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简史_杰里米·布莱克（Jeremy Black）著_9787568015776

本书深度讲述了英国近两千年的历史，首先从英国地理环境对其发展的影响着手进行介绍，接着探讨其社会和政治文化的形成，为读者提供了一个颇具价值的历史框架。本书不仅讲述了英国本土的四个地区和英国的移民（向内和向外），侧重突出英国人的国家认同和集体记忆问题。

英国简史作为世界历史中的大国，英国在历史上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世界上其他国家。不仅如此，随着现代社会的频繁变化，人们不断涌现出关于历史的新观点，而英国的历史总是带给我们全新的认识。2013—2014年，在我写作期间，英国政府面临着可能分崩离析的形势，因为在2014年9月的公投期间，苏格兰可能会投票表决是否要脱离英国独立。不管这一事件是否发生，英国政府出现分崩离析的可能性反映了当今社会形势明显不同于过去的大环境，哪怕仅仅是20年前的整体形势。实际上，帮助筹办这次公投的苏格兰议会也仅成立于1997年，那时工党在英国大选取胜后进行了一次公投。1999年苏格兰议会进行第一次投票表决苏格兰的地位。在这次公投中，苏格兰独立被驳回。我非常清楚那些在发展变化着的历史观，因为变化的过程不仅解释了为什么新历史观的出现势不可挡，也解释了为什么个别历史学家需要重新评估他们个人的观点、重新调整他们的研究方向。对国家历史，人们尤其需要变化发展的历史观。如果没有对过去的理解，我们就不能够鉴别我们的现状、考虑我们的未来。历史赋予国家和民族特别的身份，同时也展现了其个性和社会凝聚力，因为集体记忆也是公共教育的关键。历史不仅是事件，更是一种过程，它不仅仅是过去一定数量的事件的集合，更是今天我们对过去发生的事件之间如何联系、为什么发生、怎样发生、结果如何、又发生了什么变化等问题的理解。理解了过去发生的事情，我们才有可能看清历史作为一个过程是怎样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是怎样在漫长岁月中发生改变的。
　　另外，历史不仅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样对决策有参考意义。1215年，英国贵族迫使约翰王签订的协议是以亨利一世加冕时所颁布的《自由宪章》为根据的，亨利一世承诺不再像前任国王威廉二世（1087—1100年在位）一样滥用王权。随后，约翰王不得不同意接受1215年的《大宪章》。17世纪早期，詹姆士一世（1603—1625年在位）以及查尔斯一世（1625—1649年在位）统治期间，《大宪章》成为限制王权、反对皇室特权的声明和制定法案的宪法依据。历史的参考作用延续着。查尔斯，第十一世诺福克公爵（1746—1815），坚定的辉格党人，在他的封地阿伦德尔城堡，意图建一座八角大楼来纪念《大宪章》订立600周年。这座大楼旨在献给“英国贵族在约翰王统治下获得的自由”。
　　历史是关于时间的，而时间又包裹着其间的环境背景和时代变化。这种关系可以从结构和事态两个方面，或者说环境和事件两个方面大致简化。这种划分对复杂的动态变化并不公平，但也只能如此。毕竟这就像我们通过语言表达自己，却也因为语言而使得表达受到限制一样。
　　英国历史的关键结构要素在某种程度上是区域性和整体性的统一。前者，很显然，岛屿脱离邻近大陆的海岸，全国大多数地区都接近海洋和港口。温和的气候贯穿整个英国人类史，这里有充足的雨水以及一年内极少数低于冰点的气温。这样的气候使得英国的农业不受限于人工灌溉，全年的渔业、航运业同样也很发达。此外，英国还拥有丰富的建筑和能源资源，包括木材、石料、砖块以及煤矿。
