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技术视阈中的文学景观》：近代以来，新兴印刷技术所蕴含的巨大的出版能量，为小说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在物质技术变革急剧加速的步伐中，西方先进的印刷文化进入以上海为出版中心的中国，并逐渐辐射到周边的江南地区乃至整个中国。近代书局利用新的出版技术以及新的经营模式，开展小说征文、小说版权转让以及善本小说整理等活动，推动乃至调控晚清新小说的发生与发展，促使传统的明清章回小说实现其文本传播技术的近代升级。作为中国古代小说文本特色的图像，亦借助新技术完成它的近代复兴之路。这些在物质技术推进中的文学景观，处处展现了文学观念和文体破立的消长，具有重大的小说史及出版史意义。
《物质技术视阈中的文学景观》展现了晚清中国书籍史上重大的技术变革，多维度描述物质技术与小说演进的关系。在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关系微妙的今天，这是一个充满诱惑力的话题。
潘建国，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涉及古代小说文献学、明清文学史、近现代出版文化、海外汉籍等。
古代小说史的演进动力，概而言之，主要源于三个方面：一是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发展变迁，二是文学观念和文体的破立消长，三是物质技术的更新换代。三股动力，相辅相成，综合运作，但在不同的时间节点或者不同的文体发展史中，其作用的方式和力度，又有所侧重。此处，我想专就第三个方面略加展述。所谓“物质技术”，具体是指文学作品的物质载体（即书写材料）以及书籍的生产方式（即印刷技术）。众所周知，中国的书写材料依次经历了从甲骨、金石到缣帛、简牍、纸张的变化；而书籍的生产方式，则主要有传抄和印刷两种。那么，在这个漫长的物质技术变迁过程之中，作为叙事文学的小说又是如何随之发展演进呢？与世界各民族的情况类似，中国叙事文学起源于远古时期的神话和历史传说，其源头甚至早于文字的发明。在甲骨金石时代（约战国之前），文字镂刻不易，能够进入书写领域的内容，皆为战争、祭祀、政权更替等经国大事，迄未发现称得上叙事文学的作品（即具有一定叙事长度和若干人物的文学作品），难以想象，有人会在青铜器上艰难地镂刻一个故事。这个时期的叙事文学，大概只能存在于人们的口耳相传之中。进入简帛时代（约战国至三国前期），书写相对便利，于是，人们开始把存留在头脑中的各类知识，记录整理，阐述发明，并且书写下来，形成物质形态的书籍，中国的知识谱系遂完成了从口说到笔写的系统转换。目前所知最早的书目，是汉代刘向、刘歆父子等人校理宫廷藏书而成的《别录》《七略》，据研究 ，刘向主持校书活动，约始于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止于绥和元年（前8），前后有18年，刘向去世后，其子刘歆奉诏继续校理，大概在绥和二年（前7）或建平元年（前6），刘歆上奏《七略》，因此，《七略》大体上反映了西汉成帝时期宫廷藏书的情况。可惜《七略》未得完整传世，幸好东汉史学家班固（32—92）编纂《汉书》时，将此目略加增删调整，编为《汉书·艺文志》，为后世保留下了这份弥足珍贵的古书目录。从《汉书·艺文志》来看，西汉时期宫廷藏书十分丰富，内容广博，涵盖“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等领域。其中《诸子略·小说家》著录有《伊尹说》《黄帝说》《虞初周说》《待诏臣饶心术》《待诏臣安成未央术》等15部作品。