，比如开发后台音频播放功能，确保人们在碎片时间里开展多项任务时，仍可以使用其 Apple Music（苹果音乐）、 Spotify（声田）或 Tidal 等音乐订阅服务。无论是借助内容、市场营销，还是设计功能，传媒公司关注的始终是那些最愿意接受订阅服务、微支付，以及宣传推广的移动用户的使用习惯，利用他们的碎片时间来获取收益。
行业研究 + 特定场域分析 + 软件研究
研究碎片时间经济需要了解人们在特定场合中如何使用移动设备。琳恩·斯皮格尔和安娜·麦卡锡向我们展示了在特定场合中分析传媒技术的方法。两位学者所发表的研究，分别从传媒公司的战略、传媒技术的能力，以及人们在特定场合使用媒体的情况等多方面来定义媒体。麦卡锡所提倡的特定场域的方法为学者理解空间变化如何影响公众接受度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斯皮格尔也一样，将空间关系（politics of space）当作记录驯化（domestication）新兴技术的一面透镜，她的分析结合了行业出版物以及大众传媒文章中的话语分析。本书依据这些方法，通过调查创造工作场所、通勤途中、等候室内以及“互联”的客厅这四种独特空间的体制逻辑背后的技巧、规则、程序等来定义碎片时间经济。此外，基于对特定场域的人种学分析和场域内的用户生成内容等数据，本书的每一章均提供了用户在这些空间内的活动记录。
本书所呈现的特定场域研究，同时结合了对软件与硬件的分析，正是这些软件和硬件造就了碎片时间经济。新媒体理论这一领域的研究传统，解释了某些技术可供性如何影响使用习惯和消费者与制作者之间权力关系的建立。移动传媒设备的技术可供性取决于数字技术的根本，第一，使交流成为可能的基础设施；第二，成就用户体验的软件；第三，人们手中所持的硬件。新媒体学者，比如亚历山大·加洛韦（Alexander Galloway）和列夫·马诺维奇（Lev Manovich）认为，代码和数字技术语言本身就存在意识形态上的限制，导致数据库的逻辑、定制化以及个性化方面对某些用户更有利。其他人，比如约柴·本克勒（Yochai Benkler）和皮埃尔·莱维（Pierre Levy）认为，去中心化的数字通信网络有利于民主和合作，动摇了传统传媒公司的经济地位。在硬件之外，软件这一层面为获得和传播思想与看法提供了一个框架。伊恩·博戈斯特（Ian Bogost）和乔斯·范·迪杰克（Jose Van Dijck）的学术研究指出了软件如何成就了移动设备的某些用途，并描述了这些用途对应的理念。 37用通俗的话来解释就是，这些新媒体理论有些技术决定论的倾向。若能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上，加入基于环境的经济力量分析，我们对碎片时间经济的描述会更加细致入微。
此外，每一章都有对媒体行业的分析，这些行业推出了针对碎片时间经济的内容和服务。在传媒行业研究这一领域的基础上，本书各章节探究了行业贸易对话、分销合同以及制作文化等，从中可以看出创作者是如何理解移动端的受众及其移动“时段”的。阿莉莎·佩伦（Alisa Perren）、詹妮弗·霍尔特（Jennifer Holt）、维姬·迈耶（Vicki Mayer）和约翰·T.考德威尔（John T. Caldwell）等均在其作品中定义了传媒行业研究，书中认为观察传媒行业内自我指涉（self-reflexive）型的对话有助于人们了解这一创作过程以及对传媒消费者的假设。采用这些方法需要话语分析、技术行业展示分析，并理解商业模式，了解内容制作、传播及展示所面临的挑战。因此，本书的研究结合了行业出版物以及对关注碎片时间经济的传媒从业人员的采访。了解传媒行业的文化以后，我们会明白哪些移动技术的可供性是可以培养和采纳的，哪些是被削弱了的。采用传媒行业的方法十分重要，因为多亏了数字技术，制作人正处在与观众关系的变革期。随着传媒公司逐步理解移动端的受众，它们为自己与观众的互动设定了参数和期待值，利用传媒行业的方法研究碎片时间经济，让我们认识到传媒公司是如何逐步理解移动端的受众的。
通过这些研究方法，本书认为移动传媒设备正处于一场权力拉锯战的前沿，一边是被数字化赋能的观众，另一边则是想要利用在线行为并从中谋取商业利益的传媒巨头。说到新兴的线上娱乐市场，学者分为两派：一派认为，这是观众从传统的发行商那里抢夺控制权的机会；另一派认为，这是国际巨头在殖民移动屏幕，让用户产生一种被赋能的错觉。争论的关键在于，在互联网推动全球文化和信息流动的同时，究竟谁能从中受益？诸如约柴·本克勒等学者将数字技术的离散本质和线上互动特有的合作文化看作数字技术将要推动形成由下而上的“民间”文化的标志，虽然有些体制影响让其他大众传媒拥有绝对控制权，但数字技术却得以免受荼毒。而另一些学者，像曼纽尔·卡斯泰尔（Manuel Castells），则从经济现实的角度出发探讨数字技术，并总结说，互联网文化其实是在催生新自由主义的准则，最终还是让媒体巨头受惠。
