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常读?趣味集”系列）_陆新之　主编_9787550419230

财富智慧与管理情怀

宏观思考与微观智慧

名著、历史共冶一炉

一册就知近年财经图书的精品阅读

相信经济学家会好一些

文 / 陆新之

1639年的波士顿发生了一件震动当时社会的大案。

罗伯特·奇尼正在接受审判。罗伯特才学出众，家境富裕，有一个孩子。他受到良心的驱使，为了传福音而来到美洲。他被指控犯了“可怕”的罪行：在1先令中赚了6便士的利润。这是极不道德的。法庭正在辩论，是否要因为他的罪孽而将他逐出教会。由于他以往的表现毫无瑕疵，法庭最后决定从轻发落，仅判处200镑罚金。但是可怜的奇尼先生苦恼异常，因此在教会长老面前，流泪承认自己利欲熏心。波士顿的牧师在周日布道时利用这个良机，以任性的罪人奇尼先生的贪念为例，大力指责某些错误的商业原则：

第一，人应该尽量贱买贵卖。

第二，假如某人意外损失了某些商品，他可以提高剩余商品的价格。

第三，若他进货的价格太高，则可以依其买进价格来销售物品。

对于这三条在今天连提篮小卖的个体户都会不知不觉遵循的商业原则，400多年前的美国牧师们却非常愤怒，大喊：“这些全部都是错！为利逐利，就会坠入贪婪的罪恶之中。”

这个与1978年前中国社会经常发生的故事类似的反商业、反市场的案例，出自海尔布隆纳所著的《经济学统治世界》。在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之中，其实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

2013年前六月，中国社会被银行“钱荒”这一话题所困扰。曾经被认为是国家信誉隐含担保的银行资产安全问题，第一次如此大规模地为中国公众所关注。而在大约十天的银行缺乏现金以及引发的股市大跌等一连串事件之中，各种经济学角度的意见大批量涌现、层出不穷，无论是学院派的经济学教授，还是立足于商业机构的所谓“首席经济学家”们，以及网络上各种“经济学爱好者”，他们都“挺身而出”，以长文短帖子乃至漫画与图表的形式，争相表达自己的看法。令人高兴的是，不管角度与结论如何，在他们思考与判断的过程之中，大都使用的是经济学的模型与工具，而不是简单的阴谋论推演或者付诸威权，这是一种进步。

事实上，人类进入社会形态以来，都面临着一个严肃的课题，就是如何认识外界以及如何与外界共存，简而言之，就是两大现实问题——世界为什么这样，我们应该做什么。作者海尔布隆纳总结，在回答这两大问题，也就是关于人类广袤的物理范围内生存与繁衍问题的时候，大体有三种方式：

其一，人们能以传统为中心，将社会加以组织，以确保其存续。依据习俗，将各种各样必须完成的工作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以子承父业的方式保持一种模式。亚当·斯密的看法是，在古埃及，“每个人都受到宗教原则的束缚，承继其父亲的职业。若想改行，就是犯了亵渎神明的大不敬之罪”。直到最近，印度还是依据传统的种姓来分定职业。事实上，在大多数未工业化的世界中，一个人要从事的工作仍然是自出生时就已注定的。

其二，社会也可以用其他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它能用权威统治的力量来完成任务。古埃及的金字塔不是因为某个富有企业家突然想到才去兴建的，苏联的“五年计划”也不是由于它正好与习俗或个人的自利心相一致，才得以实行的。苏联与埃及都是指令型社会。除了政治之外，其经济生存也是由单一权威机关的敕令以及最高权威当局认为有必要采取的惩罚措施来加以确保。

多少年来，人们都是采取上述两种方法中的一种来处理生存问题。只要这些问题被交给传统或命令来解决，经济学这门特殊的学问就没理由出现。尽管历史上各个社会呈现出惊人的经济多样性，尽管他们颂扬国王和人民委员，用鳕鱼干和固定的石头当货币，用最简单的共产主义形态或最传统的方式来分配财富与货物，只要他们依习俗或指令运作，就不需要经济学家来帮他们理解事务，而是神学家、政治理论家、政治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奇怪的是，就是没有经济学家。

因此，在中世纪之后，经济学家在解决生存问题的时候提出了第三种方法——一种惊人安排的发展。由此，社会可以让每一个人在遵守一项指导原则的前提下，去做他认为适当的事，这样就可以确保社会存续。这种被称作“市场体系”的安排，其规则出乎意料地简单：人人都该尽可能地赚钱。在市场体系下，大多数人既不是被传统牵着鼻子走，也不是被官方所逼迫，而是受到利益的诱惑前去工作。虽然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逐利，但是人人逐利的结果却能完成社会所需的任务。在20世纪80年代初，在计划经济多年的中国推行改革开放的时候，有聪明的宣传人员，想出了“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这十个字来概括市场经济的优势与特点。这种中国特色的表述其实也相当到位。

这种解决生存问题的方法看似自相矛盾，而且既微妙又艰难，总是令大众半信半疑。所以，我们需要经济学家来进行长时间耐心的普及与论证——某种意义上而言，1978年至今的经济学普及运动还没有收到应有的效果，至少许多地方公务员还是没能意识到，政府越俎代庖直接伸手到经济活动之中是多么有害的行为。

