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鹤坪笔下的老东西
冯骥才
鹤坪我见过三次。我从未造访过西安，故而都是他来瞧我。在我每天往来匆匆的客人中，鹤坪却让我记得清清楚楚。
他个子小，瘦硬爽健，说话热气扑人。年岁不大，人挺老到，却不精熟。还有几分侠义劲儿，倒是对我的胃口。他每次来，总带点老东西。好像老东西是陕西的土特产。一个黑黑的陶罐，一件木人，一块瓦；虽然都是半残，带泥带土，但年代足够，绝非当今各地古董市场上那些铺天盖地的假货。由此我看出他有挺不错的眼力，能识别出这些东西是真是假，凭的又绝不只是眼睛。我最怕人家把假古董当做宝贝硬送给我。但鹤坪捎来的这些老东西，却一直摆在桌上。
这些老东西有股子味道：历史的味道、民间的味道、陕西的味道，似乎还有点鹤坪的味道。
这次鹤坪来天津，把他的《俗门俗事》书稿给我，请我写序。我看过便笑了。原来他写在纸上的也是这些西安的老东西！肯定他认为我一准识货。
鹤坪写得蛮好。虽然是虚构的小说，但所使用的材料却是真材实料。我不懂得老西安的生活与民俗，我是从细节和语言的独特性来考察这些生活材料的真实性和可信性的。
有两种小说：一种小说故事是真的，但材料是造的，就像当今旅游化的名人故居房子是真的，里边的东西全是假的；还有一种小说，故事是虚构的，但里边的材料全是硬邦邦的，真格的。这便可以借尸还魂，硬叫画上人走下来。
可是材料若要地道，并非易事。作家的功夫一半是在手里边的材料上。作家手里的材料不同于泥瓦匠手里的沙子灰儿，这些材料都是作家使用非凡的眼力从生活里瞧出来的。也许这就是鹤坪这本《俗门俗事》的价值了。
提到价值，还有一层，便是文化的价值。
如今中国人也许还没弄明白，几千年来，只有当下的生活才称得上巨变。连文革之变，也变不过今天，其原因便是农耕文明的瓦解。于是在这昔日文明框架里有形与无形的一切，都在迅疾变化。留之不得，挽之不住，失之无痕，去不再来。
于是，作家要干的一件事，便是将昨日的形态记录下来。当代作家也许是农耕文明最后一代的经历者。我辈不去做，后者做不得。就像本书中的老城、老宅、老人首、老手艺，鹤坪不写，谁人能知？因故，鹤坪的文学创作便有了一层记录文化的意义，在这层意义上，这本《俗门俗事》比起他的那部长篇小说《大窑门》则是十分自觉的。此亦可称作文化的自觉。
于是，鹤坪这本书自然就超越了市场上那些民间传奇。民间的事物和人物充满着神奇的魅力。但这种神奇的魅力不是在鬼狐、巫术、野合与秘方里，而是在实在又鲜活的民俗生活之中包括这些老人首的门道里。那就要看作家有没有把双脚真的踏进民间，有没有真切的民间情感。我相信鹤坪的两只脚是踏入民间的。因为他书里书外的这些老东西，不假不虚，全都靠得住。
鹤坪的文学创作，不仅仅只属于陕西，应该说他是行走无羁的。
序二：我说鹤坪
贾平凹
从来的文艺界，有富贵人如张大千的，也有孤寒人如陶博吾的。鹤坪瘦身子小脑袋，说话急躁，走路雀跃，虽然有两支笔，一支写文章，一支画水墨，却就是养不好他。于是，送过煤，卖过饭，极尽折腾，四处漂泊，仍未解决温饱。
但我一直认为，在这个城里，最能熟知西安的，尤其老西安，没有谁胜过鹤坪。他的才华确实在万人之上。
他的文章水墨，尽写了老西安社会底层的众生，形象饱满，性情奇崛，语言幽默，你不得不为他的发现称道，不得不为他的文笔叫好，同时浩叹着世事的无常、生命的悲凉。
上天如此对待他，或许他的前身是南门上空曾经的一颗冷星、钟楼檐下曾经的一只蝙蝠、城墙根的草丛曾经的老鼠和蛇。或许，让他生不如人而使其作品传之后世。
