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德斯鸠论政制衰败_娄林主编_9787508086385

《孟德斯鸠论政制衰败》为“经典与解释”辑刊总43期，论题部分集五篇文章，其中四篇谈孟德斯鸠对政制衰败的论述，一篇谈孟德斯鸠对两种自由概念的论述。孟德斯鸠《罗马盛衰原因论》和《论法的精神》都涉及孟氏对政制衰败的关注，但是，《罗马盛衰原因论》不是一部开诚布公的作品，没有声明其意图，与孟德斯鸠另外两部主要著作截然有别。相比之下，《论法的精神》极其全面地考察了几乎所有有关政治制度生活的内容。作为一位现代思想家（和一位自由主义者），孟德斯鸠深信每一种政制都具有衰败的必然趋势。

本书其余各篇也各有看点，比如《卡拉马佐夫兄弟》解读一篇，从《药地炮庄》看司马迁的庄学一篇，“旧文”部分录《三国蜀经学》。

《罗马盛衰原因论》导读

洛文塔尔（David Lowenthal）著

蔡乐钊译

一

孟德斯鸠《罗马盛衰原因论》的发表时间大约处于《波斯人信札》（1721年）和《论法的精神》（1748年）之间。今天，它在三者之中最不为人知，尽管这不能归咎于这本书本身。它也许是尝试理解完整罗马史的最早（无疑是最早之一）努力，而在这些努力之中，迄今能与其比肩者——如果有的话，依然寥寥无几，虽然受惠于孟德斯鸠著作的科学史学（scientific historiography）已走过一个半世纪，但如今这门学科却对其哲学先驱们充满鄙夷之情。吉本（Gibbon）在其《自传》（Memoirs）里写下以下这段话时，心里想到的作品之一也许就有这本书：“……可是我经常研读孟德斯鸠，乐此不疲。他那充满活力的风格和大胆的假设，有力地唤醒并激起了那个时代的精神（genius）。”但是，为了理解此书，我们必须把它置于政治哲学而非历史的背景中，这也是它的主要价值所在。有史以来，在这一题目下，它是一位哲人对某个特定社会（更不用说它的整个历史）进行广泛分析的少数例子之一。能与之相比的论罗马的著作，唯有马基雅维利的《论李维》（Discourses），两部书有着很深的内在亲缘。不过本书无论从结构还是意蕴上看，都比《论李维》更简单。在大部分篇幅中，它采用一种历史框架，即始于罗马的起源，终于罗马的崩溃；在某些方面，书中教诲也没有那么隐晦。

这并不意味着《罗马盛衰原因论》把内容径直灌输到读者心里；相反，这部书写得颇为谨慎，甚至可以说是小心翼翼，只是其表面的简单和率直掩饰了这一点，唯有目光如炬且深思熟虑的读者能洞烛幽微。这不是一部开诚布公的作品。事实上，它甚至不肯透露自身的目的，在这一点上，它与孟德斯鸠另外两部主要著作截然不同。它既无序言，书中其他地方也没有声明其意图。因此，我们必须推测它的目的。它那信息异常丰富的标题，表明孟德斯鸠的主要兴趣不在于展现罗马的一般历史，甚至也不是其伟大和衰落的历史，而是叙述其伟大和衰落的各种原因（causes）。罗马人（Romans）——一个超越各种特定政治形式的实体，而不是他们的共和国或帝国本身，才是作者研究的对象。

在某种意义上，孟德斯鸠是一名政治生活的政治观察者，他在书中并没有尝试对伟大和衰落作出鲁莽的“科学”定义。他相当频繁地使用“伟大”（greatness）一词，“衰落”（decline）则用得较少。“伟大”传达出幅员辽阔（large size）和权力（power）的观念（我们分别从自然\[physical\]意义和政治意义上这么说）。罗马疆域拓展得越宽，其权力越大，它就越伟大。但是权力是一个国家伟大的根由所在，大量事实表明，对于孟德斯鸠而言，权力不外乎是强迫其他国家的能力。相应地，“衰落”的主要含义就是日益虚弱。

“伟大”的第三个面相或者说道德面相，与其政治面相有关，但两者并不等同。罗马人的权力得自罗马人的美德（virtue），即得自一些伟大的道德品质。一个具有中人之资的罗马人单纯、坚定、诚实、勇敢、守法且爱国；他的领袖是些特别敏锐的人，具有异乎寻常的奉献精神。这些美德起源于一个为生存而不断与人争战的小社会的特殊环境，孟德斯鸠从不认为它们是人类所向往的那种自然的完美。尽管如此，它们还是引起孟德斯鸠毫不掩饰的赞赏，并且被他视为不仅是构成罗马人而且是构成人类的伟大的各种元素。不知为何，这些美德具有一种居于其起源的特殊性之上的地位，适用于人类本身，但作者从未告诉我们个中理由。