用习俗和指令来解决问题，简单明了，让每个人追逐自身的利益就能让社会存续的道理却不那么显而易见。假如不靠习俗和指令，社会上的所有工作（不论低贱还是高尚），未必都会被完成。当社会不再服从领袖的要求时，由谁来掌舵呢？负责解开这个谜题的，就是经济学家。但在市场体系的观念被人接受之前，这一行的声誉不佳。这固然有当时的经济学发展水平不高的局限，也与经济学者的自身素质良莠不齐有关。直到几百年前，人们还是对市场体系抱持着猜疑、厌恶与不信任的态度。千百年来，世界早已安于传统与指令的支配，只有一场革命才能让人们放弃这种安全感，转向让人怀疑又令人困惑但是最终却能给社会带来最大福祉的市场体系。

到了1700年，也就是亚当·斯密出生前的23年，这个曾经审判过奇尼、经常担心价格是否公正，以及为了维持其祖先的特权而奋斗的世界已经日薄西山，社会开始注意到一组“不证自明”的格言：“人皆天生贪财。”“法律不能全面禁止图利。”“图利乃是商业活动的核心。”“经济人”这种新观念诞生了。这是一种苍白生物的幻影，随着他的计算机大脑所指引的方向前进。教科书很快就会讲述，漂流在荒岛的鲁滨逊们如何安排其生活的故事——这种安排的方式就和那些锱铢必较的会计师一样。

在忙乱、急促而又一切自由的18世纪迸发出来之前，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皆无事可做。他们掌握的这一人类社会组织架构与运营方式的秘密，成了屠龙术，要等到很久之后社会财富以及变革需求积累到一定程度才能有机会引爆。对于一场历时数百年，而非在一次暴烈的发作之后才出现的变迁而言，“迸发”一词或许过于戏剧化。这场变迁为时虽长，却绝非和平演变，而是痛苦的社会动乱，是一场革命。这个过程几乎不可能平静无波，没有人想要让生活商业化，唯有再对经济革命进行最后一次观察，才能体会到它曾遭遇多么激烈的抗拒。对于中国人来说，对于其中的剧变带来的冲击感受会更深。试想，在30年前，卖瓜子的小工厂开始雇佣数名工人，是否要对其定罪这一问题，由县、市到省的行政部门都不敢轻易判断，上升到了要十几亿人的领导拍板才能决定的地步，严重程度可想而知。

但是，即使是在最伟大的商业社会之中，仅仅有经济学家是不够的。无论是数量上还是影响力层面，经济学者都无法与政府官员或者娱乐明星相比较。经济学是显学，但是除了格林斯潘以及伯兰克这种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的掌门人地位的经济学教授，其他大多数经济学者的活动范围有限，能够直接与公众对话交流者更是少之又少。当然，像中国那样，2008年以来，每个周末的房地产项目开盘现场总有经济学者慷慨陈词，这一现象在经济学的演化以及普及历史上都是罕见的。对于这一群走出学院的非典型学者，他们的话题覆盖范围很广——宏观经济的中国命运忧思到个人理财如何挑选一间好房子。虽然很多时候是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商为他们的出场付费，而且讲者们的个人动机也芜杂，有时候用经济学剖析时下中国现实的水平也未必很高，但是客观上，他们确实部分完成了让经济学接地气这一相当艰难的工作。而在中国，经济学的被相信之路还很长，与经济结构调整这种“大词”一样，会贯穿在未来20年的中国故事之中……

货币之水，清兮浊兮，福兮祸兮？

——《货币：财富的常识》引言

文 / 于一

千百年来，金融家们进行的从未停息的博弈、资本市场中屡屡上演的一夜暴富的故事、热钱汹涌使得一个城市乃至国家的繁荣毁于一旦、主权货币兴衰背后所隐藏的国势沉浮……在对货币的素描中，大肆泼墨的主线条弥漫着粗粝、野蛮又诱人的铜臭味。这些情节丰富甚至惊险的故事，是人们最为津津乐道的。

2012年的夏天，各国都进入了关键时刻，欧元区百病缠身，美国就业持续不振，中国的经济增速下滑，全球经济充满不确定性。但是我们深信重重危险正孕育着未来的生机，“在别人恐惧的时候贪婪”，这就是为何我们在这时候推出这本《货币》——正本清源，为公众提供一个思考财富、探寻真相的文本。

这是什么都需要钱的时代。

我们竖起一道围墙，从月初到月末，日复一日，哪一天都离不开钱。

很难想象，没有统一的货币，这个世界将会是多么糟糕！假如回到以物易物的时代，买一件衣服还要扛着一袋米或端几十杯咖啡去换，会不会让你抓狂？

这只是假如，而现实是，我们活在一个什么都需要钱的时代。若没有由货币延伸出来的社会价值——钱，会比没有统一的度量衡更让人抓狂。

无论是庙堂之高，还是江湖之远，都离不开钱。不管穷人，还是穷国，日子很难过得潇洒。对于穷国来说，财政赤字是家常便饭，习惯性地对外低声下气地借钱，动不动就是饥荒、暴乱。被贫穷逼到犄角旮旯的国家，只求温饱，什么国家尊严、人民福祉，统统都低到尘埃里去了。

