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内容涉及宋代明代国家与社会的比较,宋代荒政,宋代历史特征,北宋与西夏、西域的交通,西夏重要法典《天盛律令》和一些书评、理论、书序、回忆等方面的内容。主要收录了近三年以来,为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重大委托项目子课题所作的相关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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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华瑞,男,1958年2月生于甘肃山丹县平坡,祖籍四川绵竹市。西北师大中国古代史专业、河北大学宋史研究方向毕业,历史学博士。现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主任、社科版主编,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从事宋史、西夏史、中国古代经济史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出版专著、编著、合著21种,发表论文200余篇。
目录
序 i
宋朝“积弱”说再认识 1
王安石与孟子——孟子与宋代士大夫政治研究之一 16
南宋地方社会管窥——以阳枋《广安旱代赵守榜文》为中心 32
南宋的酒库与军费 45
宋、明对“巨室”的防闲与曲从 58
宋、明税源与财政供养人员规模比较 76
抄劄救荒与宋代赈灾户口的调查统计 104
论宋代的自然灾害与荒政 122
宋代地方官员与救荒 136
荒政与宋代民变(农民起义)的规模 150
再论南宋荒政的发展 162
略论宋夏时期的中西陆路交通 179
北宋与龟兹 196
论北宋经营陆路东西交通 213
《天盛律令》修纂新探——《天盛律令》与《庆元条法事类》比较研究之一 233
再论《天盛律令》的修纂 249
漆侠先生的学术贡献与治学方法 269
西夏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272
文献与宋史研究的几个特点 275
读书的黄金时代 279
读《煦园春秋—水梓和他的家世》书后 281
《20世纪中国美术纪年》读后感 283
《蔡京、蔡卞与北宋晚期政局研究》序 286
悼念宁可先生 289
畏友浦江 295
附录
宋史研究领域的新开拓——访李华瑞教授 303
本书所收文章初刊信息 321
《宋夏史探研集》:
对于这些讨论,有一个问题值得重新思考,即虽然宋初失去长城天险,但西部广大地区在西夏崛起之前,党项、吐蕃等族分散而居,尚没有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或者说没有形成直接让中原王朝感到威胁的力量,河湟、河西、河套、银川平原,乃至鄂尔多斯高原都有丰美辽阔的牧场,如果着力经营,完全可以组建与契丹抗衡的骑兵武装,“当唐之盛时,河西、陇右三十三州,凉州最大,土沃物繁而人富乐。其地宜马,唐置八监,牧马三十万匹。以安西都护府羁縻西域三十六国。唐之军、镇、监、务,三百余城,常以中国兵更戍,而凉州置使节度之”。但自太祖至宋神宗朝,对西部基本采取的是放弃政策。张方平在回答宋神宗“问祖宗御戎之要”时说:“太祖不勤远略,如灵夏、河西,皆因其酋豪,许之世袭。环州董遵诲、西山郭进、关南李汉超,皆优其禄赐,宽其文法。诸将财力丰而威令行,间谍精审,吏士用命,故能以十五万人而获百万之用。”是故,明清之际人顾祖禹说:“宋关中戍守不越秦、凤,熙宁以后始务远略。”
在河北一线,宋太祖对契丹境内的燕云地区也是采取了一种防御为主而不是如学界一般认为要必欲收复的积极进攻政策,实际上,后周世宗进行统一战争时是把吴、蜀、幽、并,并列为统一对象,而宋太祖则是把北敌分成两个明确的概念,即河东北汉是卧榻之侧必欲消除的“他人家”,而燕云则属于如何处置的边患问题。笔者在讨论宋初先南后北统一方针时曾指出“以往武断地说‘宋初置燕云于不顾’,固然是有悖于历史事实的,但若说宋太祖君臣制定的先南后北统一战略方针包括兵取燕云也是缺乏事实基础的。实际上宋初的先南后北只是针对太祖不满‘小天下’而言,太祖其所以汲汲于南北用兵,主要是削平割据,而不能容忍一榻之侧有他人鼾睡。这与他对内实行一系列政治、军事改革措施、藉以强化皇权,强化唯我独尊的专制主义是内外照应、一脉相承的。而幽燕之地则不能与之同日而语,太祖其所以念念不忘幽燕,主要是看重幽燕的军事地理,幽燕之失,北部门户洞开。来自契丹的威胁成为心头之患。但是幽燕归属契丹几二十年,收复幽燕之举牵一发而动全身,故幽燕问题实质上是如何对待蛮夷之国造成的边患的问题,因而解决边患的办法,诚如赵普所言自古有上中下三策:即据险而守、和戎和以兵锋相见一争雄长。从宋初太祖和赵普的看法,显然倾向于‘和戎’之策,而上述事实也是如此。”①
在西南,宋与大理以大渡河为界,亦是太祖“不暇远略”②的结果。后世有“宋挥玉斧”的故事流布。周煇《清波别志》卷一引《西南备边录》载:“艺祖既平蜀,议者欲因兵威以复越隽,上命取地图视之,亲以玉斧划大渡,日自此以外,朕不取,即今之疆界也。河滨旧有划玉亭,今犹在。”周煇所引的这个故事对后世影响甚大,《方舆胜览》《蜀中广记》《明史》《滇史》等文献均有类似的记载。南宋初,翰林学士朱震言:“按大理国,本唐南诏。大中咸通间,人成都,犯邕管,召兵东方,天下骚动,艺祖皇帝鉴唐之祸,乃弃越隽诸郡,以大渡河为界,欲寇不能,欲臣不得,最得御戎之上策。”可见宋在西南边区也采取以防御为主的策略,则是无疑的。
由此可见,宋朝自太祖朝伊始,较汉唐统治者缺乏一种开拓进取的精神。1978年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主编、八十位西方历史学家执笔编撰的《世界历史地图集》曾指出:“宋比唐的世界主义为少,对外部世界经常采取防范和猜疑的态度。”这种防范和猜疑有多方面的内容,表现在国防建设上则是奉行以防御为主的战略思想。故其军事设施、军队建制、兵种配置、战争手段、作战方式等无不贯穿防御的思想。虽然,宋神宗时起用王安石进行富国强兵的变法,在改变宋与西夏战略地位上有明显收效,但是就宋的以防御为主的国防性质而言,基本没有大的改观。
第一,以防御为主的军队去进行进攻战,与擅长进攻战而拥有强大骑兵的对手交战,其胜少败多是不难想见的。宋的军队虽号有百万之众,但是分散布置在陕西、河东、河北沿线数千公里之上,难以集中优势兵力,比如,庆历年间,宋在陕西约有兵近二十万,但是分散在鄜延、环庆、泾原等路,都只有五六万人,而西夏则可以集中十万兵力击破宋之一路。所以辽、西夏、金、(蒙)元军队数量虽比宋少许多,但往往可以集中绝对优势之兵力,以行局部之歼灭战。宋疲于奔命,即使为了所谓北伐声张正义,所集中的军队缺乏灵活机动的配合,加之由不熟悉进攻战的文臣和低素质的武将统领,宋之失败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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