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教育生涯的历史考察_魏兆锋_9787510868313

作为教育家和国学宗师，钱穆到底为文化倾圮、国魂飘散的中国及中国教育指出了怎样的发展道路？开出了怎样的“治病良方”？一个连中学都没有毕业的人，是怎样从家乡的中小学教坛一步步走向国际教育舞台的？其成长为教育大家和国学大师的经历能够给当下的教师尤其是中小学教师带来怎样的启示？

序言评价历史人物，我们不仅要看他的总体成就，而且还要看他的成就是在怎样的基础上与环境中取得的。就钱穆来说，他是众所公认的史学家、教育家、一代儒宗、国学大师。而回首既往，当初的钱穆不过是一名中学尚未正式毕业就因为社会动荡和家庭贫困而毅然决然开始其职业生涯的乡村小学教师。与钱穆相比，我们中的很多人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平庸。而承认自己的平庸，这自然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情，可又是占人类绝大多数的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虽然不同的人生之间很难比较，而我们又都无可争议地拥有选择平庸的权利，但是，除非你是一个玩世不恭者，作为严肃对待人生的人，有谁会满足于仅仅拥有此项消极权利？又有多少人不希望在此基础上能够积极地有所作为？单就教育而言，钱穆到底是如何从一名乡村小学教师最终成长为名闻遐迩的教育家的？他是如何从社会的最底层挣扎奋进，突破重重阻碍，最终成长为霄盖四野的栋梁之材的？他的成长经历当中到底有哪些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他在小学、中学、大学的教育经历对中国广大教师到底具有怎样的启示？正是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才有了本书的撰述与问世。本书共分六章。第一章是对钱穆早年成长和求学经历的回顾。时间跨度为 1895—1912 年。钱穆早年成长受家庭影响较大；因其成长于西学东渐日趋高涨之时期，故而其求学经历可谓新旧杂糅：既经历了私塾启蒙，又接受过近代小学与中学的洗礼。第二章是对钱穆忙碌的中小学教读生活的历史考察。时间跨度为1912—1930 年。这一时期又分为两个阶段：小学工作十年半，中学工作八年。虽然没有机会进入大学读书，但钱穆并未因此萎靡不振、随波逐流，而是恰恰相反，多舛的人生进一步激发了钱穆的斗志。钱穆一生的发展主要因为这一时期的勤奋苦读而奠定下扎实的基础。因为顾颉刚的推荐，钱穆告别中学教坛，进入大学执教。第三章是对其在国内多所大学工作经历的详细叙述。时间跨度为 1930—1949 年。正是得益于其在中小学从教时的刻苦自学，才使既没有读过大学，更没有机会出国深造的钱穆在人才济济的民国高等教育界的发展游刃有余。 1949 年是一个众所周知的特殊年份，政权的更迭致使当时很多知识分子不得不对自己下一步的命运进行思考与抉择。或留或去，而去处不外三个：台湾、香港、国外。钱穆既没有跟随国民党前往台湾，也没有前往国外，而是选择了当时作为殖民地的香港。在那里，钱穆与一群关心中国文化的知识分子一起创立了新亚书院。第四章就是对其在香港艰辛办学的细致记录。时间跨度为 1949—1967 年。第五章是对其辞职离开新亚书院、卜居台湾的晚年生活的描述。时间跨度为 1967—1990 年。在完成其晚年最重要的著作《朱子新学案》后，钱穆受聘成为台湾中国文化学院（后更名为中国文化大学）教师。即使在其告别杏坛之后，钱穆仍然退而不休、笔耕不辍。最后一章是对钱穆漫长教育生涯的总结。纵观钱穆一生，其教育生涯具有从教经验丰富、研究精神勤勉、使命意识强烈三个异常鲜明的特点。钱穆丰富的从教经验主要包括从教时间漫长与从教形式多样两个方面。其勤勉的研究精神主要体现在阅读与写作两个方面。其强烈的使命意识主要包括寻找“中国到底会不会灭亡”这一时代问题的答案及将自己找到的答案传达给自己的同胞两个层面。钱穆教育生涯的第一个特点与其所处时代有关，在今天这样一个越来越强调专业化的时代已经很难出现了。作为一名普通的教育工作者，其想要研究和承担的对象容有不同，但是，任何一个理性而又有责任感的教育工作者都不能不具备勤勉的研究精神与强烈的使命意识，这是我们应该向钱穆认真学习的两个地方。本书主要探讨钱穆的教育生涯，而教育生涯有狭、中、广三义。