富国就是另一副模样，国家富有，对外说话腰杆子硬，对本国人民花钱大方，人们享受的福利也高。譬如美国，虽然政府借了很多债，是个“穷政府”，但借来的钱一样花得奢侈，老百姓很富有，仍让其他国家的人争着前往美国圆豪华的美国梦。

对于凡夫俗子，一个“钱”字，也足以将其生活搅得七零八落，如鲠在喉的酸楚如影相随。

2011年夏天，一部名为《钢的琴》的小成本电影寂寥上映。东北一家大型国有企业铸造分厂的工人陈桂林，因工厂改革在40多岁时与妻子双双下岗。会拉手风琴的他，与同样下岗的工友草草搭了一个草台班子，婚丧嫁娶时去活跃场面，赚些辛苦钱勉强糊口。日子越过越糟，现实的妻子“攀”上一个卖假药的老板，并与他争夺女儿的抚养权，女儿提出谁能给她买一架钢琴就跟谁。陈桂林与工友在破败废弃的车间里为他的女儿打造了一架钢的琴。

电影中男主角离婚时有一段经典对白：

“陈桂林，孩子跟你不会幸福的！”

“你少拿幸福吓唬我，小元很幸福！”

大大小小的坎坷锁在岁月的皱纹里，露了没钱的怯，一抖，幸福就碎了一地。

当年国库藏金甲天下，如今仍是发展中。富有只是一个暂时性的片段。

1799年，清朝是响当当的白银帝国，当朝皇帝乾隆不管是在权力、威望还是财富上，都比美国的开国总统乔治·华盛顿牛气得多，整个国家看起来也比美国更加繁荣。英国学者安格斯·麦迪森统计，1820年，中国人口总数为3.81亿人，美国为1 000万人；中国经济总量为228.6亿“国际元”，美国为12.5亿“国际元”。

然而，若干年后，这两个不在同一个“重量级”上的国度，走向了截然不同的发展轨道。中国遭遇了一系列屈辱、混乱和萧条，直到新中国成立尤其改革开放后奋起直追，才步入发展中的行列并开始崛起。而美国，则一往无前地奔向经济霸主的位子并稳坐多年，至今仍然无人可撼。

藏金万贯的清朝，靠借债起家的美国，演绎出迥异的国运路线。垂垂老矣的清朝，只知道存银子，对证券化这些撬动资本杠杆的资本化手段置若罔闻，随着内耗、外耗增加，国家越来越穷。而美国，从诞生之日起，就懂得玩钱、生钱的游戏，国家越来越富有。不同的金融制度，催生出不同的财富生长方向。

有钱没钱，并不能完全决定一个国家的国运。制度才是一个国家进步的根本基因，一旦在制度上瘸了腿，国家再富有，也难保长盛不衰。

时间如流水，财富从未停止流动，也从未有意久居在某地，以给某个区域或某个人群千代万代的福祉，有时轮回，有时颠覆。它牢牢地栖息在国家制度、人类智慧与道德中，任谁左哄右骗，依然耐得住诱惑，它对自己执著的元素不离不弃。

“不名一文”的穷人与“只剩下钱”的富人：谁更幸福？

有钱了，就幸福了吗？

当我们用线性逻辑来思考问题时，就会一相情愿地认为，有钱指数与幸福指数正相关。但事实上，幸福并没有与财富捆绑在一起。财富多了，幸福也不一定会迫不及待地敲你的门。

货币代表的物质财富，是一个精简的宏大叙事，其中种种细腻的喜怒哀乐等情绪体验则被粗暴地抹去。饿了，不只希望别人递给他一块面包，还希望获得应有的尊严；没有栖身之地，不仅渴望能够拥有遮风挡雨的小屋，更希望获得别人的关心。物质之外，还有幸福、信仰和文化。这些看似与货币无关，但又无法与货币完全隔离。老掉牙的辩证法，就这样顽固地留存于世。

财富与幸福的相关关系会出现边际递减效应。

我们往往会问，生活在富足的国家会不会比在贫困的国家更幸福？收入的增加是否会无限地提高幸福水平？经济学家通过大量的数据和经验证明，生活在富足的国家的确会比在贫穷的国家容易产生幸福感。活在一个被贫穷折磨、连饭都吃不饱、疾病和瘟疫横行的国家，哪还有精力奢谈幸福？但是，财富对幸福感的提高是边际递减的。当你一贫如洗时，你一个月的工资多了几十元钱，一周多吃几次肉就很幸福了。当你解决了温饱问题，拥有自己的一套房子或者一辆车，你也能轻易抓住幸福。不过，当你年薪百万，你的房子由100平方米换成200平方米，你的车由富康换成宝马时，你觉得也不过尔尔，幸福开始落伍，甚至止步不前了。

财富增长在国家与民众以及民众之间的不平衡性，会剥夺财富获得相对较少者的幸福感。持续增长的背后，往往隐藏着大量的不平等，持续增长的物质财富可能会藏富于国，也可能藏富于少数既得利益者。大部分人沦落为经济繁荣的旁观者，这不是一个令他们愉快的角色。更损害人们幸福的是，不均衡的财富在代际间传承。

