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莫教春风容易别
夕阳如金，又送春光。曲径通幽，亭台疏朗。有人临风持酒，似在邀约，似在等候。但不知道，他在邀约什么；也不知道，他是否终于等来。时而抚栏凝思，静听燕语；时而漫步小径，检视落英。而与这些动作相呼应的，是他眉目间神情的变化：时而闪过喜悦，时而微露忧色，时而忧喜交集，时而超逸淡然。当夕阳的余晖为一段时光、为一个时代画上句号，那人亦收拾起一生的感慨与情怀，在逐渐深浓的暮霭里消失了踪影。回顾亭台，燕语犹在；却看小径，暗香依稀。将燕语谱入宫商，以暗香添作咏叹，《浣溪沙》的韵调如珠落玉盘般响起。“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这是那人所写的一首新词。也正是随着这曲《浣溪沙》的登场，《宋时明月寄春风》的第二卷就此展开了画轴。
先说一件与“一曲新词酒一杯”的作者晏殊相关的逸事吧！这则逸事，出自宋代笔记小说《青箱杂记》：“晏元献公虽起田里，而文章富贵，出于天然。尝览李庆孙《富贵曲》云：‘轴装曲谱金书字，树记花名玉篆牌。’公曰：‘此乃乞儿相，未尝谙富贵者。’故公每吟咏富贵，不言金玉锦绣，而惟说其气象。若‘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之类是也。故公自以此句语人曰：‘穷儿家有这景致也无？’”
“元献”为晏殊的谥号。《青箱杂记》说他出身不高，按我们当下的话说，是穷山窝里飞出的凤凰男。但人家腹有诗书气自华，写起文章来，即使是司空见惯的风流富贵，一旦出自他的口，立即化腐朽为神奇，极能彰显格调高雅。有一次，晏殊读到李庆孙的《富贵曲》，其中的“名句”为“轴装曲谱金书字，树记花名玉篆牌”，读后不觉失笑。金字谱、玉篆牌，这就是所谓的大富大贵？非也。在晏殊看来，这是乞丐所梦想的富贵，从内到外透出一股低俗之味。那么，在晏殊笔下，真正的富贵该如何呈现呢？不用堆砌字句，只从气象上入手，便有别致动人之处。晏殊以自己所作的诗词举例说，像‘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之类，那贫寒穷苦之家哪有这样的景致呢？即便有这样的景致，也无与景致相配的心情吧？“富贵”一语，要不着痕迹地浅酌缓吟方有意趣。对风花雪月的鉴赏，最能衡量一个人的消费品位之高低。像李庆孙那般沿街叫卖似的搬弄“金玉”字样，那不叫富贵，而是“壕”无人性。
晏殊的词集名为《珠玉集》，其名一如其词，落落大方、娴雅端丽，这也是晏殊本人留给后世的印象，身为太平宰相，晏殊的情感是含蓄而又克制的，“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晏殊最拿手的，是对于闲愁的抒写。“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双燕欲归时节，银屏昨夜微寒。”“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可太平宰相并非总有太平相随，晏殊的人生中也有那么一些风云动荡的章节。“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他也曾深怀忧患意识，胸中的孤独无可排遣。“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以政治家的灵敏，还有什么比预见盛世将衰却无力阻止而更感沉痛？“劝君莫作独醒人，烂醉花间应有数。”这在《珠玉词》中，绝对也是异数，是极不协和的不祥之音。“数年来往咸京道，残杯冷炙谩消魂。衷肠事、托何人。若有知音见采，不辞遍唱阳春。一曲当筵落泪，重掩罗巾。”身居相位，却以卖唱为生的天涯歌女自拟。从政生涯有如乞食四方，虽殚精竭虑，所得的回报不过是“残杯冷炙”。半生操劳却无知音慰藉，枉自唱遍阳春白雪之曲，只落得“当筵落泪，重掩罗巾”。千古凄凉的结局，又何曾饶过这位气质品位皆为一流的风流富贵宰相？
本书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是欧阳修。欧阳修官至参知政事，相当于副相。若以品级地位而言，比晏殊略有所逊。若以政治影响而言，后世多以欧公为直谏敢言的一代名臣，比起位高权重而无甚作为的正牌宰相晏殊，人们明显要多出了一份崇敬与仰慕。至于说到这两人在词坛上的排名，则并驾齐驱，不分先后。清代冯煦曾在《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中写道：“晏同叔去五代未远，馨烈所扇，得之最先。故左宫右徵，和婉而明丽，为北宋倚声家初祖。”且又言道：“独文忠（欧阳修谥号）与元献学之既至，为之亦勤，翔双鹄于交衢，驭二龙于天路。且文忠家庐陵而元献家临川，词家遂有西江一派。”也是在清代，刘熙载曾有评论：“冯延巳词，晏同叔得其俊，欧阳永叔得其深。”晏殊字同叔，欧阳修字永叔。同叔与永叔，还真是有缘非浅。晏殊是江西临川人，欧阳修则是江西庐陵人。五代十国时，江西曾是南唐故地。而冯延巳作为南唐的宰相，其词风对于北宋的晏殊与欧阳修竟然产生了奇妙的“化学作用”。“晏同叔得其俊，欧阳永叔得其深”，这句话是说，晏殊将冯词中的俊雅之意传承了下去，而欧阳修则将冯词中的深窈之意发扬光大。