当然，他生活窘态太久了，在社会底层待多了，少不了也有了那里的一些习气，但不影响到他的境界，他现在需要捞面和锅盔，还有春天吹来的风、云层里射来的阳光。
自序：从腌酸菜炒葱花说到皮
匠铺子
鹤 坪
到了通和适这儿，俗开始呼吸了。
不论通俗还是适俗，都首先是生存的技术，其次通和适显然与审美有关。
俗就是了，没有文野之争、雅郑之辩，俗是私事。切入了大众生活和社会生活，你才能切身感到：惟有俗是真正关心与写生的人生艺术。
好的小说就像自家院子里不打眼处窝着的那一老瓮腌酸菜。老瓮虽说灰头土脸甚至蒙尘藏垢，但这一瓮酸菜远比美国历史悠久。隔些日子，你总会想起老瓮和瓮里的腌酸菜。每次，当你搂底子翻搅起老瓮里的腌酸菜，瓮底早已沉积许久的那股子气浪咕嘟咕嘟地释放出本真本分的自家的气味；这气味或隐忍暗香或酷辣刚暴，顷刻使你产生种种复杂的联想。打开腌酸菜的老瓮，很容易沁入时间的深流，任气味或者味气绑架你挣脱浮华与骄奢的欲望峡谷，进入大众生活、俗世生活本清则静、本真则正的原生原发的境界。
然后，然后你不吭不响地把镇缸石（压在腌菜上面的一块石头）压在酸菜上面，并且用瓦盆做瓮盖，扣上老瓮，那股子令你透彻肌骨、灵魂出窍的气味和味气还在屋子里弥漫，并且破门而出，穿街透巷越飘越远。气味是无孔不入的，可以覆盖理智与思考；气味具有极强的渗入作用，调动情绪与感觉，直达心脾。气味也是任何艺术最撩人的密钥之所在，可惜知道的人并不多，因为气味神乎其技！
到了老西安土语这儿，气味仅仅只指常规常识的物质气息，而把通心透窍或者撩人魂魄的气味一概地称为味气！
老西安人说的味气，气字要轻读，是味气而不是气味，其中包含德性、神采、味道、韵味等诸多方面。
小说往直白里写，像炒葱花那样简单。
炒葱花的主角就是青葱一苗、油盐少许。关键在于火候。火候就像戏台上的锣鼓点儿，或徐或疾，要恰到好处！
炒葱花用急火烹饪，所谓炝锅。炝锅之下，葱花在热油锅里翻个身就得起锅。然后，油香裹着青葱的暗香，急火攻击出的油盐的隐香，荡漾开来好的小说，你读就是了，评论它干什么？！写什么，怎么写还有为什么写，这是三个问题。
别老惦着把小说写成国宴，更别惦着把小说写成满汉全席；吃腻了山珍海味、生猛海鲜的当代读者，真需要通过吃素，进入文学体态增格调与减赘肉境界。
说到吃素，讲究大了，比写小说讲究。吃素人的心门打开了，直通窍道，能听到雪的声音和土地的呼吸。吃素并不古奥，吃到妙处新妍竞放、晶光迸溅。
往直白里说，小说的根在民间俗世那里，写出的只能是平易简淡的俗浮世事、浮沉浪事、油盐琐事。讲出的花招花活、孰雅孰俗那是小说家个人的事情。
过去说书的、唱太平鼓的、打着小锣说前朝的，甚至举着牛胯骨说莲花落的、打着竹板儿报升平的，都是小说家。小说最宜小猫吃小鱼，小说也可以是小胡同里赶猪，但小说绝不是盲人摸大象。还是鲁迅公说得好：
一条小溪，明澈见底，即是浅吧，但是却浅得澄清，倘是烂泥塘，谁知道它到底是深是浅呢？！
小说家要把自己的角色把握准确，在社会生活的大舞台上，小说家顶多就是个卖白菜的。卖白菜的就别操心卖白粉的事，这也算本分。
小说家本分了，必然带动整个阅读界的清静与归心。并且巨大地增容当代文学的尊严和激活读者对欧风美雨以及之后的日蚀韩侵的抵御！
写到这儿，我躬身而起，给小说和小说家这个小字脱帽致敬！
小说家不是历史的书记官，也不是时代的秘书，小说家就是一种中国文人的生存手艺；小说哩，就是熔铸传奇、杂学与语言的手艺活。别把小说家支太高，也别把小说架到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肉架子上做烤串。小说轰动了，算你命里有，你可以啃着红烧肘子作种种如是说；小说放了哑炮，算你点儿背。当然你也可以举着牙签肉把玩其间的柔可绕指与余音绕梁！