货币，这个裹挟着经济属性的价值符号，从来没有脱离政治、经济与民生的烙印。它在社会的土壤中生生不息，在庙堂与江湖的

缝隙里挣扎，其中多有艰难、曲折，经过经年累月的蜕变，终究于荒草和荆棘之中，踏出一条催生国家财富、民生福祉的路来。

今天，我们见证一个从过去时代走来的财富符号，其中蕴藏着无数个精彩片段，既有对逝去年代种种疯狂与理性的追溯，也有对未来跌宕世界的展望。

大起大落，大喜大悲

有的时候，我们未必对货币的命运沉浮有着清醒的洞察。

大起大落、大喜大悲，总是镶嵌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框架中。那些在银行、人们的口袋、商人的钱袋里肆意流动的质地、形状、色彩各异的货币，被时间这根魔杖牵引着，表现出不同的聚散态势。

金融界的操盘高手，要在金融市场中赢得漂亮，尤其是大出“一夜暴富”的风头，需要博弈智慧，也需要“天助我也”的运气，即那些转瞬即逝的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机遇。战争、经济危机以及某些制度性缺陷，都会成为这些独具慧眼的操盘高手的捞金机会。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崛起受惠于战争，投机巨鳄索罗斯分别利用东南亚和英国的金融体系缺陷制造了金融危机，而美国的古尔德和菲斯科玩的“黄金操纵案”钻的是美国货币体系的致命漏洞……

每一次货币所引发的祸害，都是货币“聚众”的结果。货币择机而聚，制造出虚假繁荣的景象，这样的金融大泡泡，能让一件不起眼的小事酿成大祸，让繁荣转眼化为焦土。

货币背后，涌动着一系列大国博弈智慧、金融资本化征程的隐秘力量。众币云集，一个国家的主权货币成为超主权货币，意味着这个国家能够以本国货币为杠杆，控制全球经济与贸易，在全球的政治与军事格局中一言九鼎，能捞到很多看得见的、看不见的好处。从英镑到美元，再到超主权货币的提出，有荣光，也有坠落。至今，这盘错综复杂的货币大棋还未下完。

秘而不宣的智慧

很多看似理性又散发着人类智慧的货币故事，很容易淹没于过于金光闪闪的底色。这些故事，有的是精致细节，有的是宏大叙事；有些隔着千年光阴，有些近在咫尺……

判断一个国家有钱没钱的真正标准，不是它的国库里堆了多少金子和银子，而在于其对“死财富”的资本化程度。中世纪的西班牙、葡萄牙曾无比豪放地把金山银山往回拿，但躺在金山银山上睡大觉，让他们没风光多久便衰落下去。对外掠夺的暴力“资质”和“资历”远在西班牙、葡萄牙之下的英国，却凭借强大的金融体系，将“死财富”变成了无可限量的“活财富”。

“家世”不够耀眼、家底很薄的美国，在资本化方面比英国更胜一筹。美国迅速崛起，不仅在于其“趁火打劫”的技术一流，更在于美国人习惯借债，擅长“投机”。对外，美国发行“绵绵无绝期”的国债，政府有钱可花，征税额度降低，美国的老百姓因此受益。藏富于民的做法让民间创富行为更为活跃，整个国家的财富也水涨船高。对内，美国经济领域的各种“投机”风生水起，单单一个华尔街的影响力就足以与一个超级大国相媲美。而“投机”背后，也有发展的硬道理——技术创新，“投机潮”是对技术的吹捧，也鼓励了更大范围的技术创新。

……

在最后，我们不得不提及中国的货币征程，其中有着无数个文明挣扎与演进、智慧博弈的关键节点。

清王朝这个强大的“白银帝国”竟然毁于不起眼的罂粟手中，不但毁了名声，还破了大财。中日甲午战争，中国一败涂地，其中也有货币的影子闪现。日本借债打仗，全民踊跃购买公债，皇后捐出首饰以致无花可戴，只能以樱花代替，甚至有日本女学生卖身购买公债。而此时的中国，由于频繁地割地赔款，农民运动此起彼伏，洋行趁机兴风作浪，慈禧太后挪用国库修建皇家园林，导致军费严重不足。这场空前绝后的耻辱之战，中方战败绝非天意，而是人祸。

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不仅能说出 “不管前边是万丈深渊还是地雷阵，我将义无反顾，勇往直前”这样动情而得民心的政治宣言，还切实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涉及政治、经济等多个领域，其金融改革措施中不乏亮点。世易时移，当下的中国金融改革乃至经济改革，如何着墨，如何破题，则继续牵动十几亿人的神经……

货币的每一次转向，在当事人看来或许微不足道，但其影响大则左右人类文明浮沉，小则波及凡夫俗子悲欢。那些大起大落、大喜大悲的故事，那些秘而不宣但又影响深远的故事，或者在预想之中，或者在意料之外，有传承也有嬗变，既是历史，更是未来……我们尝试重现、勾勒，希望能在峰回路转处觅得货币真相。

