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刊杂剧三十种复字词汇研究_曲丽玮著_9787516191668

本书以元代刊刻的杂剧剧本《元刊杂剧三十种》作为研究底本，以描写语言学和历史比较语言学理论为指导，借鉴传统训诂学和现代语义学研究成果，采用定量统计与描写相结合的方法，对《元刊杂剧三十种》中的复字词语进行了科学的描写、分析和阐释。在此基础上，本书对《元刊杂剧三十种》的复字词特点进行了梳理和总结。本书属于汉语史的断代、专书词汇研究，对近代汉语词汇研究具有重要的补充和参考价值。

　　中国语言学界一般将汉语史分为上古、中古、近代、现代四个时期。有人更是从上古分出个远古，从现代分出个当代来。汉语词汇史，近代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时期，因为它上承中古下启现代，是现代的直接源头。汉语词汇学史，近代这一段无疑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段，在很长一个时期里，这一段都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直到20世纪下半叶情况才有所改观。近代汉语，指的是中古汉语与现代汉语之间以早期白话文献为代表的汉语的一个历史时段。近代汉语究竟从何时算起，学界观点不一，最早的定在5世纪（六朝），最晚的定为13世纪（宋末元初）。这一差，前后就是800余年。近代汉语，作为一个完整的语言体式，代表着一个时代的语言面貌，它不应前后混杂，差别过大，而应该是基本上一以贯之的。正因此故，我们认为近代汉语应主要是以元大都、明南京、北京等首善之区的官方用语——官话为代表的，它的上限宜定在宋末元初，下限则与，《红楼梦》尤其是《儿女英雄传》问世为标志的现代汉语的起点相对接。元代与其他朝代相比，历史算不上悠久：若从铁木真1206年建国算起，不过162年时间；若从忽必烈1279年灭南宋算起，更只有89年短暂的时光。但就是这短短的皇朝，它所留下的语料却成就了近代汉语的主干期。这是因为作为近代汉语研究的对象，元代的汉语无疑比唐宋以及清代都更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唐宋的汉语带有太多中古汉语的痕迹，清代的汉语则是现代汉语的肇端。同时，元代社会多元的特质，也使其语言价值和地位明显优越于同属近代汉语主干部分的明代。
　　《元刊杂剧三十种》，系后人定名的元代戏曲作品集。这部为时人裒辑而成的集子，共收元杂剧30种，是元代语言的代表性作品。原书无名，清藏书家黄丕烈初题。近人王国维考定作者，重新排列次序，并撰《元刊杂剧三十种序录》，乃有今名，世所通用。《元刊杂剧三十种》是现存最早的元杂剧作品集，能使人们看到元杂剧的本来面貌。与明代其他刊本相比较，《元刊杂剧三十种》更具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时代气氛，更真切地表现出当时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状态。在结构、情节，特别是语言方面，与同一剧目的明代诸刊本比较，《元刊杂剧三十种》也颇具特色。它是研究元杂剧，尤其是元代语言的珍贵文献。
　　“二十四史”，几乎每朝史书都有“艺文志”。然《元史》却不立“艺文志”，这或可说明有元一代武功远胜文治，也能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修元史者对元代的总体印象和评价是“质胜于文”，而非“文胜于质”。正因此故，清小学家钱大听才补撰《元史艺文志》，希冀填补元史的这一空白和缺憾。后人对元文化的典型代表之一——元杂剧的研究，明清两朝各有其人，各擅胜场，但真正进入实质性研究阶段的还是20世纪以来的事。戏曲学学科的奠基者国学大师王国维，百年前即有一系列戏曲研究著作推出，揭开了元杂剧研究崭新的一页。那之后，吴梅、郑振铎、王季烈、胡适等众多学者都对元杂剧，从文学体式、艺术风格、作家作品、人物塑造等多个方面做出研究，贡献良多，著述丛出。但对元杂剧语言的研究，坊间出版的著作多是稍有涉猎，浅尝辄止，读者读来，终嫌太少，不能解渴。罗斯宁《元杂剧和元代民俗文化》（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单辟一章，论述元杂剧的语言受市民思想、民俗的影响，形成了一套市民的语言体系；论述元杂剧与元代少数民族语言、南北方言的关系等。然而，对元杂剧语言的研究，罗著毕竟只有一章，对于有文化宝库之誉的元杂剧而言，实在是远远不够的。