过去商街草市的买卖讲究要有个利益利市的吆号，所谓吆号，其实就是醒目的字号招牌。长发祥是绸缎庄的吆号，德茂恭是糕点坊的吆号，房打颤是房屋牙狎客（也就是房屋中介）的吆号，日升昌是钱庄的吆号。最属皮匠作坊门前的吆号稀奇，没词，皮匠作坊门前就挂窄窄两绺风干了的牛皮和一根被岁月磨砺得油光水滑的牛宝（牛鞭）。据老辈子说，牛鞭这玩意儿避邪。你不信我信。
皮匠人老八辈都是大字不识的睁眼瞎子，门首的招牌匾额再招摇、再有词采也白搭。这两绺子风干了的牛皮和那根梆梆硬的牛宝就是吆喝，有风叮咣响、无风响叮咣。这就是城乡百姓对皮匠铺子约定俗成的认知，但它就是百姓对皮匠铺子的图符记忆。中国人对约定有着发自心底的虔诚，而俗成之后的皮匠铺子的幌子似乎更忠实主子，给了那两绺干巴牛皮一个足够响亮的吆号：皮干板儿！
是先有皮匠铺子还是先有皮干板儿，今无考。
皮干二字在西安土语里明里暗里都意指：杂话连篇、语含讥弹、话锋咸酸的说话方式，其间不乏对皮干者没有尊严的前提设置。而板儿指的是爱皮干的人手上的道具，可以是快板儿，也可以是皮干的事情。
约定俗成和入乡随俗，应该算小说家的双脚。约定显然有契约作用，而俗成明显具有传承意义。往实在处说，不论书房还是草市，契约精神都属华夏子孙优秀优良的私德和公德结构出的共同遵行的生存原则；纵是勾栏、宝场（赌馆）它也务必尊崇嫖情赌义这个约定俗成的行当讲究。
小说家的契约精神是和谁制订呢？当然是和读者，而不是衙门。
在我的心底里，读者就是我的爷，就是我的天，就是我的地。
说起皮干板儿，学问大了。衙门的役吏杂差有世代相传的杖责拷打罪囚的刑具讲究，有《狱吏谣》说：外伤五花棍，内伤皮干板儿。另，关中道上的吆车把式尤其讲究要拥有一根能甩得出炸鞭一样脆响响声音的用皮干板儿拧成的马鞭子。而那根皮缠棍（牛鞭）早就让城里的郎中写进了药方，并且让红馆馆子的大厨请进厨房，有了新的名称钱肉。钱肉的烹饪技艺已经基本失传，但小说家大可扯开性情壮美钱肉的滋味：天上的龙肉、地上的钱肉！
所以，不论到了什么地方，小说家都得先找到皮干板儿。皮干板儿可能是个腰缠万贯的土豪，也可能就是个腰扎草绳的苦讨，但他煮不熟、炖不烂的那股子筋头巴脑的顽皮劲儿，却凝聚着对这个地方的风物土俗及其精神气质的深层蕴藏。
我想，从腌酸菜炒葱花说到皮匠铺子，也就说清楚了小说家的职能和妙用。再往细处说，那就是腌酸菜、炒葱花和皮干板儿所潜隐的对生活的启示和警醒了。
小说是病还是药，这得问小说家。在传统中国文化那儿，卜赌同源，药毒一家。
逢事都得辩证，读书也不例外。
十字街头，货分东西，人走南北，顶盘挑架的，箍瓮捏笼的，全都是人生，全都有传说。医家有医不自治的祖训，松肩拿背的也都有给后人留口饭吃的讲究。小说家也似乎有应当遵行的规矩。在行当祖训有医政同理的说法，但小说家不敢说这话，小说家不是背着个小字在讨生活吗？！
小说之说，名堂大了。惊堂木一响，说书匠一字一板地说：说书人的口那是无量的斗！
或者无量到无限，抑或无量到虚无。总之，让小说家承载高台教化，那是依靠狗拉大车，只能把大车拉到炕洞里去；抑或把小说往娱乐和消费归类，插科打诨，搞笑搞闹，耍牙耍嘴，那样又明显委屈了小说。
再次向小说鞠躬，这回是为小说之说致敬。
话必关心方传远，语必入俗始动人。
俗门打开了，俗人俗事弓马娴熟地朝外面在走。