狭义之教育生涯仅指一个人的为师生涯。中义之教育生涯则除为师生涯之外，还包括为生生涯。为生生涯加上为师生涯，两者实际上构成了一个人的学校教育生涯。广义之教育生涯则不仅包括学校教育生涯，还包括家庭教育生涯与社会教育生涯。由前所述可知，本书第二至第五章主要叙述的是钱穆为师生涯中的故事。第六章即是对其为师生涯的总结。因此，本书主要是在狭义层面上使用教育生涯这一概念的。本书第一章主要讲述的是钱穆为生生涯中的故事。这一章的内容实际上已经逸出了狭义之教育生涯的外延。之所以这样安排，不仅仅是考虑到钱穆人生经历的完整性，更主要的是考虑到童年在一个人一生发展中的重要性。如果说“儿童乃人之父”的话，那么，不了解一个人的童年，你将很难了解他的成年。从这个角度来说，本书第一章乃后续诸章之基础，是深入理解后续各章必不可少的内容。本书的研究方法主要为叙事研究法，其写作方法则为夹叙夹议。具体到每一章，其写作方法又稍微有所不同：其中第一至第五章为“以叙为主，以议为辅”，而第六章则正好相反，乃“以议为主，以叙为辅”。而从总体上看，本书的写作特色则为“以叙为主，以议为辅”。之所以成此局面，是因为本书作者相信，故事本身就会“说话”，而读者在读完作者讲述的故事之后，也一定会拥有自己的感想。因此，在说完故事之后，作者最好保持沉默。对于不可言说的事，我们自然应该保持沉默；对于不需言说的事，我们同样应该保持沉默。但遗憾的是，本书作者并未将这一原则贯穿始终，实际上仍然忍不住说了一些话。如果说这些话有什么作用的话，那不过是给读者提供了一个与自己的感想进行比较的对象，如此而已。作为教师，几乎无人不知榜样对于学生成长的重要性。因此，在自己的工作当中，教师往往会为学生树立一些榜样，并敦促他们向那些榜样人物学习。而在此过程当中，教师们往往会忘记一个更加根本、更为重要的问题，即他们自身实际上也和他们的学生一样，同样需要榜样，甚至他们对榜样的需要更甚于其学生。为什么这样说？原因至少包括以下三条：第一，学习是终身的，不是成为教师之后就再也不用学习了。第二，教师不优秀，如何期待学生优秀？一个自甘平庸的教师，如何激励学生追求卓越？第三，教师们教导学生向榜样学习不应该仅仅只是一种口头的说教，而更应该是一种身体力行。因为教师要求学生做到的事情，自己应该首先做到。孟子曰：“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孟子在此提到了两种人：“待文王而后兴”之“凡民”与“虽无文王犹兴”的“豪杰之士”。显然，孟子更为看中的是后者。颜渊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颜渊此处所说的“有为者”，实际上是“待‘舜’而后兴者”，亦即相当于孟子所说的“待文王而后兴”之“凡民”。这样的人，在颜渊眼里是“有为者”，而在孟子眼里却只是一介“凡民”。可见，孟子道高，此一判断确非虚语。能做“虽无文王犹兴”的“豪杰之士”固然让人羡慕，而能做“待文王而后兴”之“凡民”，说是平凡，其实已经是不平凡的“有为者”了。读斯书者，如果能够因为钱穆的教育生涯而对自己的惯常的工作与生活有所反省，甚至在反省的基础上有所行动，本书作者将不胜欣幸之至！

第一章新旧交替之早年岁月第一节?七房桥钱家一、七房桥历史江苏无锡南延祥乡有一条叫作啸傲泾的小河，小河旁边坐落有一个叫作七房桥的村子。这是一个很小的江南村落，村中人大多姓钱，和中国大多数乡村一样，实为家族聚族而居。追源溯始，16 世纪后期有一位叫作钱心梅的外来户，他来到七房桥并发了财，以至于啸傲泾两岸十万亩良田都归他所有。此人后生七子，在啸傲泾上分建七宅，这就是七房的由来。钱心梅为他的七个儿子修建的七座豪华宅院骈体相连，沿啸傲泾东西一线铺开。一座宅院前后共七进，每进七开间，中为厅堂，左右各三间，以供居住。进与进之间，东西两边有厢房，也供居住。宅院两侧各有一条称作弄堂的长巷。一座宅院称作一个墙门，除此七个墙门之外，七房桥无农户，亦无商店。啸傲泾东边千步左右有一座桥，此桥即名七房桥。桥北有一个小村庄，住在村庄中的都是七房桥的仆户，世代传习婚丧嫁娶等礼节仪文。一家有事，他们都要到场。啸傲泾西边五百步左右又有一座桥，此桥称作丁家桥。桥北也有一个小村庄，叫作丁家村，住的是七房桥的乐户，世代传习昆曲锣鼓，吹拉弹唱。每一家有事，他们也都要到场。遇有喜庆之事，即在宅前大厅搭起戏台，敲锣打鼓，演唱昆曲。有时一天一夜就结束，有时甚至持续三天三夜。七房桥人自小即浸润在这种由清丽优美的昆曲和粗犷豪放的锣鼓构筑而成的音乐环境里，很多人于不知不觉之间养成了对此类乡间民乐的终身爱好。