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神经外科史上，王忠诚是一个划时代的重要标志。在王忠诚之前，国内缺乏高倍显微镜、CT、MRI、神经外科导航仪等现代检测观察设备支持，在攀登神经外科技术高峰的过程中，无人达到他后来达到的高度；在他之后，神经外科手术分工精细，医生工作面变得狭窄，在征服神经外科疾病病种的进程中，后人几乎不再有可能达到他曾达到的广度；在同时代人中，包括基础理论和临床技术，两个方面都无人达到他达到的深度。
世界神经外科联合会向王忠诚颁发“最高荣誉勋章”；中国国家主席向王忠诚颁发“最高科学技术奖”；率中国神经外科代表团出访日本、澳大利亚、德国、西班牙、意大利、墨西哥、法国、美国、苏联；多次在国际顶尖级专题学术会议讲坛上做报告，形成合力，将王忠诚推到全世界神经外科患者及家属面前，成为闻名遐迩的公众人物。然而，在公众形象背后的那个王忠诚却鲜为人知，甚至有些让人捉摸不透。
王忠诚的内心世界像大门紧闭的神经外科手术室，外人根本无从知晓其中的秘密，就是共事多年的同事、助手、手术室护士、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也只能见到他暴露在公众面前的一面——或是在手术台上卓尔不群；或是为减轻病人痛苦舍生忘死；或是在金钱面前安贫乐道；或是面对临床弄虚作假切齿腐心；或是陷入牛蹏之涔志向不改；或是在攻克手术禁区中孤独寂寞；或是受到诬陷迫害仍坚持为病人做手术；或是在非常时期采用非常手段照料掌上明珠；或是给老伴作一名工程院院士级别的仆人；或是对通过政治途径谋取学术上的名誉不齿。而对于一位以人脑为研究对象并拥有丰富人生阅历的医学巨匠，仅见其一个侧影，无异于只看到一鳞半爪，是很难说了解他的。
王忠诚个人历史与中国神经外科发展史，如同经纬交织在一起。在长达60年的医学实践中，他始终站在全局的高度，及时采取可行的方案，加强中国神经外科学科建设；从哲学的高度探讨神经外科的一般规律和范畴，从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不断就临床实践中发现的新问题进行研究，并形成成果重返临床应用，开创神经外科新领域；以对热点问题深刻的洞察力，在多个重大学术问题上，引领学科沿着正确轨道发展，并占领学术制高点。
每一个学术思想，从萌生到成熟，虽要经历数年甚至数十年，而最后的临床结果与王忠诚最初的猜想，却少有不吻合一致。因此就说他有神灵相助，当然有悖于科学。但对主宰呼吸、心跳、循环、消化、意识等一系列维持生命的脑干-----世界各国神经外科医生谁都不敢触碰的人体器官，用手术刀打破禁区对其传统定性做出颠覆性的改写，给全世界脑干肿瘤患者带来生的希望，不用天使降临人间表述，真难以准确地解释这一旷世之举；而《神经外科手术图谱》、《显微神经外科》、《脑干肿物及其治疗》和《神经外科学》等一系列煌煌巨著，则为他奠定常人难以超越的学术地位。但是，神经外科病人及家属，对于这类学术味道很浓的说法普遍不感兴趣，他们更倾向于用民间通俗的语言，比如“活菩萨”，表达对王忠诚救命之恩的感激之情。
王忠诚领导下的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中心，是仅次于美国凤凰城神经外科研究所、中国国内手术量最大的神经外科临床医疗机构。还是在一名普通住院医时，他就自觉地将减轻患者痛苦，定为人生的奋斗目标。正因为是自觉的；而不是被要求的，于是在他的行为中便出现一系列特殊现象：经历过挨饿，受冻，辍学，代课，送煤球，当家教，被诬陷，受迫害等人间种种磨难；抵制过急功近利，弄虚作假，临床腐败，草菅人命等世间种种荒唐；不惜以付出个人白细胞为代价，创造临床检测新方法；在手术台上，长期保持难以逾越的高治愈率和低死亡率；在门诊和住院病房，挥洒自如地将语言描述，变成患者功能恢复到正常人状态。
王忠诚具有为高层政要开展临床服务的特殊身份，能受国家重托，前往阿尔及尔，为阿尔及利亚总统布迈丁治病，能作为保健大夫随同国家领导人出访，能当面接受挽救著名女外交家龚澎生命的总理托付，却从不因此就以居高临下的眼光，俯视天下苍生，把人民服务视为向人民施舍，而始终将“如何更好地为劳苦大众修复身体健康放在心上”。已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并年届古稀，仍前往中国西部地区，为农村重症患者免费做手术。
