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版家·陆费逵（中国出版家丛书）_周其厚著_9787010155340

本书主要介绍中华书局创办人、著名出版家陆费逵的出版生涯及其对中国近现代出版事业乃至文化事业的贡献。主体部分共八个章节，回顾了陆费逵步入书业、开办书店、在《楚报》、昌明公司、文明书局、商务印刷馆的编辑经历，详细解读了他创办中华书局、出版大量著作、工具书、教科书、古籍、期刊杂志，努力传播中西文化的历程，讲述了他在“《楚报》案”“民六危机”等重要人生节点中的故事，同时对他的编辑思想和出版经营理念进行了详细解读。

　　《中国出版家陆费逵》：
　　20世纪初的中国，八国联军入侵，内忧外患愈烈。《辛丑条约》的签订，暴露了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其在民众中的威信降低到了最低点。时势的动荡，对身处那个时代的人们，不能不产生深刻的影响。
　　1902年，陆费逵已成长为17岁的青年。
　　当时，为挽救统治危机，清政府的“新政”运动渐次展开，与社会文化事业相关的主要是兴办教育。随父母在南昌的陆费逵，仍然以自修学习为主。他是一个热爱学习的人，嗜书如命的人，不会轻易让时间白白地流逝。同时，陆费逵也想到，自己已经17岁了，应当在社会上做一些有益的事情。从何人手呢？他与几位友人商量，经过一番讨论，决定开办一个小学校。他们几个人按照预定的计划，首先是集资23元作为办学的经费，其次是租赁房屋作为教室，最后是招收了一些学生。就这样，学校开办起来了，起名日“正蒙学堂”。陆费逵任堂长和教员。
　　正蒙学堂招收小学生27名，收学费五六元，作为房租和一切开销的费用，其中有8名学生因为家境贫困，是全部免费的。陆费逵年轻气盛，很有干劲，为学堂付出了很多心血。作为一校之长，一方面他要加强管理，包括订立课程，招聘老师，编写教材，安排食宿，打扫卫生，维持教学秩序；另一方面他要担任教员，亲自上课，教学生识字，解读文章，算数学题，等等。起初，大家凭着一股热情，相互提携。后来，别的人不太过问了，学堂的事情，就只有陆费逵一人支撑。他不但不支薪水，而且回家吃饭。学堂里雇用一个校役，原来是陆费逵父亲的当差，因为积蓄有数十元，情愿不要工钱，免费为学堂打工。该差役是一个喜欢学习的人，作为交换条件，要求陆费逵每天给他讲一小时的书。他的文化水平，有二三年级的程度。陆费逵给他讲解梁启超的《饮冰室自由书》，因为自己早就读过梁氏的文章，所以讲起来驾轻就熟。陆费逵还给他讲解美国作家斯托夫人的《黑奴吁天录》（即《汤姆叔叔的小屋》）。这《中国出版家陆费逵》在世界上影响很大，1902年由著名翻译家林纾和魏易合作，花了66天的时间译出的。这说明，陆费逵是该译作的第一批读者之一，也是最早的宣讲者之一。
　　当然，人们要干一番有益的事业，仅有热情和干劲是不够的，还应当具备物质基础和其他必要的条件。对于招生办学，培养人才的事业，尤其如此。在陆费逵的努力下，正蒙学堂总共办了八个月的时间，最终还是结束了。不过，“不但没有亏空，还剩四元几角”的结果也算差强人意。①
　　正蒙学堂是陆费逵走向社会后从事的第一项事业，虽然持续时间不长，没有能够继续办下去，但对于年轻的他来说，无疑是一种很好的人生磨炼。
　　二、开办新学界书店
　　开办新学界书店，是陆费逵职业生涯的第二站。
　　那是1903年春天，在南昌的陆费逵应日语老师吕星如的邀请，北上武昌。两人达成共识，白天，陆费逵教吕星如三个弟弟《国文》、《算术》；夜间，吕则教他日文，供其膳宿，彼此不出学费。这段时间虽然短暂，但对于陆费逵来说，颇有收获。一方面，他巩固了以前所学的知识，提高了日语水平。另一方面，在教书过程中，他每每遇到疑难字词，经常查找字典。渐渐地，他感到市面上字典非常缺乏，还存在着许多不足，就立下宏愿，将来要编一本新的字典。
　　到了1904年秋，年仅19岁的陆费逵与日文班的几个同学，想在武昌开一家书店。这源于一位同学的倡议，得到了包括陆费逵在内的几位同学的响应。据陆费逵回忆，开办这家书店，并不是几个人的心血来潮，而是出于爱好读书的缘故。读书，需要有钱买书，也需要有地方买书。这一年，“几个同志因为买书困难（一方是经济困难，一方是购觅不易），大家想开一家贩卖书籍的店，一面营业，一面有书可看。”①他们都是一些20岁左右的年轻人，想法简单，性格也比较直率，说干就干。有一位叫黄石安的同学（曾任最高法院庭长）说：“伯鸿干，我来股；伯鸿不干，我不来。”②他们凑齐了1．500元作为股本，在武昌横街租了几间旧房子，就开办起来了，起名为“新学界”，陆费逵任经理。新学界书店用度非常节省，量人为出。每月房租费用10元。陆费逵的薪水，在前半年每月6元，后半年每月10元。雇用一位账房先生，每月5元。伙计二人各3元，学徒二人各200文，伙夫一人1000文。伙食费用约10元，灯火、日用品和其他临时性的费用约20元。这样，一个月下来，维持书店的开支约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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