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的理想国_张念_9787513313872_图书馆读者荐购服务平台

　　在“成为女人”的后哲学宣言下,本书关切的是汉语中的性别观念如何影响并建构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历史以及我们的政治样态。一种值得期待的政治愿景,实际取决于人们对生活方式的选择与实践:如何探索自我与发展自我?如何在细小的生活剖面涵养一种权利观,并将权利转化成一种人与人之间应有的恰当的态度?平等价值是如何在解放女人的同时制造了女人的伦理难题的?从命运共同体到政治共同体的转化如何成为可能?这些仅仅属于女人的问题,可以让我们重新思考自由意志与道德理想的平衡性。我认为,在最根本的意义上,自由女人与自由国家息息相关。

　　三位女人
　　1932年，照片上的曾志身着一件深色毛线衫，领边和袖口处，浅色毛线挑出几道细细的条纹，打底的是一件薄呢衬衣，不对称的领口裁剪，显示着主人不凡的着装品位。浓黑的秀发，安静地簇拥着她秀美的双颊，她21岁，有着21世纪文艺女青年的神态，眼神飘忽忧郁。这位气质脱俗的女人，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了，当时她正在厦门从事着危险的地下工作，不惧砍头。6年前，15岁的曾志是“农民运动讲习所”唯一的女兵，接受了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思想。有天夜里，出身官宦之家的男共产党员夏明震（大名鼎鼎的夏明翰之弟），以夜深城内戒严为由，在曾志的床边和衣而眠。讲习所舆论哗然，促成了曾志并不情愿的第一次婚姻。曾志的母亲是女儿坚定的支持者，这位出生在前清、裹着小脚的湖南女人，出面退还了女儿7岁时接收的包办婚姻聘礼，让女儿放心去做她自己认为值得做的事情。
　　而在1936年，遥远的北平，有位文艺女青年杨沫，刚刚怀上了教书先生张中行的孩子，她已经厌恶了围着锅台转的生活，正准备和张先生分手。她爱上了一位英俊儒雅的共产党人马建民，她想入党，她认为革命代表着中国的未来。于是她就怀着张中行的孩子，成了马建民的妻子。
　　依然是这一年，华中大武汉，容貌出众、口才卓越的中学生范元甄，正在救亡运动的讲台上演讲，给共产党人王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王明说，这个人应该让她入党，得到的回答是，她已经是党员了。当时，小知识分子范元甄还处在热恋之中，她的爱人就是党内的才子加美男、当时的国立武汉大学学生李锐。
　　铭记这些个人生命的场景，是为了返回革命的原点，就是说，没有任何历史类型学的裁判，可以抽象地将整整一代人的经验全部涵盖，从而抹去时代、欲望、品质、天赋、个性等因素在历史中的结构性功能。整体的错误并不能推导出个人的失败。因为只有在个人的维度上，真理才会发生。
　　如果将一种革命的精神现象学，投射到这三位女性共产主义者身上，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她们都堪称女性精英：秉持理想、渴望超越、敢于行动。之所以强调她们的性别身份，是因为在以后的岁月里，经历了战争与各种政治运动之后，当她们忘记自己的性别身份，被锤炼成一名忠贞战士的时候，她们已经身为人母。成为母亲的女人，还没有等到历史的裁度，首先迎来的是子女们以母爱匮乏之名，对她们进行的评判；或者来自自身的，以性别名义进行的自我勘察——这在男性革命者那里比较少见，革命后代回忆父亲，大多记录其功绩，较少追讨父爱的缺失。对于女战士来说，做母亲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曾志在其自传《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前言中，坚定地写道：“我始终将自己的政治生命看得更为重要，而把家庭、子女、感情看得较轻、较淡。只要为了党的利益和需要，我可以舍弃一切，包括生命。因为我不仅是一个女人，更是一名战士。”一种圣斗士般强硬的头脑，支撑着生命的全部价值与意义，思想有多坚定，行动就有多执著。从“农民运动讲习所”女兵，到胡耀邦麾下协助其平反冤假错案的中组部重要成员，半个多世纪，曾志的一生涵盖了中国革命的各个环节。尽管她在自传中偶尔流露出母职疏忽的遗憾，但“更多是一名战士”，如此壮志凌云，被其女儿陶斯亮理解为比“母亲”更多的“精神遗产”。可以看淡家庭，但孩子却无从、无能、无力看淡母爱，这是“身为女人”的伦理困境。作为母亲的杨沫和范元甄，就遭遇了成年子女的倒戈与审视。
