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儒学_王中江, 李存山主编_9787516114858

《中国儒学（第7辑）》由中华孔子学会主办，立足于学会，面向海内外，广泛联合儒学研究者，对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儒学传统展开全方位的研究和探讨，不断激活其内在的精神和独特的价值，俾之在人类精神生活和文明的重建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王中江、李存山主编的《中国儒学(第7辑)》从第三辑起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每年刊出一辑。

    （三）新民与哲学王
    朱熹提供了一种圣王通过政治的方式实现道德理想的蓝图，即“尧舜其民”。就此而言，他的新民学说与柏拉图《理想国》中“哲学王”的思想颇有相近之处。
    柏拉图认为，哲学王需要改变人的本性从而造就一个“理想国”。在他看来，这样的“理想国”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而现存的政体就是它的逐次堕落。柏拉图的政治历史退步观反映了他崇尚完满原型，贬低变化的理念论立场。他推荐的“新民”方法有：第一，在哲学王与武士阶层实行共产制度，废除家庭与私有财产；第二，由国家从事儿童的教育活动，以避免传统的习惯与谬误的污染，从而逐渐造就新人；第三，移风易俗，实行思想控制，从而建立一个以绝对知识（真理）的名义对艺术、科学与一切批判精神进行控制的专制国家。可以发现，朱熹与柏拉图具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异同点。就相同点而言，比如他们都持一种历史退步观；都建立在关于人的形上学的基础之上，柏拉图把灵魂三分，并认为理性是人的本性，而朱熹则认为“明德”是人的本性，从而是真实的“自我”；都提出了一些新民的类似措施；都支持一种政教合一的专制统治，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宽容的，而涉及了或多或少的强制。就最后一点而言，“新民”可能会造成戴震所说的“以理杀人”，而柏拉图的理论所蕴涵的极权主义更是为西方思想家所诟病。从政治哲学角度来看，柏拉图与朱熹都支持至善论而反对国家中立，他们认为人的道德完善（德性）与政治之间存在密切关系。
    由于古希腊与古代中国的思维方式与关注重点等方面的差异，柏拉图与朱熹的相关思想也具有明显不同。第一，朱熹的新民是以道德为基础的，而柏拉图则是以理智（智慧）为基础。这与双方所在的文化具有的道德主义与理智主义背景具有内在联系。与此相关，柏拉图的《理想国》中造就新民的行为，很大程度上是打破现有的社会结构与制度的行为，比如家庭与私有制等，从而具有激进的理性主义乌托邦色彩。而朱熹则是在利用现有的社会结构与制度的前提下，从事新民活动。可以说，柏拉图既从事“硬件”革命，也从事“软件”革命，而朱熹则仅仅从事“软件”层面的改革，因而显得比较温和。理性主义容易走向绝对主义与一元论，因而柏拉图的主体只能是一个哲学王，而朱熹的新民主体则要广泛的多，包括君师、有德者、有齿者等。故是，哲学王的统治是一种全面的理性计划，而朱熹的新民则是一种长期的、多层面的、松散的道德政治活动。就对象而言，柏拉图认为人天生就有知识，而朱熹则认为人性善。
    （四）新民的适用范围与界限：在“君子的责任”与“个人自主”之间
    朱熹的新民思想与柏拉图有较多相互诠释之处，而与洛克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却差异颇大。因而，通过引入古典自由主义这个“他者”的视域，可以更为有效地确立朱熹新民思想的一些基本特点。在洛克看来，自我保存是人的基本本性，在自我保存的前提下，人们“就应该尽其所能保存其余的人类”。这种对人性的低调的看法明显不同于朱熹把仁爱看作人的本性的高调观点。基于对人的个体主义的预设，洛克认为人是自由、平等与有理性的，因而是一个自治的主体。基于个体的同意，政府建立了起来。政府的权限仅仅在于消极地保卫公民的生命、自由与财产，而公民的道德问题则属于自治的私域，与公域的政治权力无关。换言之，朱熹意义上的新民不应当成为政治以及政治哲学所关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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