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稿在吸收借鉴既有成果的基础上，充分利用近年来海内外开放的最新档案资料，对抗战时期中美租借援助关系做了较深入的研究。一方面考察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美国租借援助机制的产生、发展和演变，分析租借援助制度变化转折带来的潜在影响。
中美关系；中美援助；中美租借；抗战；吴景平本书作者在吸收借鉴既有成果的基础上，充分利用近年来海内外开放的**档案资料，对抗战时期中美租借援助关系做了较深入的研究。一方面考察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美国租借援助机制的产生、发展和演变，分析租借援助制度变化转折带来的潜在影响。另一方面通过再现中国国防供应公司、中国银行的活动，叙述中方接洽美国租借援助的工作。同时，本书也论述了战时中国对美国的回惠租借援助以及由此产生的驻华美军开支问题，并就中美双方为解决此问题开展的交涉进行探讨。本书对于深入研究中国抗战的艰巨性、所处国际环境的复杂性、中国战时外交的曲折性，有着重要的价值。
绪论
\\t一、选题对象
\\t二、文献评论
\\t三、研究意义
\\t四、资料与方法
\\t五、主旨与篇章
\\t
\\t第一章 中美建立租借援助关系的背景
\\t第一节 抗战初期中国美援外交的再探讨：以易货借款为中心
\\t一、陈光甫驻美求援工作评析
\\t二、宋子文与美援外交局面的拓展
\\t第二节 美国租借援助政策的出台与影响
\\t一、《租借法》及相关法案的颁行
\\t二、府会关系变化与行政机构的调整
\\t第二章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租借援华的实施
\\t第一节 美国租借援助机制的发展
\\t一、防御援助汇报处时期的租借援助制度
\\t二、租借事务管理署成立后的租借援助制度
\\t第二节 宋子文与租借援助的接洽
\\t一、租借援助政策出台之初的应对
\\t二、中国国防供应公司的创建与美援外交体制的重组
\\t三、中国银行工作路径的开辟
\\t第三节 中国国防供应公司的主要工作与美军方反应
\\t一、申请租借援华物资
\\t二、营运租借援华物资
\\t三、参与美国志愿航空队初期建设
\\t四、美国军方的反应
\\t第三章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租借援华的实施
\\t第一节 美国租借援助机制的转变与中国的因应
\\t一、租借拨款方式变化与物资划拨决策权的移转
\\t二、中国美援外交体制的再调整
\\t三、中国对英美联合参谋长会席位的力争
\\t第二节 中美租借援助物资主导权之争
\\t一、初次交锋：塔尔萨事件的来龙去脉
\\t二、史迪威来华与美国主导租借物资格局的显现
\\t三、宋子文的两次回击
\\t四、史迪威管理租借物资职权的削弱与丧失
\\t第三节 中国国防供应公司工作的延续与终结
\\t一、缅甸陷落前的工作情况
\\t二、缅甸陷落后的工作情况
\\t三、公司关闭与移交
\\t第四章 中国对美国的租借援助及其交涉
\\t第一节 回惠租借援助的实施与协议草案的商讨
\\t一、驻华美军的食宿服务与货币供应
\\t二、回惠租借援助协议草案的提出与讨论
\\t第二节 围绕驻华美军开支清算的进一步互动
\\t一、回惠租借援助协议的流产
\\t二、驻华美军开支问题的解决
\\t结语
中美租借援助物资主导权之争
\\t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加入同盟国的行列，中美两国正式成为反法西斯的军事盟友。在此背景下，蒋介石盼望与美国及其他盟国建立更紧密的军事合作关系。得知珍珠港事变消息的当天，蒋介石即与驻重庆的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马格鲁德进行会谈，向其转交了给罗斯福总统的照会，提议中、美、英、澳、荷五国结成亚太地区的军事同盟，推美国为领导，指挥共同作战。蒋同时要求马格鲁德考虑各大国之间的全面合作计划[1]。此后数日，蒋介石又连续多次与马格鲁德谈话，试图商讨中美之间的军事合作事宜[2]。然而，美国陆军部已经对马格鲁德有令在先，不得与中方开展正式的军事对话，而只需监督租借物资的使用。即便此时美日业已开打，马格鲁德使团依旧无法有更多作为，蒋介石因此也难以从马格鲁德那里获得任何实质性承诺。在蒋介石的提议下，由中、美、英、澳、荷五国参加的军事会议于12月23日在重庆召开，美国陆军部派空军少将勃立特（George H. Brett）作为正式代表与会，英方则由负责缅甸防务的驻印英军司令魏菲尔（Archibald Wavell）代表出席。据美国军方文献记载，勃立特此行来华的初衷，并非参加重庆军事会议，而是为了考察在华部署重型轰炸机的可能性[3]。可见，在太平洋战事爆发后的头半个月里，美方在中美军事合作的问题上远没有蒋介石那么积极。同军事合作的慢热状态相比，中美在租借物资的使用问题上很快爆发了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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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一、初次交锋：塔尔萨事件的来龙去脉
\\t美国参战之初，罗斯福总统宣布原有的租借援助政策将继续实行。但出于自身防卫需要，美国军方对“多种重要军用贷借物资”，“已暂时停止交货”。所有物资分配须在整理之后，“方可继续进行贷借”[4]。受此影响，许多业已分配的援华租借物资不得不由美方重新决定去向。1941年12月，海军部先后接管了三艘拟开往仰光的租借船只，拿走了船上装载的各式枪支弹药、卡车、侦察车等大批租借物资[5]。陆军部也从中国的租借援助计划中临时抽走了115架飞机。此外，部分供美国志愿航空队使用的P-40歼击机零部件在从夏威夷运往威克岛的途中被美军截留[6]。甚至在中方接收租借物资主要地点——缅甸仰光，也发生了一连串类似的扣留劫夺事件，其中第一起便是塔尔萨事件[7]。
\\t1941年10月22日，美国货轮塔尔萨号（S. S. Tulsa）从纽约出发，起航前往仰光。与太平洋战争之前从美国始发的其他租借船只相比，塔尔萨号装载的武器弹药数量最多，总价值也最高，具体包括滇缅铁路器材、卡车及零部件、轻机枪、榴弹炮及部件、手枪部件、子弹、兵工原料，以及专供陈纳德航空队补给用的P-40飞机零部件与0.50口径子弹[8]。珍珠港事变发生时，塔尔萨号尚在途中。不过，驻防缅甸的英军部队已经蠢蠢欲动，他们对仰光积存的大批租借军火物资满是垂涎。塔尔萨号即将抵达仰光的消息更令驻缅英军兴奋不已，在他们的鼓动下，缅甸政府派专员前往重庆，向蒋介石提出划拨部分租借器材的要求。出于对保卫缅甸重要性的认识和对英国人处境的同情，美国陆军部亦于12月16日致电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马格鲁德，授权其在中方许可的前提下将援华租借物资转拨给英军使用[9]。马格鲁德随即与蒋介石进行了沟通。尽管身在缅甸负责援华租借物资转运工作的俞飞鹏极力反对，蒋介石仍从中美英军事合作的大局出发，表示愿意考虑此事。无奈之下，俞飞鹏只好电请宋子文与美国政府及英国驻美大使接触，向他们阐述中国所肩负的重大作战职责[10]。
\\t就在国民政府考虑向缅甸英军划拨部分租借器材之时，塔尔萨号于12月17日驶抵仰光港[11]。对军火渴望已久的英军再次向缅甸政府表达了挪用援华租借物资的想法。由于未能立即得到重庆方面的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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