　　《<元刊杂剧三十种>复字词汇研究》：
　　第一节复字词汇的切分与计量
　　一汉语词汇的单位及复字化倾向
　　语言是音义的结合体，现代语言学研究中关于语言单位的确定，自然是从音义这两个方面来进行。西方语法学中认为“语素”（morpheme）是语言中最小的音义结合体，作为向西方语法借鉴来的术语，“语素”在研究汉语尤其是汉语词汇问题时，并非十分地契合汉语的实际情况。汉语作为孤立型语言，与西方的屈折型语言截然不同，对于汉语中存在的有音无义的单位，显然并非“语素”能够概括，于是研究中又借用了音位学中的术语——“音节”。近些年来，一些学者尝试根据汉语自身的特点和实际情况来确定汉语的单位，周荐提出将“字”重新引入词汇研究中，作为“词汇最低的一个层级，也是为数众多的他类词汇单位的基础”①。我们认为，将“字”作为词汇的单位，既符合汉语实际情况又方便词汇研究，“有义汉字”和“无义汉字”很好地解决了词汇构件音、义、形的矛盾。“复音化”是汉语发展的历史趋势，这一点已被许多汉语学者注意到并成为语言学学界的共识，在词汇学中，这种变化直接地表现为词汇构件要素——字的增加。汉语“复音化”不仅仅是音节的变化，还有相当多的词语在增加音节的同时丰富了意义。既然我们把“字”作为词汇单位的基础，我们不妨把“复音化”称为“复字化”。单字词在上古汉语词汇系统中占绝大多数，西周早期，复字词的各种构词法开始萌芽，至春秋时发展完备，这一时期复字词的数量大幅度增加，自东汉以后，汉语词汇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到唐代，双字词为主的词汇系统已经建立。现代汉语中，复字词已经完全取代了单字词在词汇系统中的主体地位，甚至出现了三字词语大量增加的现象。元代处于近代汉语的历史中期，复字词尤其是双字词在这一段历史时间里迈着稳定的步伐朝着成熟的方向发展，词语的形、义都非常典型，其造词、构词以及词义的演变具有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
　　二复字词的切分
　　如何确定一个复字形式是词汇单位（词或固定短语）而不是其他句法单位（自由短语），这是本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也是一个学界公认的难题。其原因有三：一是受汉语特点的影响。在西方屈折型语言中，凭借形态和重音等手段，复音词和短语比较容易区别，而汉语属于孤立语，缺乏形态标记，书写时词与词之间也没有空间界限作为标记，“很难用扩展法、转换法来鉴别，更无语音识别条件”①。二是复字词与自由短语处于界限模糊的连续统中。许多复字词是由自由短语词汇化而来，“很多双音词是从短语脱胎而来的”②，“汉语的复音词大多是从短语长期使用凝固发展而来，而这种‘词化’的过程有快有慢，因而词与短语之间的界限并不十分清楚，词与短语之间存在着广阔的‘中间地带”’③，所以汉语复字词与自由短语的判别更加棘手，处于动态演变中的复字形式其结合紧密度是不一样的，尤其是一些由意义相近、相反的字构成的词语，在历时平面上还同时存在着构词成分单用的状态，如“边厢”中的“边”与“厢”、“恩仇”中的“恩”与“仇”。三是受词汇词与语法词的影响。本书的研究对象是词汇词，是在同一性原则下概括抽象出来的能独立使用的最小的音义结合体。这里的“最小”与语法标准不同，应该服从于词义的完整性。例如：“恩养”是词，“恩养钱”也是一个词。针对以上原因，学者们相继提出了符合汉语特点的解决方案。以赵元任、张双棣、马真为代表的学者强调以词汇意义的整体性作为判别复字词的主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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