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澜策划并主持的“杨澜访谈录”已经成为电视访谈类的金牌节目，开播6年来，所访问的人物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学艺术、娱乐、科学等诸多领域的数百位公众人物。此书为《杨澜访谈录》6周年纪念特辑。分为上下两册。上册采访了20位公众人物，下册18位。为配合“杨澜访谈录”开播6周年，召开了主题为“让未来记住今天”的研讨会，参加访谈的访客，每人写了一篇题为“让未来记住今天：写给100年后的一封信”的文章，颇有区别于其他访谈节目的独到之处。
《写给100年后的人们》为《杨澜访谈录》6周年纪念特辑的下册。《让未来记住今天：写给100年后的人们》分为上下两册。上册采访了20位公众人物，下册18位。为配合“杨澜访谈录”开播6周年，召开了主题为“让未来记住今天”的研讨会，参加访谈的访客，每人写了一篇题为“让未来记住今天：写给100年后的一封信”的文章，颇有区别于其他访谈节目的独到之处。
丹·拉瑟 听从新闻良知的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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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拉瑟 听从新闻良知的呼唤
杨澜：从我现在所站的这个阳台望下去，正好可以看到世贸中心的原址，六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废墟的清理工作还没有结束，而实际上9·11恐怖袭击事件在美国公众的心理上所造成的巨大冲击还要持续更长的时间。在9·11之后，有人对美国的媒体提出了这样的质询，那就是媒体为什么没有让公众充分地了解到外界对于美国的仇视，提出这样质询的人不是别人，正是美国的传媒精英之一——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首席主播丹‘拉瑟，他有着四五十年的新闻从业经验，曾经因为报道诸多世界范围内的重大事件而引人瞩目，我在CBS纽约的总部采访了他。
杨澜：2002年正好是尼克松总统1972年访华30周年纪念。当时，您作为CBS新闻频道驻白宫的通讯记者，跟随总统一起去了中国。后来我读到过一篇文章，文中引用CBS当时的新闻主播华特-克朗凯特先生的话说：“记者们哪儿去了？都观光去了。”您也是其中一员，对吗？
拉瑟：在那次历史性的访问中，我们确实想游览很多地方。坦白地说，当你打算写一篇报道时，你都无法预想它可能会产生什么影响，但1972年尼克松总统的中国之行不同。每个美国人以及全世界的许多人都明白，由于早期历史的原因，那将是一次载入史册的访问，因此，这是一件令人吃惊的事。人们没有料到尼克松总统会这么做，这也是使这件事成为特大新闻的原因之一，每个人都意识到这是在创造历史。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在中国走下飞机对一个美国通讯记者来说，就像是来到了另一个星球，一个遥远的星球，我想所有的通讯记者都想，或者就拿我自己来说吧，我知道时间将很快流逝，所以在我的双脚踏上中国土地的那一刻起，我就要尽可能地努力工作，尽可能地多获取信息。
杨澜：当时的一切都是新闻对吗？每件事都很新鲜？
拉瑟：是的，每件事都很新鲜。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的时候，我是消息源记者小组的成员，代表其他记者在杭州等候总统的到来。已故中国总理周恩来先生也在那里迎接他，而我碰巧就站在他旁边。当时我并不认识他，只是远远地见过他。就在我们等候尼克松总统的时候，我们无意中聊起了中国的教育问题，聊起了他对中国教育的希望和梦想以及他对尼克松访华将在短期内产生的效果的看法。这次交谈极大地改变了我对周恩来的看法，我以前从没意识到——也许我应该意识到，他的学识是那么渊博，他对学校和教育问题是那么热衷。那时候人人都知道毛泽东很睿智，但是周恩来的名声还没那么响，那次交谈不仅改变了我对周恩来的看法，在某些重要方面也改变了我对中国的看法。
杨澜：1997年您乘火车周游了中国，其中包括中国的内陆地区，有些地方很多美国人都没去过对吗，那次旅行您有什么新发现吗？
拉瑟：那次旅行太棒了，它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那次旅行中我深刻地体会到中国正在和时间赛跑，他们要将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带到内地，这一点和我们美国的历史有些相似。有一段时间我们也曾试图开发内部地区，试图将它们带入工业革命和农业进步的新经济时代。因此在那次旅行中，我意识到中国正在和时间赛跑，而且有一些积极的因素表明，中国会赢得这场比赛的胜利，但是同时也有一些消极因素表明，在人口超过十三亿的中国这个任务是多么的艰巨。
杨澜：是的，昨天我住的饭店酒吧的服务员得知我是在香港工作的时候，他靠过来充满同情而又认真地说：“哦，那里的政治局势有多差！”这实际上反映了美国人对中国的一个普遍看法，在美国只要一提起中国，媒体的报道总是集中在政治报道上，而且大多都是负面报道，一段时间以后，人们对于这个国家的总体看法就会失衡。