这来自于他的一种独到的见解：“病人是医生的老师，医生没有任何理由，不尊重老师并爱护老师；是病人用自己的痛苦甚至生命，在向医生传授医学知识；医生个人的名誉永远没有抢救病人的生命重要”。认识与众不同，与患者间的关系也就同样独特：无论病人及家属心情多么焦急、性情多么乖张、脾气多么暴躁，一到他面前就会变得安静温顺配合。他所在的门诊室、急诊室、手术室和病房，与华佗、张仲景的一样，既不需要媒体为之主持正义，也不需要警察帮助维持现场秩序，更不需要为维护这片净地专门立法。
中国神经外科病种之多，当属世界之最。这一国际公认的难题，需要一流的医疗服务才能解开，而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50年，占全国人口90%以上的广大农村地区，却普遍缺乏必备的医疗设施和能治大病的医生。王忠诚对于国家的价值恰恰就在这里，他是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医生，却把普天之下的病人放在心上。心忧天下推动他追求永无止境，在中国神经外科历史长卷上，用娴熟的手术刀，绘制出超国际一流的治病救人效果图，带领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中心小团队，并引领中国神经外科大团队，成功地掌控神经外科国际话语权。
1996年11月6日上午，在悉尼召开的第八届神经外科国际会议上，王忠诚刚做完学术报告，澳大利亚神经外科学会秘书长LeighAtkinson教授就匆匆来到他的面前，用朋友之间才会使用的亲切用语，赞美他临床手术的不同凡响：“王院士，您在脑干肿瘤手术治疗上所作的成绩令人敬佩，你的报告题目应该改为Theartofneurosurgery（神经外科艺术）”。这决不是偶然的。
顺着Theartofneurosurgery，这个新名词提示的方向看这部传记，或许可以认为，这是一部反映一名中国神经外科医生，如何运用灵巧的柳叶刀，完成传世佳作的纪录片；一个由仁者与患者；光明与阴暗；临床治疗与医学哲学；沉渣泛起与政治清明；沤心沥血与无可奈何；坚持人道与背离人道；科学技术现代化在医生荣誉上的体现与手术刀上的中国传统文化坚持等诸多元素构成的离奇故事。
掌握国际话语权
个人历史与国家历史一样，不能假设；如果可以，那么，在美国第37任总统向复旦大学师生发表演讲的时候，现场就不能没有王忠诚。
在此前一个多月，中国医学界曾发出一种声音，说“中国现在能拿得出去的，是神经外科”。带着浓重江浙口音讲这番话的，是中国泌尿外科泰斗吴阶平。跳出个人十分钟爱，并为之奋斗一生的专业，公开推崇并不属于自己的另一个专业，在自然科学界，是一种极为罕见的现象。更为令人惊叹的是，吴阶平对神经外科的高度评价，竟然受到全国医学界同仁的赞同。而在这个期间，中国神经外科的领军人物，正是王忠诚。
遗憾的是，历史没有假设。第37任美国总统发表演讲时，历史并没有安排王忠诚在现场出现。
历史上的这一天，是1984年4月30日。在此两天前，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应中国政府邀请，乘坐美国空军一号，横跨太平洋，顺利抵达中国北京首都机场。身材高大的里根脸上堆满笑容，偕夫人缓缓走下机舱外的客梯时，在欢迎的人群中，无人想象得到，电影演员出身的这位美国总统，竟会利用这次访华的机会，就医学领域中，年轻而又神秘的神经外科发表评论。
5月前夕，北京阳光灿烂，春风荡漾，明亮的绿色开始取代暗淡的灰土色，成为这座城市的基调。与自然环境变化相对应，代表中国官方表态的《人民日报》，在里根抵达北京当天，就在要闻版专门发表了一篇题为“热烈欢迎里根总统访华”的社论。在社论的上方刊登着新华社发出的“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的照片，和有关里根经历的“人物介绍”。
里根总统是第一次访华。他对中国的这次访问，是对中国国务院总理，在数月前访问美国的一次回访。