由于七房中人丁衰旺不一，虽然起初每房都分有一万亩以上良田，后来人丁兴旺的就越分越少，人丁衰减的反而能长保其富，甚至日渐增多。几代之后，七房之间的贫富差距就日益悬殊起来。贫富悬殊，一切情形也随之悬隔。老七房中富有的三房轮流成为乡间绅士，上通官府，下管附近乡里赋税差役等事。发生了争执，到绅士家裁判，则可免去进城诉讼的麻烦。七房桥全族中的事，也渐归富三房中轮为绅士的那一房主持定夺，其余四房都无权过问。七房桥全族一共有三所义庄，庄产也由富三房轮流管理，其余四房同样不得过问。七房桥祖宗置办义庄，本为子孙救灾恤贫。而当七房桥孤儿寡母真正需要救济之时，却又很难获得义庄经管人的同情。七房桥钱家素以诗书传家，对族中子孙的教育一贯非常重视。但进入清朝末年，其子弟教育也和整个社会的机体一样，病入膏肓了。族中年长的人一般只能读读“四书”，能读《诗经》、《左传》的人可谓凤毛麟角，更不要说能通“五经”了。虽然老三房富有，能请得起先生，但由于他们自身溺情安富，不求上进，其子弟学业也和其他四房差不多。因此缘故，科第功名似乎和七房桥全族绝了缘。少数贫苦者出门经商，或成为他人店铺中的伙计，或自开小店铺，获得温饱即可。大多数则不事生产，依赖数十亩、一两百亩田租生活。离七房桥西一华里左右有一个叫作鸿声里的小集市，大多数也是聚族而居的钱姓人家。旭日方升，七房桥三十岁以上的人，不论辈分，几乎都要结对赶赴鸿声里吃早点，直到中午时分才回来。午后不乏再去的人。也有中午不回，一直留到晚上才回的。在家要么养黄雀，要么养蟋蟀，春秋两季则相聚决斗取乐。有规模大到拥有五六百个蟋蟀盆以上的人。有远道而来的参赛者，也有奔赴远方的决斗者。斗黄雀、斗蟋蟀之外，冬春之交，则以放风筝为乐。风筝形状各异，大小不等。所扎风筝大的，需要八个人抬了，才能移到田野里。风筝飞上天之后，由于风筝上装有弦哨，其呼啸声响彻云霄。晚上则结挂二十几盏灯笼，光耀数里之外。四维村落，都因此羡慕七房桥。七房桥上下老幼，也以此自喜。二、书香绵延清朝光绪二十一年农历六月初九，即公元 1895 年 7 月 30 日，钱穆诞生在七房桥五世同堂之大房。其父名承沛，字季臣。钱承沛当时为钱穆取名恩鑅，因钱承沛上有一兄，钱穆与其伯父家兄弟联合排行处第四，钱承沛为钱穆取字“宾四”，语出《尚书·舜典》：“宾于四门，四门穆穆。”在钱穆出世之前，钱承沛已有一女一子，子名恩第，字声一，取“一鸣惊人”之典。1912 年春，钱恩第将自己易名为挚，同时也将钱恩鑅易名为穆。钱穆所在五世同堂之大房为老七房中人丁最旺一房，到其伯父及父亲一辈，皆已沦为赤贫，“不名一尺之地” b 。老七房中有三房，其中两房，到钱穆幼年时皆单传，另一房仅两兄弟，各有数千亩甚至上万亩良田。其他三房，则和五世同堂之大房一样，几乎一贫如洗。五世同堂大门之上，曾经悬有“五世同堂”一立匾。第二进大厅名“鸿议堂”，为七房各宅中最大一厅，是全族各房议事之地，淮军讨伐太平天国时曾经驻扎于此，并将当地官绅集合于此共议防守事宜；第三进中间三间为“素书堂”，乃儿孙辈读书之地；第六进为老辈居住之地；第七进为客房。其中，“素书堂”所在第三进西边三间曾被其主人拆除，拆下来的砖瓦木石都被售卖净尽，只有“素书堂”及堂匾保留了下来。“素书堂”西边被拆除部分，后称塌屋基，最终也未能重建。“鸿议堂”本有二十四扇楠木长窗，其上精雕《西厢记》中人物故事，也被宅中人盗卖掉了。堂中桌椅等，也被人盗卖一空。七房桥五世同堂之大房虽已如此分崩离析，但七房桥全族书香未断，也仅在此五世同堂之大房。钱穆的曾祖父钱绣屏，清朝嘉庆庚午年即公元 1810 年生人，国学生。钱穆的祖父钱鞠如，清朝道光壬辰年即公元 1832 年生人，邑庠生。钱鞠如有手抄“五经”一函，由其幼子钱承沛以黄杨木版穿绵带裹扎，并镌亲书“手泽尚存”四字于其上。全书用上等白宣纸抄写完成。首尾一律正楷，一笔不苟。墨色浓淡，也前后匀一，宛如同一日所写。所抄只有正文，没有注解，但有音切，都标在眉端。钱鞠如擅长音韵，其所下音切，都经过自己再三斟酌，而不是从其他旧籍当中转抄过来。钱鞠如中年即体弱多病，并患有眼疾，在其手抄“五经”时泪流不断。在此书后半部，纸上都沾有清晰可辨的泪渍，而且越往后越多。钱穆幼年时虽然还不能读懂“五经”白文，“但时时展阅纸上泪痕，把玩想念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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