　　范元甄的女儿李南央几近控诉的文字《我有这样一位母亲》，曾在多年前的思想界掀起波澜。私领域的事物再度曝光，比如家庭生活，夫妻间的日常龃龉，革命者的情欲关系，婆媳关系等，所有的问题的纽结在范元甄这边：她多疑、暴戾、冷血，在这些多边的折磨关系中，一个早熟的革命者怎么成了伦理视线中的疯女人？但这并不影响她依然是一位“革命者”，除了背叛有关“女人”的普遍属性，她从没有背叛她自己——她痛骂定居海外的女儿是资本主义的走狗。在信仰的维度上，理性与疯癫互为镜像，母亲会变成“圣徒—妖怪”。终极信仰与普世价值、垂直维度与水平维度、空间与时间的矛盾体，纠结在脆弱的母女关系中。向冷漠的历史理性（必然性）讨要母爱，这是李南央的误判。千差万别的个人已经打包成人民意志，到了人民“苏醒”成个人的时代，女革命者依然蜷缩在“政治信仰”的硬核之中，缺乏现实感以及时间性。或者说，一种革命的原质性的存在看上去就像贝类生物一样丑陋。如果没有贝壳的包裹，这无形无状的存在，作为本质的形象，是人们不愿直视也不敢直视的。
　　据阿伦特考证，“革命”一词在拉丁文中指的是某种宇宙运行规律。革命的深奥表征在黑格尔那里，就是历史哲学，也即辩证法。革命如果是某种历史内核，是深不可测的“理性深渊”，那么孕育历史万物的母体，其显与隐的运作，就发生在有关真理的话语实践之中。当个人被拽入极端的实践，这个个人应该披盔戴甲，不是为了抵御敌人，而是为了抵御革命本身，比如曾志常常告诫自己的：尽点妻子的义务。
　　当革命被指派为身份功能的时候，殉道者的功绩才具有时效性，这是政治的显性运作。而当革命还原成某种思维模态，革命的隐性运作使得革命本身必然遭到怀疑。这并非意识形态之争，女革命者没有及时更换身份马甲，就是说她们还沉浸在本质即现象的同一性之中，无需征用原质的母体形象，女人就是某种特别的母体。一个女革命者在一定程度上更接近革命，她不用装扮，她就是革命本身。因此，她们也显得更加忠贞，或者更加顽固。
　　在作家老鬼（马建波）的眼里，母亲杨沫可爱又可恨。他怀着不可遏止的恋母情结——可能与其作家气质有关，尽可能地去理解母亲的“反常”。回忆母亲的文本，实际上是作家本人，携裹着坎坷多艰的激情，刻写自己的生命曲线。他在时间的单行道上，总结着母亲晚年的“善行”，抱怨着母爱的匮乏。但在情感深处以及空间层面，母亲不费一兵一卒，完全征服了儿子。一个红卫兵革命小将追忆老革命家，不肖之子书写革命母亲，“革命”话语搭建起层叠结构，参差对照，《母亲杨沫》是作者不自觉地完成了的有关革命的隐性书写：他不关心成败，他注重火焰本身。革命的炼金术在于铸造不屈而高贵的灵魂。
　　这些智慧、美丽而勇敢的女人，被历史看见的女人，被儿女书写的母亲，当她们老了，被后来的人们冠以“马列主义老太太”之名。她们刻板，严厉，不近人情，不可理喻，甚至歇斯底里，这些性格形象意味着她们把全部的激情与爱，都献给了一种主义，无对象，无客体，正如她们年轻的时候，爱一个男人和热爱共产主义是对等的一样。她们并不通晓政治，她们只知道“爱”，无条件地爱。如果要审判一个马列主义老太太，就意味着审判一个“女人”，如果女人是非政治的，那么审判女人就具有政治价值。
　　革命与存在
　　在革命的谱系中，中国女性革命家堪称世界之最。她们参与革命的广度与深度，对信念的忠贞，克服险恶的勇气和意志力的强悍，在世界革命史中都属罕见。革命与工作的同义反复，这是中国革命的一大特点，因此，女性解放的诉求内在于参加革命。革命就是工作，工作就是革命，泛革命化导致的泛政治化，意味着革命的超越性价值与生存劳作的水平价值高度统一。从生物需求到精神需求，从形而下到形而上，从延续性到创造性，从革命婚姻、革命家庭、革命工作到革命理想，生命存在的全部现象几乎都可以被革命所修饰。革命既是中国20世纪的历史本质，又是历史现象。从逻辑上讲，革命是一个否定判断：否定父权，否定宗法，否定伦理，否定传统，否定压迫，包括否定革命本身，依然是革命的。当否定逻辑普遍化之后，革命管辖了存在的方方面面，因为革命经验被体验为“航行——大海航行靠舵手”。一个有着两千年农业文明的国度，幻想着海洋经验，于是，一个“航行”的世纪就展开了。
