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思想文化译丛：哲学家波伏娃》以波伏娃女权主义巨著《第二性》为最终阅读对象，对其之前的哲学文本进行梳理，观察其相关哲学概念和思想在《第二性》一书中的演变，着重对波伏娃这句看似令人费解的宣言——“女性的独立并不是一个事件的结局或者未来，而在于它尚未达成”——进行去神秘化的剖析。
全书共八章，在梳理了波伏娃在萨特与梅洛一庞蒂论战中的作用之后，将她的哲学作为一种政治哲学来界定，涉及的议题有自由和压迫的关系、自由的悖论、以萨德为例探讨性别境遇，最后汇总到《第二性》一书中，提纲挈领地揭示了波伏娃对生物学、精神分析学和历史唯物主义三大话语的批评。
写作本书的意图是双重的。首先，旨在以波伏娃为例证明：过去、现在、未来都有女性哲学家存在，只是父权制意识形态妨碍人们认识到这一点。也许我们觉得这种观念不再有存在的理由了，但它似乎一再被重复。此外，引导您去关注的评论，意在彰显波伏娃提炼的那些概念的创新性。这些概念推行了一种新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我们相信，同时作为一种反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其重要性还有待探索。如此，唯物主义复兴了曾经启发古代唯物论的事物，复兴了自由的概念。
“他者”的问题，是这个新唯物主义旨在加以阐明的要点。这是西方哲学的经典问题，它致力于以普遍的方式来界定存在于同一与他者、同一性与相异性之间的可能关联。与此相反，西蒙娜·德·波伏娃则指明，相异性是一种虚空的抽象，她用“相异性的制度”进行了替代。这样，男性统治试图证实的话语——“男性的”意识形态——将女人们关闭在“绝对他者”的范畴中，并剥夺了她们与世界的关系，用波伏娃的语言讲，就是她们的超越性。将女性归列于“绝对他者”的范畴之内，即重新将她们带回所谓“永恒的女性”之列，或者将其规划到其他术语之中。或者说，这并不是相异性唯一可能的表现，也不是其可能实现的唯一制度，即通过一种严格的去自然化，波伏娃向我们确认，在一种谋划解放的框架里，我们能够预测到一种按照互惠性的要求组织起来的相异性的制度。
通过强调压迫者是如此担心自身的削弱乃至毁灭，另一方面，也为了指出被压迫者的超越能力和他们对世界作出谋划的能力，波伏娃开了一节重要的政治哲学课。对统治进行分析的研究者以及批评者，通常支持这种观点——统治是建立在对物的占有之上的，是对他人的占有的发展。波伏娃的论证则提醒我们，反之也能成立，对他人的占有不仅是第一位的，也为对物的占有提供了入口。换句话说，政治是第一位的，经济是第二位的。当前的支配性话语在其自由主义或者机械唯物主义的版本上，将经济现实作为决定性的因素（即“经济论者”的话语），通过对政治首要性的真理的遮蔽，进一步巩固了这种支配性。波伏娃所指明的真理为妇女以及所有的被压迫者提供了解放的手段。
米歇尔·盖伊（Michel Kall），波伏娃研究专家，巴黎“心理学史跨学科研究学园”创立者，《人与社会》杂志主编，曾长期担任萨特、波伏娃创办的《现代》杂志编委会委员。主要论著有《萨特的见证》，《唯物主义的冒险》。研究主题主反本质主义、物质主义和自我解放以及萨特和波伏娃哲学等。
赵靓，法国巴黎第七大学博士，师从法国著名思想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从事20世纪法国文学与文化的学习与研究工作。已有出版译作《中国妇女》（同济大学出版社，2010年）。
序言
引言
何为世界？
波伏娃、萨特与梅洛-庞蒂
波伏娃，政治哲学家
自由与压迫
悖论与自由
性与境遇：以萨德为例
论证话语：生物学、精神分析学和历史唯物主义
一切尚未达成
参考书目
附录1波伏娃的作品
附录2关于波伏娃的传记和研究作品
译后记
因此她提出“这个历史是如何开始的”这一问题（同上，第22页），而这个问题与“女性的依赖尚未达成”的断言又是否兼容呢？如果有一个开始，那它是否必然走向事件（缔造者或者触发器），走向一个未来或者一个本质？波伏娃规定了问题的实质：不是性别的二元性引起冲突，也不是其中一个性别对另一个性别的绝对支配，而是男人赢在起点。
波伏娃同意两个“明显的事实”：二元性最终导致冲突；性别的二元性一上来就作为主要的二元性施压，它的原则在于产生一个不容置疑的结局，既然女性接受作为“他者”的生活。换句话说，性别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也必然会由其中之一的决定性胜利来决定赏罚。这就是便利性所在，它们值得被特别强调，但不会超出波伏娃所提的新问题的高度。相反，它们建立了论题的基础，的确引进了对女性作为绝对他者这一形象的限定。这就是“女性作为他者的唯一事实，质疑了男性从未能够给予的所有证实，很明显，这些论据和理由是受后者的自身利益所支配的”。（同上，第22页）这些合法化的证实不仅仅是围绕着一种统治意识形态来组织的，意识形态总是我们习惯批评的对象；这些辩解并不集结为一种目标在于创造幻影的虚构，也不在于一种乐观的幻想，以取代令人消沉的现实——世界是男人的世界。并没有一个完整存在的世界，在意识形态的笼罩下，只有被男人构建的世界。唯有一个男性统治曾经改变的公共世界，唯有一种新分配制允许平等地重新分配的公共世界。公共世界不是原初的，它可能是未来的。波伏娃有理由站在浦兰·德·拉巴尔（Poulain de la Barre）①的陪审团之列，“男人关于女人的所有书写都是可疑的”。所有的书写都有必要借用论证的风格。通过风格的恩赐，女性的依赖性已经达成，或者被证实。在这个因袭化的世界，有事件、生成性或者本质，用来论证女性的依赖性。回顾对生理学、精神分析学和唯物论的分析，波伏娃取消了这些话语的所谓胜利：“这个世界总是属于男人的，任何一个被提出的理由，对我们来说都是不充分的。”（同上，第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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