做一条聪明的蚯蚓

——《天生创业狂》序

文 / 吴比

我不在乎拥有什么。你已经看到了，我就是这么干的，简直是不顾一切，你也知道，别人怎么说我都无所

谓，只要咱们知道该怎么去生活。

——杰克·凯鲁亚克《在路上》

在这个世界上，恐怕很少有什么工作比开创事业更具吸引力了。

想想看，在鸿蒙之初开天辟地，于荒原之上建造广厦，往市井之中抛砖引玉，遍尝酸甜苦辣，何尝不是一件带劲的事情？

有一种人，注定是为创业而生。

出身也许参差不齐，学识、教养、品性各有不同，行业千差万别，共同属性却是不安分、爱折腾、点子多、想法新、行动力强，天然具有一种浑不吝的特质，如西西弗斯不断把巨石滚向山顶，仿佛不做出一些事情来就感到虚度此生，愧对苍天白驹。

而又有所谓的“天生创业狂”，他们头脑活跃，富于行动力，带有一种神经质般的欲罢不能的创业欲望，热衷并擅长商业运作，或以技术打天下，或从市场中窥得商机，事成后，不甘于在一方天地中终老一生，翻身下海，且再获成功。

难免要问，是什么让他们如此迷恋又执着，甚至疲于奔命？又是什么让他们有足够底气能将整个世界当做商业探索的试验场？

首先，宏观环境对创业具有根本性制约，决定了商业行走的边界和行为方式。在环境允许的条件下创业才是明智的选择，若不顾现实基础，一味向前横冲直闯，不仅是蛮干而且低效。

其次，在优劣之间做出判断，避开环境中的干扰因素，最大程度地利用有利因素。踏上创业之路，势必看到各种风景，需要在似是而非的机会前做出选择。机会主义者通常不具备抵抗诱惑的能力，容易半途而废，真正的创业狂是不会在桃子成熟前拱手送人的。

最后，生存至上，进行有技术含量的移植，培育顽强的杂交品种。不排斥外来经验，同时不盲目跟风，扬弃模仿，审慎复制。

大凡创业狂，前一家公司与后一项事业之间必然存在某种关

联，或者是合并同类项，或者是升级版，或者是连环交叉型，总而言之，在关闭上一扇大门的同时，提供了进入下一块市场的切口，呈现层层推进的趋势。最后，不妨这样设想：发动机的使命即提供动力，进气、压缩、做功、排气，四道工序循环往复，活塞进出自如，假若有朝一日机器报废，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不同的地方在于，创业狂天生有一颗不死之心，如流水不腐，户枢不蠧。

聪明地汲取经验

1492年，哥伦布将大航海时代推向高潮，蚯蚓被远航者带至美洲大陆，新的生态循环开始了。地表落叶被蚯蚓消化吸收，以排泄物的方式深藏地下，浅层根系植物消亡了，树木杂草开始疯长。

全球化缩短了时空，多元化碰撞加剧，商业交流日渐频繁，创业者有了更多的参照系。

对于商业和技术层面的后发者来说，没有什么比模仿风险更小，更易取得成功。大规模、成批量的经验移植开始了。美国人从日本人那里学来精细管理，摩托罗拉改良为六西格玛质量管理；中国留学生从硅谷带来创业传奇，又从华尔街引入风险投资，在北京中关村拉帮结伙，干得风生水起。百度与谷歌的旧怨还未了解，王兴又从美国Facebook（脸谱）拷贝来校内网。

既然欧洲蚯蚓让美洲大陆脱胎换骨，为什么这些“海归蚯蚓”不能引发本土的商业裂变？

原因不止一条，想来让人唏嘘。校内网大红大紫之际，王兴套现离场，于是我们得知这终究只是一场击鼓传花的游戏，中外有别，各取所需。

说起来，王兴也算得上创业狂，前后相继创立饭否网和美团网，成功与否尚且不论，仅是前者被指抄袭Twitter（推特），后者被指抄袭Groupon（高朋）就令其成色大打折扣。无技术含量的抄袭人人可为，在微博和团购网冲击下，饭否、美团命运着实可叹。那其实相当于变相稀释了行业价值，而王兴的频繁创业也变得容易理解——他挖的都是浅井。

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马克·扎克伯格为一桩抄袭指责付出数百万美元的不菲赔偿，仅是因为他在哈佛大学读书时参加了温科吾斯兄弟的创业项目，而被他们认为创意雷同。

看起来，美国社会对剽窃不留情面，在维护专利和版权方面异常较真，中国与国外相比多少有些鞭长莫及。你很难据此推断，究竟哪一种环境更利于创业，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杂交品种生命力更顽强。

个别成功者在改良主义掩护下创建了新兴公司，将后来者挡在门外，建立先发优势后极尽所能打压创业公司，久而久之，竟固化为一项可怕的传统。周鸿祎刚批评了“企鹅教父”阻挡中小企业创新出路，又回过头去对雷军的小米手机指手画脚，引起一片喧嚣。当然，正如俗语所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奇虎360究竟有多少创新成分尚且值得商榷，雷军与黄章的恩怨也是一桩说来话长的往事，问题的焦点依旧是创新与剽窃。这真是宿命般的诘问。