　　正如五百多年前，哥伦布将旧大陆狠狠地甩在身后，他也不知道自己将去向何方；当新的地平线出现的时候，他甚至有些沮丧，以为自己又回到了原地。革命和冒险相关，革命成了某种公共艺术，而非政治。革命作为希腊式的洞穴外的太阳，无上的理性之光，革命领袖理所当然就是红太阳，这是“道成肉身”的中国革命，革命获得了信仰的属性。
　　唯物主义者的两难，让神圣与世俗并轨，这是革命的显性运作——即政治——必须解决的问题。革命直抵存在，没有中介及缓冲地带，没有经过争辩、考量、深思熟虑的制度安排以及权力秩序的制定。因此，表征的匮乏导致革命空降人间，革命直面个体，直抵肉身，这本身就具有神学意味。压迫是被召唤的结果，在既定的生活秩序中，人们本不知晓压迫为何物。政治包括反抗，但不等于反抗。而在传统的基础、原则及其运行生态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革命作为症状，是社会肌体的生理反应。中国革命启动引擎是从文化——即习俗与生活方式——开始的。撬动习俗的第一支点，就是妇女问题。家庭成了政治发生的第一现场，这就是“娜拉出走”的女性解放命题。在革命赋予生命崇高感之前，革命被大众体验为空间位移。“格物致知”的认识论受到冲击，不成体统的叛逆儿女向父权开炮了。处在父权制最底层的女儿们，锁在深闺的女儿们，走了出去，去做什么？读书和自由恋爱，或者说读书是为了培养自由恋爱的能力。情欲自主作为个性解放的第一步，是对女人赋权的基础。男人则不同，漫长历史中，他们的情欲架构得到妻妾制度及娼妓制度的支持，尽管前者依然是在家庭伦理的范畴之中。个人自由的传统资源有多稀薄，女性解放的征途就有多艰辛。最基本的天赋自由就是人身自由，这在中国女性解放征途中尤为突出。与人身自由从天而降的西方女性不同，中国女性的解放是从“脚—脚步”开始的。辛亥革命撵走了皇帝，而辛亥革命之于女人，则意味着她们可以放松行走了，这就是孙中山曾一度倡导的“天足运动”。
　　文化—习俗方阵受到冲击，政治学理论家不愿意看到这样的事实，他们更愿意谈论制度方案、权力原则以及客观精神，但中国革命若从女性解放的维度考查，其存在主义意味不可否认。在肉身现场，人的处境、人际关系、家庭、身份确认及再造、微观权力的整饬等方面，革命的汉语思想与某种生命哲学的命题联系在了一起。
　　爱情、理想、自由、叛逆和革命，如果时间停滞在20世纪30年代，这些让所有年轻人蠢蠢欲动、血脉贲张的生命元素，至少在杨沫等三位女性身上，得到了戏剧性的呈现。不管革命的性质如何，革命本身注定让那一代人的青春不朽。因为在生死对决之中，克服死亡恐惧的一方，是为了争取主人的地位，用命押注，赎回正义。走向解放之路的中国女人，必然面临这样的考验，这比西方女人争取女权运动，具有更多的复杂性、残酷性和特殊性。在历史的非常时期——抗日战争与内战，个人不足挂齿，个人解放与民族解放画上了等号。政治问题是一个复数，牵涉到理想、政权、阶级、社会性的贫困以及始料不及的战争。在革命策略上，还涉及模仿苏联还是自主创新的问题。走出深宅大院的女人，如果长于思考，关注私人生活之外的问题，必然就会厕身于政治活动空间（上海是个例外，有着数量惊人的职业女性，而不是职业女革命家）。这些站出来的女人，20世纪前半期的精英分子，还来不及应对性别问题，就投身到一种以革命自居的政治力量中。就是说，个人自由与解放仅仅作为一个原初的助推力，性别问题只在世纪之初昙花一现。比如杨开慧，作为中国女权先锋，在日记中就曾主张废除婚姻制度，本着不婚原则，对毛泽东最初的追求态度漠然。反清侠女秋瑾，还是一位不自觉的同性恋者。这些自由在个人维度上的行进速度，受到了大革命的席卷，将复杂艰深的有关自由的运作，托付给告别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一揽子方案。新政权的合法性就是来自革命，并不断走向革命，无需论证，在信仰层面获得担保。解放就这样从个人出发，以个体的泯灭而告终。
　　人性与母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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