　　英国历史上的综合要素也是其独特的社会政治文化发展的产物。其发展是复杂而曲折的，关于其发展的探讨涉及国家性质和文化的认可，同时也要经受国家特例论的质疑。然而，法律的性质和典型角色，财产、权利、家庭结构以及政治自由这些要素对英国社会和政治文化都至关重要。同样，无论在实践中受到怎样的条件限制，追寻自由对英国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
　　这些综合要素明显出现在比较语境中。英国带来的许多不幸，如果不算是罪恶的话，如帝国主义和奴隶贸易，事实上并不是英国独有的，对它的批评大多数是没有站在历史的角度，而更多的是从现代社会议题的角度。实际上，在这些特例中，英国政府有限的职权很大程度地影响了英国帝国主义特质的形成，尤其但不仅限于殖民地接收了大量英国移民的情况。另外，很多被帝国主义侵占的国家，尤其是印度，已经被占领的土地仍然频繁地被其他帝国征服。英国或多或少引进了帝国主义的危害，用大英帝国取代了原有的另一个帝国。18世纪，英国可耻地成为大西洋奴隶贸易的领头军，但其在随后结束奴隶贸易的过程中也发挥了关键作用。19世纪，英国皇家舰队在大西洋和印度洋一直扮演着监管整顿的角色。
　　然而随后的英国带头反对暴政和侵略，包括反对热衷于战争、贪得无厌的法国扩张者和独裁者拿破仑（1799—1815年在位），以及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英国在“二战”中为反对纳粹、捍卫自由所投入的能量和资源达到了巅峰，这可以说是正义，甚至是英国的使命。无论修正主义的过去和进展多么受人忽视，但更重要的是，当时的个人和社会团结一致共同面对这些困难和挑战，不仅拯救了自己的国家，更多的是改变了人类的历史，这些都是值得铭记的。虽然20世纪60年代，激进的社会文化巨变使得前几代人的信仰受到挑战。事实证明，这种集体的信仰对1945年之后的英国公共文化是至关重要的。
　　聚焦英国社会和政治文化的特质，要同时考虑多种因素，尤其是：这种政治文化是如何形成、保持并得以发展的？为什么这种文化成为英国的？这种文化对英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有什么意义？辉格党的必胜观认为发展是必然的，发展也是过分简单化的。然而要想在一本薄薄的书里如何才能最合时宜而不受到辉格党必胜观的影响，完整地呈现这些事件，这的确是个挑战。这一方法论的存在本身就是英国历史的一部分，事实上，辉格党的必胜观对18世纪和19世纪的评论员观点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此外，谈论英国的历史，必须要强调各部分历史和不列颠整体间关系的复杂性。来到不列颠的移民人群，甚至是航海去远方组成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美国人口的人群，在历史中应被理解为不列颠的居民而不是种族群体。迁移人口间的互动，在上述的综合因素中应予以重视。
　　我今天在本书分享的观点是由本人受邀在伦敦博物馆、查尔克谷文学节、玛丽华盛顿大学演讲的演讲词中发展而来的。我也受益于约翰·布莱尔、比尔·吉布森、鲍勃·海厄姆、默里·皮托克、奈杰尔·拉姆塞、奈杰尔·索尔、理查德·托伊以及两位匿名读者关于全部或部分初期稿件的意见的来信。我还要感谢迈克·莫斯巴彻允许我使用由社会事务部门发表的材料。我很高兴能将这本书送给我最贴心的朋友珍妮·福布斯。

