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灏珠，祖籍广东新会，心血管病专家，我国当代心脏病学主要奠基人之一。
1924年11月6日，陈灏珠出生于香港，并在那里接受了学前及中小学教育。1941年12月，日军侵占香港后随家人返回内地。在故乡广东新会短期停留后，1942年到韶关继续高中学业，并于第二年考入国立中正医学院。1949年毕业后，入职国立上海医学院实习医院、上海中山医院内科。此后再未离开这里。1997年7月，陈灏珠当选我国心血管病内科领域位工程院院士。现任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内科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名誉所长等职，从事医疗、教学和科研工作凡60余年。本书是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的一种，对传主一生的学术成长、学术成就、学术贡献进行了全方位的采集整理，对国家科学技术发展史的研究、近现代科技史的研究和国家科技政策及科技战略均有较大的参考研究价值。
《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丛书 仁者医心 陈灏珠传》：
以至于当时的港督迫不及待地宣称：“从政治着眼，香港地位的重要性已不再有任何疑问。而香港对加予它的非同寻常的要求（金钱、运输和供应方面）有能力做出反应，且不会干扰其正常贸易运转。这证明本殖民地的商业具有非凡的适应力。”到19世纪末，香港已成为国际交通枢纽和中转贸易港。进入20世纪后，更是稳步发展。
与此同时，香港割让后的中国历史年表上，记录的重大事件包括：1851—1864年的太平天国运动、1856—1860年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94—1895年的甲午中日战争、1898年的戊戌政变、1898—1900年间的义和团运动、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11年的辛亥革命、1912年清帝退位、1913年的二次革命等。风雨飘摇，神州陆沉。
相比内地，作为殖民地的香港反而获得了相对安定的生活环境。加之经济发展需要补充大批劳动力、早期港英当局对出入境不加限制等原因，华南地区大批文化人士、小康人家乃至平民百姓，为躲避战乱，举家迁居香港的不在少数。这导致香港人口增加明显，统计数据显示，尽管在19世纪还有反复变化，但在20世纪初期，香港地区中国人数量呈稳步增长态势，从1901年的28万多人增至1925年的70多万。
华洋杂处的人口结构，使得香港社会文化具有中西合璧、思想自由的特点，尤其在宗教方面，更是林林总总形式不一，天主教、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道教、孔教等，各立门户，各有道场。
政治、经济、人口、文化等因素的变化，导致香港教育生态也具有了特殊的样貌。
20世纪初期，香港的教育中、西、新、旧并存不悖，各有所安。
在英国的政治体制中，直到17、18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阶段，政府并不直接介入教育活动，而是任由教会、民间慈善团体或私人开办。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1870年，英国政府颁布“初等教育法”，才申明了国家对教育的补助和监督，此后，政府在各学区普遍设立国民学校（小学），允许私立学校继续存在，承认教会学校的地位但要求其中的世俗科目和宗教活动分离。到了1902年，英国国会颁布巴尔福法案，根据这一法案，各郡、市设立地方教育管理机构并掌握教育管理的实际权力。
在港英政府管理下，教育同样具有自由发展、尊重地方的特点。香港教育在最初阶段，就受到中、英两国文化传统的影响。表现在教学语言方面，香港学校显著地分为两种类型：其一是以英文为主要教学语言的英文学校，其二是以中文为主要教学语言的中文学校。就办学机构而言，教会、社会团体、社会贤达仍是香港办学的主要力量。
辛亥革命风潮涌动，在香港华人对国内局势的热望中，中文教育普遍发展起来。国民政府成立后，大力改革教育事业，同时也竭力期望对香港教育发挥更加直接的影响。但香港教育事业仍保留了其自身特点。
以最为突出的教学科目为例，对比1923年国民政府刊布的《中小学课程纲要》与1929年港英政府教育当局制定的《中小学中文课程标准》，即可览其旨趣。前者在初级中学阶段才开设外国语课程，后者在小学开始阶段就设立英文课程；伴随着新文化运动，前者提倡晓畅的白话文，开设国语教育课程；后者仍坚守古雅的文言文，讲授古典文学作品；前者废除了“读经”课程，后者继续将四书五经列入课表。
国民政府的课程标准，对香港教育似乎力有不逮。最明显的是，英文教育学校对此几乎完全置之不理。很快，国民政府出台了更直接影响香港教育的侨校政策。1931年，中国侨务委员会成立，令广东教育厅通告香港各私立学校，除了在香港政府注册之外，还必须向广东教育厅呈请立案，并在侨务委员会、教育部备案，采用与内地基本相同的教学大纲乃至教材，参加广东教育厅所举办的中学会考，同时，也可以得到国民政府的经费补助。如此一来，香港中小学教育体系中蚀刻上了越来越多的内地印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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