拉瑟：你的问题包含了很多内容，我尽量简单作答吧。第一，总的说来，美国人对中国了解不多，这其中有一部分责任在于报界、媒体，这一点我是不会为自己推脱的。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大国，是一个情况十分复杂的国家，当然你可以说每个国家都很复杂，但是基于上述原因，我认为中国的情况要复杂得多。你说得没错，美国的确对中国有成见，但是我去中国的时候，我说这话没有任何冒犯的意思，从1972年起我就打算尽量每年去一次的，虽然我后来并没有做到，我发现中国对美国也有成见。那时候我真想告诉每个人说，他们的看法是不对的，当然我们现在谈的是美国对中国的成见，而不是中国对美国的成见。这些观点和我们这些新闻界的从业人员，也不无关系，那么如何来消除这些成见呢？例如不要对问题过度概括。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情况复杂的大国里，不存在一个单一的中国，中国和美国一样，也有地区差异，它每天、每星期、每个月都在发生变化，我不想离题太远，但是我也不能不提这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从我对中国的访问中，我知道中国有些政府官员和普通百姓非常清楚中国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形象。他们担心的是，中美之间的确存在的那些问题，例如我们在价值观、社会道德观方面的不同，美国人民总的来说，在这些问题上至少和中国政府持不同观点。我想说明的是：美国对中国的成见有一部分是由于一些的确存在的问题所造成的，我们记者在世界各地采访时必须注意自己在报道中，不要带有任何成见，那是最容易犯的错误了。
丹·拉瑟相信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新闻。作为一名新闻记者，他曾不顾生命危险在越南和阿富汗的战场进行现场报道。他性格中有非常强硬的一面，敢于挑战权威。他曾经顶着巨大压力，报道过“水门事件”；又曾经分别与尼克松和老布什总统在公开场合发生交锋，对于外界的各种批评，他从不忍气吞声。
杨澜：从艾森豪威尔开始，您几乎采访了每一届总统，还和其中几个有过冲突，这些冲突有没有给您在CBS的工作带来过麻烦？有没有人对你说：“丹，下次不要这样，给我们省点儿麻烦吧。”
拉瑟：有，次数不多但的确有过。
杨澜：您不担心您的事业也许会因此被毁吗？
拉瑟：也担心过。当然作为一名前方记者而不是新闻主播时，当你面对的是一名位高权重的人物时，如果你企图越权或是向权威发出挑战的话，那可能会对你的事业有害。有时我的确会想，这回我的事业完蛋了，不过我不想让这种担心无限制地膨胀，我很幸运能在CBS工作，因为在这方面我们的标准是最高的，以前是最高的，在我的职业生涯中也是最高的，现在依然是最高的。老实说，你所说的这种情况我碰到过两次。
杨澜：一次是和尼克松。
拉瑟：是的，当时我想我的记者生涯也许就要结束了，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那次只是我们国家内部的问题，碰到一些麻烦也许是我活该吧。不过这一点也许应该由其他人来做出评判。我的第一次麻烦发生在理查德．尼克松总统的任期内，你前面也提到过尼克松总统，他在中国问题上取得了突破，还有很多其他了不起的成就，但是最后提到这一点很令人遗憾，他却成了一个巨大的违法阴谋的领导人，这个阴谋直接威胁到美国的基础。作为一名驻白宫的记者，我只是努力想做一个诚实的信息发布者，这确实使我和尼克松总统之间发生了至少一次直接冲突，还有一次冲突是我和当时的副总统乔治·布什，也就是后来的布什总统之间发生的。他当时是打算竞选副总统，那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情况，但是他在公开场合所说的一些话和事实不符。作为一名记者，如果你想做一名好记者的话，有时候你必须问一些棘手的问题。
杨澜：我还记得乔治·布什当时反驳了您。回想往事，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今天，您是否还会像以前一样，还是会更谨慎些？
拉瑟：实事求是地说，我并不感到遗憾。当然我并不希望面对当时各种各样的攻击，也不愿意处在当时那种尴尬的境地，但是我尽力了。我总是对我自己说，至少我问了一个好问题。当时的副总统，也就是后来的总统布什，采用了一个政治技巧来回应我的问题，这个技巧本身没有任何问题，他所采用的技巧就是拒绝回答我的问题，以免遭到进一步的攻击，反过来还要让我来回答问题。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有一点值得强调，那就是不上电视的记者，其实经常会问这样的问题，这就是记者的工作。1988年那件事发生以前，还很少有人在电视上问这样棘手的问题，这才是它当时备受关注的原因。说实话，我觉得这个现象其实并不值得我们这么去关注，记者向政客发难，政客拒绝回答并开始攻击记者，这其实是很寻常的事，在自由社会里，新闻界的这种短兵相接其实并不稀奇，可是这件事当时引起人们如此多的关注，这在我看来反倒是不寻常的。