如此看来，晏、欧二人也算“师出同门”了。而除此之外，欧阳修与晏殊还有一段师生之缘。晏殊较欧阳修年长十六岁。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三十九岁的晏殊主持贡举考试，擢年方二十三岁的欧阳修为进士第一。论理，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古人最是看重师生的情分。但在晏殊与欧阳修之间，师生之情却并不融洽。宋代学者邵伯温在所著《邵氏闻见录》一书中，曾毫不含糊地写道：“晏公不喜欧阳公。”那么，欧阳公对此有无自知之明呢？
按照《邵氏闻见录》的记载，欧阳修写了封信托人带给晏殊。说自己也算是晏殊的老门生了，受师恩不可谓不深，但却少有到晏门做客的“殊荣”，也与晏殊少有书信来往。何以疏远至此呢？难道是因为晏殊嫌弃自己漂流无根，不能增辉于师门？还是因为自己孤僻愚拙、不知奉承，在自危之心的作祟下不敢对老师表达亲敬之意？
这封信可以看成欧阳修对晏殊的一种试探吧。欧阳修是个太直率的人，与老师的关系日趋淡漠，据他分析，这既有他自身的原因，也有老师的原因。但他认为老师是要负主要责任的。“足迹不及于宾阶，书问不通于执事”，私交方面几乎是全无来往了。那言外之意是：你不请我，我自然不会厚着脸皮登门；至于书信问候之类的，你既视作可有可无，我又何必自作多情呢？“执事”一词，用在这里格外刺眼。表面上是为了体现对晏殊的“尊敬”，您可是位执掌国事、一言九鼎的大人物呢！可稍稍动下脑子就会发现问题了，这师生之间，哪有这样说话的？
当晏殊读完此信，心里还能痛快下去？口授几句便命书吏撰文回复，甚至懒得亲自动手。有宾客提醒他说，欧阳修颇有文名，这样给他回信，是不是太过草率、简慢？晏殊傲然答道，他不过是我曾提携过的一名门生，我这样做，已经很给他面子了。
虽然神离，但在某些时候，师生之间也还保持貌合。庆历元年（1041年），欧阳修与他人一同去拜见晏殊。“足迹不及于宾阶”，看来这次是破例了。这天大雪纷飞，晏殊兴致极佳，在西园置酒款待来宾。席间众人作诗助兴。然而，等到欧阳修的诗篇献上来，晏殊的一腔佳兴却化成了寒灰。且看欧阳修的诗句：
主人与国共休戚，不唯喜悦得丰登。
须怜铁甲冷彻骨，四十余万屯边兵。
这是明目张胆的讽刺啊！欧阳修对晏殊举办的这个赏雪酒会来了个全盘否定。“须怜铁甲冷彻骨，四十余万屯边兵。”北宋时与西夏连年征战，边兵四十万以备烽火。在这大雪之日，可怜那些守边的将士铁甲在身、忍寒挨冻。您身为宰相，是不是应当与国同休戚啊？今日在此赏雪为乐、喜形于色，是为着瑞雪兆丰年之故吗？您有没有考虑过那些守边将士的感受？
“太过分了！”晏殊不再理会欧阳修，却对旁人说，“这种话，韩愈可也说过？昔日韩愈曾作诗讽刺宰相裴度‘园林穷胜事，钟鼓乐清时’。虽暗含讽意，毕竟温和婉转、不伤和气。不像有些人，其尖酸刻薄的本事，实已远超韩愈。这个样子胡闹，岂不是安心要与我过不去吗？”
师生虽然不睦，但在写词方面，两人不但“段位”相侔，其词风更是高度相似，有时甚至难分彼此。试以采莲词为例。
晏殊《渔家傲》云：
越女采莲江北岸，轻桡短棹随风便。人貌与花相斗艳。流水慢，时时照影看妆面。
莲叶层层张绿伞，莲房个个垂金盏。一把藕丝牵不断。红日晚，回头欲去心撩乱。
欧阳修《蝶恋花》云：
越女采莲秋水畔。窄袖轻罗，暗露双金钏。照影摘花花似面，芳心只共丝争乱。
滩头风浪晚。雾重烟轻，不见来时伴。隐隐歌声归棹远，离愁引着江南岸。
再以晏殊的名句“当时共我赏花人，点检如今无一半”为例，欧阳修亦有佳句相对“可惜明年花更好，知与谁同？”又如晏殊的“珠帘不下留归燕”，到了欧阳修那儿，则是“双燕归来细雨中”。
虽然欧公的为词态度不甚庄重，将之视为“聊佐清欢”的“薄伎”，但在词的深度与抒写范围方面，就笔者看来，欧公却要胜于晏公。词虽小道，总因身世造就。欧公生平所遇之挫折远要多于晏公，这或者是成就其深雅之美的一大因素。同为士大夫之词，如果说晏公是颇得娴雅之味，欧公则是富含深雅之髓。当然，受到当时社会大环境、大风向的影响，欧公也有轻艳俚俗之作，但本书所选，却是以能体现其深雅意旨为主，至于浮词俚词，则“可以休矣”。欧阳修十首《采桑子》，堪称颍州西湖之绝唱。
画船载酒西湖好，一片笙歌醉里归。醉翁呵醉翁，你既惋惜“游人日暮相将去”“直到城头总是花”。还没有赏够西湖的百态千姿、亿万风情，怎么可以偃旗息鼓、携醉而去？何不改作：“画船载酒西湖好，一片笙歌醉忘归？”你曾誓说“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只可惜，当洛城凋尽最后一朵天香国色，仍然不得不与春光道别。别急着道别，别急着道别。趁这柳烟深、芳时浓，珍重人间词，寄语天上月。且共从容倾杯乐，莫教春风容易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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