1984年1月7日至1月16日，中国国务院总理访美期间，受到美国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并于10日上午，在白宫会晤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人民日报》为此在4月26日发表的社论中，专门表达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对里根总统和夫人的来访，表示热烈的欢迎”。
但在中国民间，对于这位美国总统的热情程度，似乎没有对于他的前任、曾在中美两国历史上实现破冰之旅的理查德·尼克松总统那么高。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23年间，中美两国分别置身于完全敌对的两个阵营。进入20世纪7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曾经是中国盟友的苏联彻底堕落，成为对外侵略扩张的社会帝国主义国家，而敌对阵营中的美国，却不断地暗中向中国示好。最善于从战略上牵制敌人的毛泽东，明察秋毫，及时地调整国际战略，向过去的头号敌人--------美帝国主义的国家元首理查德·尼克松发出访华邀请。
这件事从中美两国秘密磋商开始，就把世界各国蒙在鼓里。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走出美国空军一号机舱，在中国北京首都机场突然亮相的刹那间，让事先毫无思想准备的中美两国人民，无一不有“世界变了样”的感觉。
1972年，中国已经在北京建立起全国第一家电视台。但这家以“北京”命名的电视台，离普通老百姓非常遥远。全国仅有北京等少数大城市的党政领导机关及高级官员，有条件收看电视节目。
毛泽东会见尼克松的场面，普通老百姓是从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专题纪录片中看到的。
凡是看过这部纪录片的中国人都觉得，“就是看上一百遍也不会有看腻了的感觉”。
美国总统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走进北京中南海菊香书屋，面带微笑，上身前倾，谦恭地伸出右手，耐心的恭候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的接见。这个历史性的画面，正对中国人阅读国际政治的胃口。毛泽东伟岸的身材，幽默的谈吐，对国际社会的充分了解，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分析，对会见过程的全面掌控，让永远忘记不了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的中国人，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扬眉吐气。
33年后，中国文化部和财政部联合实施的《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仍不忘将中美两国领导人的这次历史性会面列为重大选题，创作大幅油画《毛泽东会见尼克松》，向建国60周年大庆献礼。
在看人习惯于，首先看出身和背景的中国人眼里，“从好莱坞出来的现任美国总统，恐怕不大可能，给中国带来什么好东西”。
车头两边分别插着中美两国国旗的国宾车队，载着里根夫妇及其随行人员，离开北京首都机场，途经中国的政治标志天安门广场，进入西长安街的途中，国宾透过车窗可以看见，街道两旁手持鲜花的欢迎人群；而对人群中发出的种种议论，直到下榻钓鱼台国宾馆也不曾听见。
里根的随行人员是一支庞大的队伍，其中最神秘的人物，要数他的保健医生LUGI（鲁奇）。胖乎乎的鲁奇进入钓鱼台国宾馆客房，就立即关闭房门，打开行李箱，取出一套毕挺的咖啡色西装换上，接着系上一条黄色领带。然后站在穿衣镜前，上下前后仔细地端详，直到脸上露出不错二字，方才离开。
黑色红旗牌轿车载着他，驶出钓鱼台国宾馆东门，就直奔西长安街方向而去。进入前门北大街后，道路开始变得狭窄，横穿马路的行人开始增多，轿车很快就与公共汽车和出租车混杂在一起。当它再次现身的时候，已穿过天桥地区，驶抵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停车场。