杨澜：两天前，我去了世贸大楼的废墟，它让我想起了那些在这次恐怖袭击中失去生命的人，也让我想起了您在9·11恐怖袭击后所说的话，您说可能美国媒体并没有充分地告诉美国人民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对美国的不满和怨恨，您为什么这么说呢，是什么妨碍媒体做出充分报道的呢？
拉瑟：首先，我这么说是因为我认为这是事实，是不言自明的。你问“是什么妨碍了媒体”，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可以花上几小时来谈，不过，总的来说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记者们自身缺乏对整个世界的了解，同样我也不会为自己开脱，这一点对那些没有出过国或是不太出国的记者来说尤为如此。第二，美国的新闻界有这样一种倾向，人们更关注国内的情况，对发生在自己国家的事要比发生在外国的事更感兴趣。二战刚结束时，情况还有所不同，但是美国新闻界，任何一位诚实的观察者都不能不注意到，近几年中，我们对国际问题的报道一直在减少，而不是增加。另外，我还想说的是，我们的确没有充分报道伊斯兰国家和其他一些国家对本土美国人和海外美国人的憎恨，以及这种憎恨的程度。
杨澜：您刚才提到“真相从不简单纯粹”，但是事实上，对于处在快节奏时代的电视观众而言，他们希望能看一些纯粹清楚的报道，前几天我采访了西蒙·托宾先生，他曾担任过《纽约时报》主编一职，他说电视报道的质量比不上报纸，因为电视报道追求轰动效应，它更像是主持人、明星、济济一堂的娱乐界，充满了眼泪、轰炸和暴力。您是否同意他的说法？这和您一直强调的新闻质量有关吗？
拉瑟：我的看法是：这是所有美国记者的问题，这个问题我称之为新闻的“好莱坞化”，我承认这个问题在电视新闻中更为突出，但是不幸的是，它同样也影响到了美国的报界。
杨澜：亚洲也是如此。
拉瑟：这个问题和美国新闻业试图竭力吸引观众、听众和读者有关，虽然我觉得这种做法并不明智。新闻和娱乐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了，如今这种界限在电视上几乎消失了，这一点并不让人愉快，但它却是事实。近二十年来，随着光缆和卫星的应用，美国电视业的竞争范围日益扩大、日渐激烈，美国电视业渐渐远离了原先的价值取向。新闻竞争从一开始到现在一直都很激烈，不过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此激烈的竞争最终导致了质量标准的全面下降，那么标准会低到什么程度？在开诚布公地和你谈了这些以后，我想说的是，9·11之后，我看到了一些令人鼓舞的迹象。美国新闻界的一些人，尤其是美国电视业的一些从业人员，即使现在还没有完全回到我们以前基本原则的轨道上，至少他们都愿意重新向这些原则靠近。这一步我们才刚刚跨出，毕竟现在离9·11事件还不到一年，所以这只是一个初步的看法，但是我相信美国人、尤其是美国记者，都已经深刻地体会到了一个自由独立、力求正义的新闻界的价值，套用一句外交辞令：我对此表示谨慎的乐观。作为新闻从业人员，也许我们可以利用9·11的经历，重新评估我们所做的一切，听从我们新闻良知的呼唤，而不只是被市场调查和收视率牵着鼻子走。
杨澜：您当了五十年的记者，在CBS还担任了二十年的主播，您是个名人，您的生活就好像放在一台巨大的显微镜下，任何一个错误都会引起别人的注意，而且轻易不会得到别人原谅。相比做记者而言，您觉得主播的工作怎么样？您每天还是自己写内容提要吗？您日常的编辑和撰稿有多详细呢？
拉瑟：我喜欢当主播，我热爱我的工作。
杨澜：您是不是很迷恋您的工作？
拉瑟：还没有达到迷恋的程度吧，我可不是工作狂，我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但是我确实深爱着我的工作，我也很喜欢当主播。你问我是不是更喜欢做主播，我不会这么说，这也许是因为我看问题的角度有所不同。我热爱我所做的一切工作——为什么不呢？当记者一直是我的梦想，但是我年轻时，常担心做记者能不能养活自己，现在我关心的不是谋生问题，而是工作质量问题了。我热爱我的工作，热爱极了，至于那些说我有偏见的指责，我的工作可以说明一切。我在工作以外所说的话、所做的事，也许很难使人信服，但是从我的工作中，人们可以做出判断。我的工作会告诉你，也许你可以相信别人对我的评价，但是你至少应该清楚地知道，我很重视我的工作，我全身心地投入到我的工作中，力争做一个诚实的信息发布人。
9·11之后，丹·拉瑟的办公室里也出现了含有炭疽菌的信封，他的秘书因此受到了感染，所幸没有酿成大碍，可见一个记者现在所要面临的危险不仅出现在战争的前线，也出现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而且他还要面对更多比如说收视率的压力、同行的竞争、公众的挑剔、权势人物的指责，所有这一切恐怕都不是在新闻学院里可以学到的。然而丹·拉瑟的应对方式其实也很简单，那就是LIVE WITHIT，把这些都当做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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