尽管孟德斯鸠似乎认为，这些道德美德（moral virtues）有其固有的价值，而不仅仅是社会方面的用处，他确实特别地将它们与小共和国的政治生活联系起来，尤其是古代城邦。他对城邦的刻画鲜活而深刻，近代罕有能与之匹敌者，而那些能与之抗衡的人，诸如卢梭和库朗热（Fustel de Coulanges），也都受到了他的启发。他向我们展示了城邦与诸神的关系，它的共同命运感和悠久的习俗，它的居民共同参与的共同生活；他让我们看到，自由的罗马公民，参加战斗和统治，由此而发展出一种对个人骄傲和爱国野心的敏锐感觉；他揭示了罗马社会中高级元素和低级元素之间的不和及其后果。在这些环境中，这个古代共和国既培育出道德美德，同时又受道德美德的滋养，由此产生一个权势赫赫的国家。确实，孟德斯鸠暗示说，正如我们在罗马这个例子中所见到的，没有什么敌得过一个为持续征服亦即为稳固地增进政治权力和伟大而诞生的共和国。

二

罗马的权力在早期诸王的治下崭露头角，在共和国时期达至顶峰，显然，是庞培（Pompey）“……完成了罗马的伟大这项辉煌的工作”。但是，那时罗马内部的腐化已经显而易见，无可挽回，共和国再也撑不下去了。帝国取而代之，它很大程度上是依靠继承自共和国的习惯和制度来维持自身。由于种种原因，直到三世纪末期之后，帝国才“……一步步地从衰落走向沦亡，直到它突然间在阿尔卡狄乌斯（Arcadius）和霍诺里乌斯（Honorius）治下轰然倒塌”（约公元400年）。

如果像孟德斯鸠告诉我们的那样，庞培在国外的征服并没有真正增进罗马的权力，那就必须区分真正的伟大和表面的伟大。单是疆域，乃至持续的征服，还不足以表明一个国家的真正权力。它此时的敌人也许很弱；它的辽阔可能成为它的负担而不是有助于它。长远来看，一个国家的实力归根到底取决于国家内部的健康。很难说罗马在何时达到了其权力的真正顶峰。公元前一世纪的内战与其说阻碍不如说促进了它的征服，但是这些内战证明，腐化已经深入骨髓，最终不得不通过摧毁共和国来贬抑罗马的权力。孟德斯鸠在某处笼统地把这种腐化的日期追溯到罗马的扩张超出意大利时，他在另一处特别指出:“……他们对安条克（Antiochus）的战争是他们腐败的真正开端。”这意味着共和国内部的衰落大约始于公元前200年，再过一个半世纪它就完全腐败了。

罗马的伟大有许多原因：公民的美德、执政官制度、元老院的智慧、人民的有限影响、集中精力进行战争、一连串的军事胜利、战利品均享、平分土地、监察官制以及政治权力的广泛分配。人民对国家充满一种热烈而不屈的爱，元老院维持一种不断把罗马的敌人引向失败和臣服的军事和外交政策。因此，一旦罗马形成这种共和体制，使罗马变得伟大的就是这种体制，而非特定的个人。在孟德斯鸠笔下，在这一体制垮掉之前，个人几乎从未重获其特出的地位。

罗马的衰落是其征服的结果。身处远方的罗马将领和士兵们日益丧失公共活力（public spiritedness），财富和权力越来越不平等，奢侈与贫困各趋于极端，派别之争加剧，随着公民权延及其他民族，罗马人的共同身份感也丧失了——这一切使得共和国无法维持。孟德斯鸠还留意到伊壁鸠鲁主义对罗马道德风尚的腐蚀作用，他还暗示了，其无神论的唯物主义和享乐主义的传播，破坏了罗马爱国主义和美德所依赖的宗教和道德信仰。

孟德斯鸠以共和国的道德和政治标准来判断帝国，藉此表明，在他看来，人类的衰落一般发生在从前者过渡到后者的转变中。起先，帝国更欠缺的是自由、安全和美德，而不是对外权力。从奥古斯都（Augustus）到卡里古拉（Caligula），僭政愈演愈烈，与此同时，人们努力保持和平时期帝国的领土。随着皇帝们越来越独断、严酷并受恐惧的宰制，元老院和人民被剥夺了它们的政治职能和尊严，变得奴颜婢膝，遭人唾弃。然而，尤其是从涅尔瓦（Nerva）到两位安东尼（theAntonines）时期（96—180年），帝国也有过片刻的辉煌。在整本书中，对单个人的最高赞扬留给了图拉真（Trajan）皇帝——“有史以来最有造诣的君主”。孟德斯鸠也夸赞奥勒留（Marcus Aurelius），并用钦佩的口气提到廊下派，与伊壁鸠鲁主义相反，它有助于产生此类统治者。然而，在两位安东尼之后，帝国堕落为军队的暴政，之后是各皇帝更加隐蔽和内敛的暴政。它从三世纪的蛮族入侵中恢复过来，但是随后帝国的权力被分割为一东一西（约公元300年）。最终，古代罗马人的军事美德和习惯被他们自己抛弃了，蛮族洗劫了西部帝国（公元4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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