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与北京天坛医院，是在一个党委领导下并列的两个机构，设在同一个大院里。这样的机构设置和场地安排，符合医学研究和临床医疗互助互补的原则，推动事业快速向前发展。为此对北京天坛医院院长和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所长人选，上级采取一肩双挑的安排。
承担双肩挑重任的，恰是著名神经外科专家王忠诚。鲁奇来访当日，王忠诚凑巧不在北京。出面接待这位不速之客的，是王忠诚的副手著名神经外科专家赵雅度。
尽管上级外事部门，已经专门来过电话，预告鲁奇的来访，而把客人迎上研究所二楼贵宾接待室，沏上一杯沁人心脾的西湖龙井，放在客人沙发前的茶几上以后，抬头面对着客人一脸的微笑，赵雅度心中仍然难免疑惑不解：鲁奇此行究竟是来干什么的呢？是一般性的访问，还是有特殊目的呢？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北京地区，开设有神经外科的医院不在少数，影响较大的有北京天坛医院、北京宣武医院、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医院和解放军301医院、304医院。还有一些知名度不高的医院，虽然没有专设神经外科，但在普通外科名下，设有专职神经外科医生。鲁奇刚到北京，就直奔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而来。赵雅度一时弄不清楚，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医院、解放军301医院牌子更大，他为什么单挑北京天坛医院呢？他此行的真实目的究竟是什么呢？是随便看看，还是为美国总统临时就医，事先做好准备呢？
“我非常希望知道，中国神经外科的历史和现状；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能够治疗哪些疾病及临床疗效”。鲁奇一口气提出了他所希望知道的全部问题以后，赵雅度顿时就轻松了许多：这是一些早已烂熟于胸，用不着事先做好准备，他就可以回答的问题。
“十分感谢您的介绍”。鲁奇彬彬有礼地对东道主说。赵雅度微笑着点头，耐心地等待贵宾进一步提出要求，或对他说，可否到住院病房和手术室参观，或由他主动发出邀请，陪同客人到住院病房和手术室参观，但都没有下文。鲁奇听完介绍，就起身告辞。他出了贵宾接待室，下楼钻进轿车，就绝尘而去。
以后，王忠诚回到北京，听说有美国总统保健大夫来访，没有进一步细问别的。这件事就算过去了。而在美国客人那一边，鲁奇的这一次访问，却如一台好戏，是为主角的台词在定稿前，做最后一次推敲。
为写好这个剧本，鲁奇曾颇费心思，在出访中国数月前，就已经开始准备工作。甚至将两位访美的中国医生，专门请进白宫，面对面，直接问讯中国神经外科的历史和现状。此二人恰是王忠诚的学生，一个名叫李世绰，另一个名叫黄山。
李世绰是国家恢复研究生招考制度后，王忠诚招收的第一名硕士研究生。鲁奇见到李世绰时，他正以中国卫生部国际合作司司长身份，率团在美国进行访问。黄山原是中国空军总院的医生，1979年考上王忠诚的研究生，取得博士学位后，来到美国发展。
不同于草根出身的李世绰，黄山出身官宦之家，父亲黄镇曾任中国文化部部长一职。这位红军出身的文化部长去世后，邓小平出面会见逝者家属。得知黄镇之子，已在美国做出成绩，便以长辈的口气对黄山说：“国家现在需要你这样的人才”。这既是革命前辈一种委婉地挽留，更是一个信号：只要他毅然回国，就必然会受到重用。至于被“重用”到什么程度，看一看是什么人在挽留就清楚了。但是，黄山无意留在国内，追悼会结束，他就又去了美国。
鲁奇是以美国神经外科专家和美国总统保健医生的双重身份，在美国白宫会客室与李世绰、黄山二人见面的。在这次会面中，宾主之间的谈话十分融洽，但内心的想法却各不相同。中方二人系同门师兄弟，应邀来到白宫，目的是为了参观白宫；鲁奇乐意接待他二人，是为了向他们二人，了解中国的神经外科。也就是在这次会面时，鲁奇向他二人透露了一个秘密-------他将随同里根总统访华。但没有向他们二人透露访华的具体时间和其他任何细节。
