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小书唐五代两宋词史稿（精）_郑振铎著_9787200152418

20世纪30年代，郑振铎着意于撰著《中国文学史》，本书即其中关于“词”的一部分，曾于1930年单行出版，之后即无嗣响，作者本人似亦不复记忆，故尘埋至今。全书共五章：一、词的起源，二、五代文学，三、敦煌的俗文学，四、北宋词人，五、南宋词人，另有简短的“后记”一篇，从中可略窥作者对撰著《中国文学史》工作的构想。本书内容简洁，文笔平易，但在评骘词家、词作方面又别具只眼，确有前人所未及、后人所不到之处。

导言（节选）
陈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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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铎在《文学大纲》中已经提出，中古时期中国诗的发展可分为两个时期，即诗（近体、律体）的时期与词的时期，并将“自五代时‘词’之一体的开始发展起，至宋元之间此种诗体之衰落为止”，称作中世“第二诗人时代”。必须指出的是，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郑振铎在《小说月报》上发表《文学大纲》的有关章节，对词史作了简明的论述后，关于这一特殊诗体的发展史的研究，几年来一直没有什么进展。在本书之前出版的其他各种文学史中，虽然也提到了词，但都很简略。曾在报上指出《文学大纲》几处小误，并称也对宋词研究深有兴趣的胡云翼，在一九二六年出版了专著《宋词研究》，书中明确说明：“本书行世前，尚无此类专著”。胡氏此书约十万来字，除了通论部分外，主要是作家评传。胡氏此书有一定学术价值，但作为通论、评传尚可，却显然不是一本“词史”。因为它主要是鉴赏、评述性质，而缺少历史观念。要论“词史”的话，我们其实不能不推郑振铎《中国文学史（中世卷第三篇上）》为正式出版的第一本。在郑著此书问世后，有关词史的专著才开始多了起来，如一九三一年出版了刘毓盘的《词史》,王易的《词曲史》，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其第三册专论词与曲），一九三三年出版了胡云翼的《中国词史略》《中国词史大纲》、郑宾于的《中国文学流变史》（其下册专谈词），等等。但是，从史料的丰富性与立论的正确性等方面看，一九三○年代出版的一些词史似均未能超过郑振铎这本书。
此书约有十七万字，其中专论词的部分有十四万字。（而《文学大纲》有关词的部分的文字，不及这一字数的十分之一。）本书论及词作者近二百名，引录词作约三百七十首，即使将这些词作单独抽出作为一本“词选”，也是相当丰富的了。由此可见本书的内容是相当详赡的。而在见解上，书中更有不少独创。
例如，关于词的来源，《文学大纲》未及论述，本书则认为有“两个大来源”，即“胡夷之曲”与“里巷之曲”，一个是西域来的，一个是取之民间的。作者不同意历来认为词是“诗余”的说法，也不同意词是“古乐府的末造”的说法，认为这些说法“是完全违背了文体的生长与演变之原则的”，也是不符合史实的。他指出：“词自有它的来历、它的发源、它的生命。”“它不是旧诗体的借尸还魂，也不是旧诗体的枯杨生稊，更不是旧诗体的改头换面。新诗体是一种崭新的东西。”它新就新在敢于大胆摄取域外文学与民间文学的养料，因此就“与五七言诗大异其面目与性质”。关于中国文学接受外来影响与民间养料的问题，是当时的很多研究者所讳言或忽视的。郑振铎强调指出这些，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很有意义。本书第一章《词的启源》先在《小说月报》上发表时，著名词学家、郑振铎的小学同学夏承焘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关于词的发展，书中认为大致可分为四期。一是胚胎期，即“引入了胡夷里巷之曲而融冶为己有”的时期，这时的词是有曲而未必有辞的。二是形成期，即“利用了胡夷里巷之曲以及皇族豪家的创制，作为新词”的时期，“曲旧而词则新创”。三是创作期，即词作家“进一步而自创新调，以谱自作的新词，不欲常常袭用旧调旧曲”，这时的曲与词（辞）有一部分均是新创的。四是模拟期，即作家“只知墨守旧规，依腔填词，因无别创新调之能力，也少另辟蹊径的野心”，“词的活动时代已经过去了”。他认为唐初至开元天宝时为词史发展的第一期，开元天宝至唐末为第二期，五代至南宋末为第三期，元初至清末为第四期。这是发前人未发的见解，与鲁迅后来关于词从兴起到衰落的宏观见解,在精神上颇为一致。郑振铎不仅从宏观上将词史分为四个发展期，在具体分析时他又将北宋词的发展与南宋词的发展分别分为三个阶段。他认为北宋词经历了从清隽健朴，到奔放雄奇，到循规蹈矩这样三个阶段；南宋词则经历了奔放，改进，凝固（雅正）这样三个阶段。他指出，这些变化跟词这一文体本身的发展规律、文人在其间所起的作用等有关；而且也跟当时的社会、政治情况有关。例如，南宋词第二阶段以后渐趋僵化，就因为这时它“不仅与民众绝缘，也且与妓女阶级绝缘”，成为“差不多已不是民间所能了解的东西了”；这时的词失去豪迈的气概，也是当时统治阶级“升平已久”“晏安享乐”的社会现象的反映。郑振铎的这些分析与见解，体现了卓越的史识，已可略见唯物史观的星星光芒了。