历史总是和人们对自己民族身份的认同、价值问题紧密相连。随着人们对两者认知分歧的增多，公众史的性质也成了争议话题。这种情况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很常见。近年来民族认同日渐淡化，或在一些人眼中看来，暧昧不清，上述争议再度尖锐起来，英国社会（像其他地方一样）产生了是否动用公共手段来确保公民保持民族身份认同的争论。一方面，这些手段管控人身、剥夺人权。在21世纪的头十年里，英国有过通过身份证明管理民众、强化移民管控的提案，也曾施压对民众实行各种测试，以此作为获得公民身份的条件。
　　另一方面，争论本身又和民族身份认同的探索相关，身份认同的探索会引发公众追溯本民族的共同记忆和习惯假设。历史意识和这一过程有着密切联系，它既提供了民众共同信仰和习惯假设的框架，也是民众历史意识的表达渠道，人们只有具备这种历史意识，才能保持自己对民族身份的认同。
　　在此背景下，本书的探讨力求不偏离当前争议的焦点，以免让简述国家历史成为不切实际、罔顾后果的行为。为此，在叙述历史时，许多敏感的论题需要斟酌。对英国来说，一些显而易见的事情关联着过去的史实。例如，《BBC历史杂志》在2006年6月的刊物上报道了它进行的一份民意调查。该调查给出十个日期作为选项，以“你认为史上哪一天该成为英国人的节日”为题，让被调查者做出选择。得票最高的是“大宪章日”，即6月15日。《大宪章》是约翰王受反对派贵族施压在1215年签署的协议。该协议以书面形式限制了王权，因此也被视作自由宪章。《大宪章》反响久远，有着持续的影响力。正因如此，2014年的3月14日，万维网创始人蒂姆?伯纳斯-李才在BBC第4频道呼吁以“大宪章式权利”来维护人们在互联网上的权利。事实上，虽然1215年的《大宪章》批判了约翰王的统治，确立了与此前不同的行政标准，但这一历史事件只影响到英格兰地区，并未波及苏格兰或威尔士。约翰王统治英格兰、部分威尔士地区、小部分爱尔兰地区，以及不断减少的法国领地，但他从未统治过苏格兰、完整的威尔士或完整的爱尔兰地区。
　　本书中涉及的一些论题之所以敏感，是因为它们涉及平衡各部分内容的问题。该用多少篇幅讲述苏格兰或威尔士的历史？移民们在过去两个世纪的英国史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如何叙述更广阔的关联背景(尤其是与欧洲大陆有关的内容)？偏颇的历史叙述及不当的平衡方式总是有被批评的风险。因为偏颇的历史叙述会相应地产生不客观的观点。比如，人们没有给予英格兰历史足够的关注，没有对它进行独立研究，而往往错误地用“四个国家”分类法来研究整个不列颠历史，即把全不列颠分为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四个部分。
　　人们常犯的另一个错误，是只将注意力投注在英格兰的各个地点及各大区域上。事实上，各地区的历史角色转变及产生重要变化的个别地带也需得到这种关注。例如，在18世纪晚期，煤炭行业出现以前，英国北部、西米德兰兹郡、苏格兰中部以及威尔士南部，与它们之后的历史地位相比，并没有那么重要（相对而言人口也不密集）。反而英格兰南部地区在当时占据重要地位。该地区不仅拥有肥沃的农田，而且多数行政机构、海军基地、英国各大高等学府及英国法律、出版中心均落址于此。
　　在讨论时，如何恰当地划分地理区域也是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不管采用何种合理的划分方式，当人们把注意力放在局部地区时，都会相应减弱对整体的关注，分散了人们集中在全英，或确切地说，全不列颠的民族认同和经验维度上的注意力。此外，人们意识到本地和区域的自然环境因人类活动发生了变化，这种意识不仅让人们获得了重要的人生体验，也促使人们对国家范围内产生的环境变更展开讨论。例如，W.斯坦利?赛克斯在他多次再版的《失踪的放贷人》（1931）中提到一个虚构的英国制造业小镇巴哈文，在那里，19世纪快速无序的增长留下以下场景：
　　肮脏的房屋拥挤不堪，相互紧邻着延伸至死胡同里。大街小巷充斥着难以置信的丑陋景象，全然不顾对光和空气造成的影响。工厂散发着烟熏和其他难闻的气味，随机地散布在镇上的居住区中——整个城镇一直笼罩在各式烟囱迷宫排出的浓烟中。
　　人们不顾一切，花费昂贵成本改正过去五十年持续犯下的错，而20世纪的钟摆已摆向复仇的另一端……对现代交通而言，狭窄的街道是死亡陷阱。它们正被人们用出奇高的费用进行扩建。
　　被开发的自然环境，和人们受自然环境影响建成的人造环境一样，反映着过去和现在。环境的压力、经济机会和管理的推动力，这些都影响着生活和工作在那里的人们的体验。
　　长久以来，人们普遍以辉格党看待历史的方式对不列颠的国家历史进行解读，该历史观以英国政党（辉格党）党名命名，渗透着十八十九世纪主要的政治和思想倾向，强调不列颠国家人民应是新教教徒的身份，尊重产权，认为法律和议会的统治是巩固自由的方式。该历史观融合了提倡民族唯一性的爱国情感以及对外来族群的长期排斥及鄙视。辉格党历史观认为历史是朝着某种必然方向前进的，并且是稳定提升的，简言之就是有目的性的进步论。
　　……

你还可能感兴趣

我要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