在公共场合使用移动设备是检验一种新技术的政治潜力的理想途径，在公共场合的移动设备使用情况是指人们利用技术，借由碎片时间经济推出的产品和服务，跨越个人与公共的鸿沟。我不接受把文化研究与政治经济分析两相剥离的二元对立论，相反，我赞成在特定场合中结合对传媒行业的宏观分析和对文化对象的微观分析这种空间分析方法。碎片时间经济让我们看到了受众和行业之间的冲突，前者希望对内容拥有更多掌控力，而后者却在试图限制观众的控制权，以维持或建立收入流。这些磋商中的摩擦对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文化有重要影响。通过分析这些问题，比如获取移动设备上的内容的途径或流媒体视频剪辑的质量，可以看出传媒行业在试图将数字娱乐融入其现有的媒体运营过程中面临的挑战。通过分析移动传媒受众、娱乐电影公司、数字传播部门、电视制作人和网络公司，我们得以理解在线传媒文化的制作和消费情况。本书的研究表明，某些受众和行业对我们理解移动传媒文化的影响较大，但是移动传媒文化的意义一直在变，因为碎片时间经济的技术和业务也在不断变化。
在后续的章节中，特定场域分析主要关注个人和公共生活的中间地带，理论家马克·奥热（Marc Auge??）把这些空间称为“非空间”（nonplace），称其是理解现代身份认同十分重要的场所。依照奥热的理论，当今的全球公民只有在这些非空间中才觉得最自在，因为无论我们身处世界何地，这些地方给我们的感觉都差不多。阿德里安娜·德·苏扎·席尔瓦（Adriana de Souza e Silva）认为，在这些非空间中使用移动设备使之成为一个“混合空间”（hybrid space），既是虚拟的，又是有形的。麦肯齐·沃克（Mackenzie Wark）提出的“跨越时空的感知”（telethesia）的理念就更加抽象了，他认为我们的方位感被媒介在全球的流动传播中和了，因此，那些非空间只因人们在其中使用媒介内容才变得具体起来。比如，声音研究学者迈克尔·布尔（Michael Bull）指出，人们使用移动设备的同时就是在赋予这些非空间意义，因为有个性化的播放清单，人们可以把一个“冷冰冰的”非空间，变成一个熟悉的“有温情的地方”。此类理论一致认为，在移动传媒时代，设备定义了人们的空间体验。确实如此，在日益国际化的世界，移动传媒设备可能是帮助一个人有条不紊地生活并赋予空间秩序的关键技术。
在工作场所、通勤途中、等候室内、“互联”的客厅中上演的碎片时间经济
本书每章都提供了一个例子，讲述碎片时间经济如何构建某一特定的临界空间，同时辅以观众如何使用其移动设备参与构建的例子。这些空间关系对娱乐公司至关重要，后者把移动设备当作商业和营销的关键。能够顺应空间关系的跨媒体制作（media franchises）对受众来说会更加有用，也因此会更加成功。
基于各个章节的讨论，本书最终得出结论，碎片时间经济对物联网的发展至关重要。物联网是指，在未来，电脑技术会让日常的事物互相关联，提高效率和生产力。在这个过程中，传媒公司将进一步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知识产权主体会发现跨媒体平台管理品牌营销的新方式。本书中的种种论证对这种效率论述提出了警示，碎片时间经济会在普适计算的时代继续发展，这意味着想要把互联技术融入日常生活需要理解人们在特定的场合中如何表现。结论部分通过分析《精灵宝可梦 Go》、 Snapchat 以及三星的智能电器等，最终将碎片时间经济的原理应用于物联网的理论。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所表达的观点对这一论断十分重要，即聚合时代的主要危险是“参与鸿沟”（participation gap）。碎片时间经济让那些知道如何让移动设备为己所用的人拥有特权，也就是说，那些理解如何调整手机设置、隐私控制，以及推送通知的人最能掌控技术。而那些不太会调控自己设备的人将面临的物联网则是这样的：其在数字互联的世界中的生活体验会趋于自动化。碎片时间经济下的“参与鸿沟”的演变会对未来互联网和娱乐业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闲暇变现》从媒体行业分析、文化分析、电视分析以及新媒体分析理论的角度对移动传媒文化展开了分析，通过这些视角，我认为，使用的场合对理解移动传媒设备和其相应的文化至关重要。通过在多个案例研究中强调社交场合和媒体的使用，本书批判了过分简化移动技术的看法。本书自始至终都在展示移动传媒技术如何与现有的受众行为相辅相成，本书同时展示了移动传媒技术这一文化产物的发展历史。各章均是在文化研究和媒体研究领域的已有传统和已接受理论的基础上延伸，最终阐释出，与其说移动技术意味着革命，倒不如说它是人类在日常生活中创造性地使用文化的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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