书中通过独立思考，对胡适有关学术观点作了争鸣。例如，胡适据《杜阳杂编》，以为《菩萨蛮》调出于大中初，因此断定相传为李白所作的《菩萨蛮》决非真品。但郑振铎指出，《菩萨蛮》一调实已见诸《教坊记》，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亦提到开元时即有此调，因此李白当然有填写此词的可能。虽然，这到底是不是李白所作，至今尚无定论，郑振铎也没有绝对肯定；但他强调指出不能用孤证来推翻一切他证，这显然比胡适要慎重得多。胡适还认为五代的词都是无题的，因为其内容都很简单，不是相思便是离别，不是绮语便是醉歌，所以用不着什么标题。郑振铎不同意这种皮相的看法，指出：“花间词人的作品，诚多咏离情闺思之作。然离情闺思之作，原是一切抒情诗中最多的东西，不独花间词为然。且这一期中，也不完全是离情闺思、宴席歌曲之作。”那么，为什么“无题”呢？他认为，这是词创作初期的一种现象，“大多数的词牌名，已是它们的题目了，它们的内容也和词牌名往往是相合的，所以更无需乎另立什么题目。”例如，当时《更漏子》写的便大多与更漏声有关，《杨柳枝》便与杨柳有关，《天仙子》便与仙女有关，等等。发展了一段时间后，词的内容与词牌不大切合了，但尚未完全离开词牌所含的意思，例如《渔父》，填词者未必直接歌咏渔家生活，但仍含有该词牌原有的鄙薄功名、甘隐江湖的意味。再发展到后来，内容与词牌没有必然的联系了，这时才必须另外再有一个题目。郑振铎的这些论述，显微烛隐，无疑比胡适高出一筹。
在具体作家作品分析评论中，书中也时有新见。例如，关于王安石在宋词史上的地位，前人均无特别的好评，郑振铎在《文学大纲》中也不过附带一说而已。但此书中不仅肯定他在政治上变法图强的精神，而且认为他正因为有这种精神，其词“宜乎气格与别的词人们不同”，盛赞其“脱尽了《花间》的习气，推翻尽了温、韦的格调、遗规，另有一种桀傲不群的气韵”，“无论在格式上，在情调上”，都“大胆无忌的排斥尽旧日的束缚”。因此，郑振铎认为，王安石在词史上的地位是“为苏、辛作先驱，为第二期的词的黄金时代作先驱”。这是非常独到的创见，郑振铎自己也指出，这是“很少人注意及之”的。书中对柳永的词作了十分细致的艺术分析，并将其与《花间集》作了艺术上的比较，指出《花间集》的风格在于“不尽”，“有余韵”；而柳永则在于“尽”，在于“铺叙展衍，备足无余”。他认为这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境界，不好随便评其优劣；“但这第二种的境界，却是耆卿（柳永）所始创的，却是北宋词的黄金时代的特色，却是北宋词的黄金期作品之所以有异于五代词，有异于第一期作品的地方。所以五代及北宋初期的词，其特点全在含蓄二字，其词不得不短隽；北宋第二期的词，其特点全在奔放二字，其词不得不铺叙展衍，成为长篇大作。当时虽有几个以短隽之作见长的作家，然大多数的词人，则皆趋于奔放之一途而莫能自止。这个端乃开自耆卿。”这样精辟的分析，在当时其他论著中极为少见。不仅说透了柳永词的艺术特点，而且更进一步阐明了词从前期到黄金时期转化之际艺术风格上的变化脉络，以及柳永在其间所起的作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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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述具体作品时，书中也有不少精彩见解。例如，关于《目连救母变文》，他在《文学大纲》中已简单地提及，并把它与但丁《神曲》并提，但当时他误以为它是小说；在本书中，他指出这是在中国文学作品中最早叙述周历地狱的情况的，并把它与古希腊荷马的《奥特赛》、古罗马维吉尔的《阿尼尔》、但丁的《神曲》等相比较，指出：“在中国，本土的地狱，或第二世界的情形，则古代的作家绝少提起，仅有《招魂》《大招》二文略略的说起其可怖之景色人物而已。（那里所指的并不是地狱，不过是第二世界，即灵魂所住的地方而已。）直到了佛教输入之后，于是印度的‘地狱’便整个儿的也搬入了中国。”而这以前的地狱描写还不够详细。直到这本《目连救母变文》出现，我们才知道在唐代已有了这样详细的描写。郑振铎的这一精辟分析，对读者是深有启发的。
最后必须指出，本书又是一本命运非常不幸、非常寂寞的书。出版后不久，商务印书馆就惨遭日本侵略军轰炸，它的印刷纸版和仓库里的存书就都被烧毁了。因此，本书流传于世的很少，以后也从来没有再版过。因此，读过它的人也很少，也几乎没有人评论和引用过，连现在一些专门研究和评论词史的学者也不知有此书。甚至连一九九八年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郑振铎全集》也没有收入。我曾呼吁出版社影印此书，可惜未果。我一直认为，本书是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的，即使残缺也像断臂维纳斯一样具有特殊的“残缺美”，而且重新出版还具有抗议和铭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意义。我的这些想法对“民间出版家”黄曙辉兄说了，得到他高度赞同，多方联系，终于获得北京出版社领导的支持，重印有望。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近年来重印的出版社很多，而我觉得北京出版社出的那本校勘最为认真，因此，此书由他们重印是令我非常高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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