李世绰与黄山及后来的赵雅度，三人谁都没有想到，鲁奇在美国的华盛顿和中国的北京，分别与他们三人的交谈，是为里根总统访华，发表演讲在做准备。
4月30日，里根总统结束在中国首都的访问，乘坐美国空军一号，飞抵《上海公报》的诞生地。北京时间下午3点15分，身着深褐色西装的里根总统，由上海市市长汪道涵、文化部部长朱穆之二人陪同，来到国际知名学府------上海复旦大学参观访问，受到复旦校长、著名物理学家谢希德，复旦名誉校长、著名数学家苏步青，以及全校师生的热烈欢迎。
谢希德女士在40年前，曾就读于美国史密斯学院，而这所学院恰好是里根夫人南希的母校。里根从旁得知这层关系以后，脸上立即堆满了笑容，并充分发挥表演天赋，对围在身边的复旦学子开起了玩笑：“看来我同复旦大学间存在着某种‘家庭联系’。”
说这句话的时候，里根的表情如同是好莱坞影片中的男主角，在向久别重逢的朋友，倾述内心的思恋之情。被深深感染的复旦学子，立即向他报以热烈的掌声和笑声。随后学子们便开始无拘无束地向里根提问：“总统先生，请问此次访华，您印象最深的事是什么？”
“印象最深”，翻译成中文，很可能会变成，“认为最好”。他不愿意看见出现这样的结果，就再次借用电影表演手法，用诙谐的语言说出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将球踢给莘莘学子。“我也在琢磨（这个问题）呢。”
一刻钟的交流结束。里根在汪道涵、朱穆之、谢希德、苏步青等人的陪同下，步入复旦大学“相怀堂”，开始发表演讲。在国与国的交往中，这类演讲照例都是官样文章，开场白都是大讲对方爱听的话。
“从太空都能看到巍峨壮观的万里长城，还有古城西安、秦始皇墓和出土的兵马俑大军”。简短两三句话，就把中国悠久的历史和在历史上取得的伟大成就，做出了一个简要的概括。不过，中国在历史上取得的这些成就，早已为世人熟悉，不能算作新闻。接下来里根用不小的篇幅，回顾中美双方，尤其是在教育方面的友好交往。并在转换到这个话题前，使用了一个关键词：“谈谈未来”。他说：“我今天想和你们这所著名学府的年轻人谈谈未来，谈谈我们共同的未来，谈谈我们怎样才能发挥治学的才智和探索精神来了解彼此的情况，改变人类的生活。”
这是中美双方，共同关注的课题。不过，复旦师生注意到，里根在回顾中美两国的交往中，特别突出美国所发挥的积极作用：“现在，中国在全世界的学者和学生已达两万多名，其中一半以上到了美国学习”。并着重强调：“美国的‘富布赖特奖学金计划’拨给中国的奖学金，比拨给任何其他国家的都多”。
这段话的潜台词是，美国对中国不薄。用意非常明显，但是中美双方友好交往的事实，不会伤害中国人的自尊心，复旦师生听起来并不感觉刺耳。接下来，演讲内容出现复旦师生意想不到的重要转折，将“谈谈未来”这个话题，突然引向一个完全崭新的方向。
里根总统说：“中国在神经外科、用草药治病等方面，有许多东西可供我们学习。”
话的含义十分明确：“中国神经外科”，对应的是整个美国的神经外科；“用草药治病”对应的是整个美国的临床医学。在此之前，美国历任总统，无一人讲话，涉及过这两个领域并给予高度评价。
自然科学包罗万象，医学仅是其中的一个领域；而在这个领域中，大的方面就包括有内外妇儿4大学科。神经外科仅是大外科中一个亚科，且在其亚科之中，位置并不靠前。美国总统为什么要把排名靠后的一个亚科，从中专门拎出来讲，并提升到“可供我们学习”的高度，给予充分肯定；而没有选择普通外科、胸部外科、腹部外科、肝胆外科、泌尿外科、骨科等其他亚科，给予高度评价。何况美国是国际公认的，神经外科强国。
一个神经外科强国的国家领导人，把中国神经外科抬这么高，是出于什么目的。如果是出于某种政治需要，那么尽可以拿东道主引以为自豪的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学科做文章。如果美国方面需要这样做，东道主一定会给予密切配合，把“两弹一星”列在最前，向他们提供一份长长的清单。在这张清单上，至于是否会列上“神经外科”和“中草药”，那就不得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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