曾经的创业者在成为行业大佬后，又以道貌岸然的高度批评指责创业型公司，似乎忘记了这正是自身的成长方式。对于下一波创业者来说，这实际上是一种扼杀。

如今大公司被渲染成无处不在的怪物，凡创业者，均无从绕过。如何相处？或许可以借鉴日本人的做法。

日本的创业者不喜欢与美国人竞争创新性，更不屑于跟在他们屁股后面模仿，而是热衷独辟蹊径，从优势领域入手。同时，日本的大公司也没有“老大全”的大哥派头，为了降低成本，反而乐于将业务外包给更加专业的创新型公司。分工有序，合作代替了争吵。因此，在日本，大公司与小公司和谐共生，几乎不存在恃强凌弱的大公司和胡搅蛮缠的小公司。

不能指望中国公司如是模仿，既不现实，也无可能。关键在于应该看到背后的因素——商业环境。日本商业秩序已经成形，中国还处于混乱的局面，大家互不服气，都期望超越对方，目光短浅就容易跟风模仿，喜欢走捷径，忽略自身实力，忘乎所以飘飘然，也就危险了。

值得肯定的是，学习从未停止。在短期目标的支配下，技术、概念等形式主义的事物被率先引入，在咀嚼、消化、吸收的过程中，愈发体会到制度、内容、环境的重要性，需要用科学合理的制度保障外来商业模式的正常运转。如家、携程、红杉资本创始人之一的沈南鹏极力洗脱如家、携程的创始人色彩，引入职业经理人。谈到初衷，他提到，十年后带着儿子经过如家酒店，可能已不再担任董事或股东，依然可以自豪地说：“老爸曾参与了这个公司的创建。”他将此归于“美国文化里开放而大气的商业态度。”

从长远看，当下的创业者其实在进行造福后人的建设。如此想来，暂时的不完美也变得可以理解。况且，对艰辛的创业者来说，需要的不正是“文化中开放而大气的商业态度”？

创业方向“PK”成长路

摆脱地理和国别意义上的局限，一个终极追问是：那些理想远大的创业者究竟能在创业道路上走多远？

很大程度上，答案取决于行业和路径，更在于创业者自身选择。可以肯定的是，餐饮、食品、酒店、服装等倚重口碑而非技术的行业需要长期的耕耘、积累，短时间难出现多次创业成功的范例。

季琦是个例外。观他的创业历程，从如家到携程再到汉庭酒店，呈现跳跃式发展，由平价酒店延伸至网上订房、订票，最后回归酒店连锁，以更高级的形式复出。迂回上升的创业路径展现了业态升级的运作思路，商业逻辑不断完善，而非停留在某个行业的简单复制。

互联网等新兴行业风起云涌，技术进步日新月异，可以想见，拥有出色商业头脑和敏锐潮流意识的工程师如果捕捉到前所未有的创业机遇，将引发新一轮变革。不过，与潮流博弈终归是一件冒险的事情，有时候，你必须忍耐曲高和寡的寂寞，守得花开见月明，等待灵魂赶上脚步。

被乔布斯嫉妒的“安卓之父”安迪·鲁宾，正是今日大红大紫的Android（安卓）操作系统的发明者。此人同样是一位典型的技术型创业狂，先后参与创建两家技术公司，一家因概念太过超前在上市后倒闭，一个被微软公司收购。有趣的是，前一家公司是从苹果通信设备部门剥离出来的。后来，安迪·鲁宾加入谷歌公司，在2002年便发明了智能手机，进而研发出Android操作系统。

2011年，谷歌携摩托罗拉移动进军手机行业，Android捆绑销售，一时风雨欲来，行业风生水起。于此，谁能保证iPhone不会成为下一个诺基亚？从这个意义上讲，技术就像一道永无止境的黑洞，源源不断吸取能量，却又将人引入商业的不归路，覆水难收。

随着竞争加剧，秩序健全，单纯靠模仿取胜的时代远去。不能走出简单复制和本土化移植的怪圈，即便偶有所获，最终命运也可能与饭否、美团一样，激起浪花，却终而寂灭。

除了以技术为支点，撬动商业大门，那些能够发现商业蓝海的创业家将成为下一个时代的黑马鬼才。众所周知，互联网发展至今已相当成熟，但举目四望，我辈目力所及，仍无法窥见其终极边界，但这正意味着无限宽广的舞台。现实中当然不缺乏鲜活案例。在网络资源日渐丰盛、人们依旧热衷于用Sony（索尼）随身听欣赏音乐之美的时候，肖恩·范宁靠免费下载歌曲的Napster（网景）名声大噪。那时，“分享”开始成为互联网的主题，可谁又能想到，另一名创始人肖恩·帕克在几年后Facebook的成长中扮演重要角色。

这才是商业的源泉，你的公司的创新成色几何几乎成了每一个创业者无法回避的追问。

任何时候，繁和简都是创新的两个方向。能够简化程序、降低成本、提供便捷的产品不乏用武之地，正如电力取代蒸汽，电报被电话替代。同时，适当的延伸和增加功能往往能收到意外效果，譬如电视、电话的发明让思科公司大放异彩，那通常是对已有事物的补充、完善和再开发。

当然，创新不只停留在技术层面，同样适用于商业模式和市场开拓。

发明一项新技术固然美妙，从看似无从着手的红海市场杀出生路更见性情。前者于平地起波澜，创造新兴市场，后者则是见缝插针地丰富已有市场，增加商业空间的密度，一者向外，一者向内；一者以技术为先导，拥有行业壁垒，一者以市场为准则，拥有商业模式，在可复制性上却更为简单、易行。