天目可鉴，芸芸众生中最苦焦的是小说家，因为小说家从皮面到里子都是一门经心灵、接地气的关心术！于心交往，不谋利市，难免居贫清贫，难免寒酸艰辛。小说载道，而道不远人。我以为饱吹饿唱才是小说艺术的正道。
是为自序。
时于2016年7月的天目书院。
序三：鹤坪和关于西安的写作
贾平凹
鹤坪的文章看得多，在西安的报纸上几乎隔三差五就能见到他的文章。西安人庆幸鹤坪的出现，我庆幸他的成功。
鹤坪是西安的老户，曾经和我住在一条叫大车家的巷里。那时候的冬天比现在冷，他时常携着他的诗稿来我家给我念，一口纯正的西安话，激情充沛。我为他的才华叫好，却不明白他为什么那么怕冷，耳朵上要戴毛线织的耳套，手上是一双手套，但十个指头却裸露着，是那个年代劳动人民特有的手套。大车家巷里有一位身体残疾的小儿科医生，医术不错，我常领孩子去术治，不止一次见到鹤坪在巷中与卖甑糕的吹糖人的人闲聊，或者用自制的安有铁轮的小木板去拉水，响声刺耳，水滴淋淋，甚至见他在那全巷唯一的公厕排队等候出恭时与人争执闲人一词产生的渊源。后来，我搬出了那条巷子，与鹤坪见面的机会少了，似乎很多年月未在报刊上读到他的诗作，听说去下海了，听说去了云南去了四川，听说做书商没有发财开饭馆没有赚钱又窝在家里写小说了。终是在一个午后，他突然在敲我家的门，胳膊下夹着一部书稿让我读的。我已经很惋惜他停止了写诗，但我也知道他的秉性里有散人的质地，浪荡了这么多年，还真能写什么小说？待他走后，我读那部书稿，这就是《大窑门》，竟使我读得很有兴趣，立即推荐给北京的作家出版社。第一部小说的成功，给西安文坛一阵惊喜，也给了他莫大的激励，小说写作便一发不可收拾。现在，他是一名自在的职业写作家，大车家巷的民居业已改造，谁也不知道他搬迁哪儿去住了，又在什么地方烟腾雾罩地作他的小说，但许多朋友都在说他们在某街某巷看到过鹤坪了，瘦瘦小小，扑兮邋遢，一肩低一肩高，跳跃着步子在城里游走。我笑了，这是鹤坪最悠闲的生活状态和最自在的文人状态，他无所不能地熟知着这个城市，认识着这个城市，或许正在孕育着关于这个城市的又一个故事。
相对于北京、天津、上海、广州，西安在文学上是特点逊色的城市，多少年里，我们一直在鼓吹为这个城市写作，写出这个城市的特色，但都因种种原因未能达到预期效果。鹤坪的出现，是一道亮色。他的根在这座城市，几十年来自己又在这个城里沉沉浮浮，饱尝了下层社会的艰难困苦，他首先是以一个普通市民的角色为生存而奋斗着，然后方是小说家从事自己的事业。所以，他的小说有真正的人的东西在里边，有生活的原汁原汤，或许，他的叙述语言对于外省读者有一定的阅读障碍，而西安市人读起来却受活不已。依我的观点，也同意他以后在语言上做一些筛选和提炼，却更希望在时下让他尽最大的力量发挥西安土语的特点，先用加法，后用减法，保持浑厚和鲜活，以求往后的大的气象。
描写出了一个地方，抑或一个城市的味道，这并不等于作品的价值走向，而在于为了获得这种味道所摹写的琐琐碎碎的生活能传达出一种诗意，使整个作品能升腾起来。鹤坪在《大窑门》里，我们可以嫌其不足，但到了这本《俗门俗事》，既有现实，更有精神，令我们感到欣喜，而使文坛关注了他，对他寄予大的希望。
与鹤坪已经相识了数十年，知道他是一个优点和缺点都十分突出的诗人和作家，他十足聪明，悟性极高，但往往乏于忍耐，反复无常。我是多么愿意看到他一步一步地走下去，使更大的作品出现。西安需要他，文坛需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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