2003年，20岁的美国青年卡麦隆从网络购物的热潮中窥见商机，切入无人问津的礼券市场，将人们手头搁置的礼券在Ebay网公开拍卖，收取提成，创造了一个价值400亿美元的新市场。

日本人在商业模式创新方面独树一帜。2008年经济危机期间，为节省家庭开支，日本街头出现了旧衣回收店，进而催发了半成品服装店，只需花市价三成左右的钱就能买到一件半成品服装，自己动手缝制袖口、腰身等部位，深受家庭主妇欢迎，一时间，店铺纷纷仿效。

基姆·柯林斯在《从优秀到卓越》一书写道：公司从优秀到卓越，跟从事的行业是否在潮流之中没有关系，事实上，即使是一个从事传统行业的企业，即使它最初默默无闻，最后也可能迈向卓越。

某种意义上，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寻找出路的创业者。试想，当众人都去追逐互联网热潮之际，独自开辟半成品服装店这样的事业，何尝不是一种创新。而所谓的潮流，也只不过是一种托辞罢了。弱者追随潮流，强者引领潮流。放在25年前，谁敢肯定，苹果公司正站在下一个浪潮之巅？

回归原点，蚯蚓纵横驰骋的动力不在别处，恰是最不经意的蠕动，创造了庞大而松动的地表世界。所以，如果你准备创业，不妨做一条聪明的蚯蚓，在日复一日的耕耘中通达碧落黄泉。

历史不会撒谎

——《喧嚣与轮回》自序

文 / 郭亮

万人都要将火熄灭，

我一人独将此火高高举起。

此火为大，

开花落英于神圣的祖国。

——诗歌《以梦为马》

枯坐良久，迟迟想不出该如何开头。那些宏伟壮丽的词语在脑海中颠来倒去，却统统被弃用。最后，我想：与其这样费尽心机地思索，不如诚实地记录下对接下来将要描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商业记忆的直观印象。

“历史喜爱英勇豪迈的事迹，同时也谴责这种事迹所造成的后果。”这是科幻作家儒勒·凡尔纳在《神秘岛》中的感慨。事实上，喜爱英勇豪迈的不是历史，而是记录历史的人。真正谴责那些豪迈事迹所造成的后果的，才是历史本身。很明显，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有时，一些看上去十分真实的豪言壮语到头来被证明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误会。新中国的60多年轨迹截然分成几个阶段，在不同的阶段又因为辛酸探索造成了这样或那样的误会。

在准备写作之前，我翻遍了所有能找到的资料，但搜集每一年的商业记忆却又显得如此困难，满目都是一半火焰一半海水般的复杂面孔。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数十年，他们的面目才渐渐清晰。可想而知，要书写这些在时空洪流中不断出现又瞬间被淹没的人和事是一件多么艰巨的任务。

即便如此，这项工作仍然具有一种值得我们欣慰的美好意义：零碎不成章的材料和片段，无意间契合了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即通过这些细节，可以折射出一种真实的历史光芒。在片段中找寻不会撒谎的真实回忆，这就是最有意义的。

那些命途多舛的人们和这个伟大的国家，毕竟创造了那么多的奇迹。在短短数十年间，中国再次回到了世界的舞台中央。而在这场变革背后的，正是那一群群和商业有关的人物——他们衣衫褴褛、貌不惊人，但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推动甚至是主宰着滔天洪流。

善良人在追求中纵然迷惘，却终将意识到有一条正途。

综观1949年开始的新中国历史，这样的追求从未停止。每一次重大转向、每一个转折都渗透着迷惘和不解，那样的困局只有当你全面而深入地接触到史实之后，才能真正理解其中的复杂意味。

我们要接触的这群“善良人”大体包括这样几类：第一类是从旧中国进入新中国的人物，在旧中国，他们分别属于不同的领域，有的人是富商巨贾，有的是科学家、技术人员，有的则是从商人转变成了新中国的政治领袖，他们切身体验着自己的国家发生的每个细微变化；第二类是从海外归来投身祖国建设的留学生，这群人看上去似乎做出了一个十分不利的选择——那段时间中国的经济建设主要围绕着重型机械和国防科技工业展开，他们中的很多人遭遇了始料未及的冷落；第三类则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被塑造成某种榜样的风云人物，他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前30年的沧海洪流中各自扮演着自己的角色，成了影响彼时经济走向的重要棋子；第四类是改革开放之后的商业符号和领军人物，他们特有的职业背景和对改革精神的追随，铸就了值得我们记忆的故事；第五类是那些在改革过程中升腾继而陨落的失意者，他们也曾是我们爱戴的标志，却在岁月中最终走向反面。

这些人和事成为新中国60多年商业记忆的主体，他们的欢欣与痛苦经过岁月的洗涤化作了他人的幸福。尽管大多数人挥泪掩埋了自己在尘世间的希望，但这些希望变成了种子，长成了满是针刺却又饱含芬芳的花朵。颇具世界视野并对中国历史很有研究的尤小立说：“一般的中国读者（包括历史爱好者），已经失去了从历史中总结经验的热情。”

这样的倾向毋庸置疑，记得某位演讲者也说过一句话：中国人喜欢走极端。短短数十年间，这个国家发生的巨大变化让世界上所有关注中国的观察家们兴奋异常。与此同时，他们也感到无比困惑：刚刚结束的阵痛与种种误会似乎已经被这里的人们淡忘，人们更愿意沉沦在对物质的不断追索中，刻意躲闪着那些不甚遥远的记忆。从彻底弃绝商业再到疯狂沉迷于商业，这显然是一种不太协调的转变。

于是，对那些过往影响着新中国商业进程的重要人物和事件的分析、整理就显得如此迫切。我们都知道，忘记历史就是背叛将来。

悲伤使人格外敏锐。回忆那些充满悲伤的故事，以及那一连串的名字和他们背后所代表的无数种可能，让人不禁感慨他们在苍茫的时光中命途多舛。单单将这些人名和事件按照年份串联在一起，就足以让人看到这60多年的商业脉络：

华侨领袖陈嘉庚、红色资本家荣毅仁、解放汽车工程师史汝楫、经济学家张培刚、聚兴诚银行创始人杨粲三、经济上的政治符号陈永贵和郭凤莲、工业代表——大庆铁人王进喜、农村经济带头人吴仁宝、极具争议的天才仰融和史玉柱、商业新领袖马云……他们在新中国的历史中发挥了多方面的作用，为国家的经济发展铺就了一条独特的道路。

通过一系列的描写，我们逐渐清晰地看到了新中国商业历史的终极线索——政治思想、施政纲领的迂回前进始终决定着商业变迁的曲折路线。相对于庞大的历史背景，人物本身似乎微不足道，可就是这些历史洪流中的小角色们构筑起了整部新中国商业史。

新中国成立初期，像纺织业这样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造就了中国整整30年的核心竞争力。但是站在历史和未来的角度来看，我们又该有怎样的评判？中国工业基础薄弱时，需要以低劳动力成本的行业为切入点，这是发展的必然。只是，很不幸，“劳动密集”在造就一个制造大国的同时也削弱了国家的创造力。

近代中国的私营企业随着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也开始了长达20年的商业“潜水”。此间，北京和上海这两个最具代表性的城市分别出现了两个标志性人物：北京的同仁堂第十三代传人乐松生和上海的民族资本家荣毅仁。他们背后隐藏着巨大的社会资本，老字号企业和现代民族企业以这样一种在阵痛中顺应潮流的方式完成了蜕变。

政治狂热的年代，经济政策完完全全如同一件易碎的“附属物”，地位尴尬而往往不得要领。比如，“人民公社”就是领导人单凭想象和喜好而对农村经济运行进行政治干预的产物，它曲解了经济规律，违背了国情现状，造成了天大的灾难。

民族渴望复兴，这个国家是多么迫不及待地想要证明自己。于是，解放卡车的诞生被当做重大事件载入史册，进入中学课本。一辆汽车何以被当做一个国家的精神图腾？因为没有什么能比汽车工业的成就更让领袖和民众感到荣光和充满力量。于是，我们不惜篇幅，用了两个章节，去追忆中国第一代造车人，希望他们当初的精神能给今天仍落后世界不知几载的中国汽车业以历史的启发和思考。

再往下看，从工业到企业，两者有不一样的开头，注定有不一样的结尾。两者在息息相关的交叉蔓延中变得面目全非，很难让人看透彻。不幸的是，保持清醒的知识分子在这个社会变革的过程中也经受着严酷的洗礼。新中国成立前夕，年轻的经济学博士张培刚放弃了联合国月薪600美元的职务，辗转回国。然而，以后近30年人生的曲折与困顿，让他始料不及。他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在国外被当做教科书，而在国内却饱受批判。农业与工业的关系、人口和地理对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影响——诸如此类的理性分析被生生打断。另一位提出人口理论，认为应该限制人口的学者马寅初则遭到了历时10年的错误批判。再后来，就有了中国的人口大爆炸、农业歉收和经济大萧条。

他们被无端耗费了太多时间，壮志未酬。经历过那么多的风云变幻，站在当代历史舞台中的我们，理应保持一分冷静，尽量客观地看待正在上演和即将谢幕的历史。

新中国60多年的经济史，经历了太多的辛酸荣辱，融入了太多的冷暖变故。其间，有荒唐，有谬误，而更多的却是震撼与惋惜。以至于在忙碌的写作过程中，我们时常会不约而同地陷入同样的沉思——人类文明产生于河流之畔，大概不只是物质上的需要使然。

其实，整个人类的历史与精神也浸透在时间的河流之中。几十年、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太多太多的故事和线索慢慢地从水底浮上来，随波逐流之后，再沉下去。

记得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中写道：“你的心当是在大海洋上翻腾。那里有张着巨帆的轮船，如同洪波大浪上的豪商巨贾，或者海上的华彩楼阁，当它们挥舞着翅膀飞过时，众小艇弯腰齐致敬。”那么，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究竟有多少人曾经内心“翻腾”，却终究在如“滔天巨浪”的命运面前不堪一击，乃至无始无终？

现在，就请跟我们回溯历史，把那些在时光洪流中浮沉的人物和事件打捞上岸，加以还原……

1949年拉开一个新时代的序幕。

你还可能感兴趣

我要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