尽管《汉书·艺文志》所称“小说”与后世文体学层面的“小说”，并非同一概念，但这15部小说中存在一定数量的叙事作品，应该没有疑问。而最为重要的是，它们都实有其书。按照汉人应劭《风俗通》的记载，刘向父子的校书流程为：“皆先竹书, 改易刊定, 可缮写者, 以上素也。”换言之，这些小说在校勘完成之后，曾被誊写于缣帛之上，成为豪华贵重的帛书本。《虞初周说》有943篇，篇幅可谓庞大，费去的缣帛想来也不在少数，当时之所以不计成本地誊抄下来，可能是因为此书记录了诸多前代的野史轶闻。缣帛成本昂贵，无法推广普及，因此，汉代通行的书写材料是简牍。目前出土的简牍文献非常丰富，其内容则以经史、方技及行政文书为主，但也有令人惊喜的叙事作品。1993年，江苏连云港东海县尹湾村西汉晚期6号墓出土了一篇《神乌赋》 ，它书写于20枚宽简之上，以四言韵文叙写了一个黄雀占据乌巢的故事。无独有偶，近闻北京大学所藏汉简中，也有一篇叫作《妄稽》的作品，残存约2700字，根据其编连形制以及每简抄写字数推测，其完整总字数可能多达3400余，作品也是四言韵文，叙述了发生在西汉士人周春家中的“丑妻虐妾”故事。学术界将《神乌赋》这样的四言韵文叙事作品称为俗赋，认为它们与《汉书·艺文志》所载“杂赋”以及敦煌所存《燕子赋》《韩鹏赋》等俗文学作品共同构成了汉唐四言俗赋的发展脉络 。实际上，汉代简牍中还有以散体文字撰写的叙事作品，据裘锡圭考辨 ，敦煌西北马遂湾出土的编号为496的汉简，所书就是关于韩朋故事的一句残文，文字采用散体，可惜由于仅存一简，无从知道该故事文本在汉代的完整面貌。但此枚残简的存在，表明韩朋故事起源很早，大概在西汉时期就有流传，裘锡圭因之推想：从《神乌赋》和韩朋故事残简来看，汉代俗文学的发达程度恐怕是超出我们的预料的。敦煌俗文学作品中有不少是讲汉代故事的，如《季布骂阵词文》（即《捉季布传文》）、《王陵变》以及讲王昭君的和讲董永的变文等。我怀疑它们大都是有从汉代传下来的民间传说作为底子的。说不定将来还会发现记叙这些民间传说的汉简呢！此一推想颇合情理，值得关注。《汉书·枚皋传》载：“皋不通经术，诙笑类俳倡，为赋颂好嫚戏”，“又言为赋乃俳，见视如倡”，“凡可读者百二十篇，其尤嫚戏不可读者，尚数十篇”。《汉书·东方朔传》说：“朔口谐倡辞，不能持论，喜为庸人诵说。”《三国志·魏书》卷二十一裴注引《典略》云，曹植曾在暑日为来宾“诵俳优小说数千言”。上述文献也从一个侧面透露出汉魏时期叙事文艺活跃的信息。只不过，限于物质技术因素，它们大多仍留存于口头诵说之中，像《神乌赋》那样书之于简牍的，稀若星凤。如前所述，甲骨金石镂刻不易，缣帛成本高昂，简牍则较为笨重，不便展阅和存藏。因此，古人开始探索制造一种更为简便的书写材料，这就是纸张。纸张发明的时间，尚难确考，根据考古发掘所获古纸，其出现时间至少可以上溯到西汉。纸张发明之后，并未直接替代缣帛简牍，而是经过了一个较长的并用时期，大概在汉末三国时期，纸张才正式成为通行的书写材料，中国书籍史从此迈入辉煌的纸本时代。纸张制作成本低廉，易于书写和修改，纸书也极便于流播和存藏，因此，极大地刺激了知识传播和著述编撰，尤其是文学作品的创作 。比较《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集部书籍增长迅速，还出现了《文选》《玉台新咏》等文学总集。以小说为代表的叙事文学，也得益于这一物质技术因素的变革，兼之佛道思想的广泛流传以及社会生活的日渐丰富，其编创空间大为拓展，篇幅也较前有了显著增长，具体表现为：一方面，涌现出诸如《搜神记》《世说新语》《幽明录》《启颜录》《冥报记》等一批小说集。干宝《搜神记》多达343篇 ，内容驳杂，涵盖古今，他在《搜神记序》中说：“群言百家，不可胜览；耳目所受，不可胜载。”可知其资料来源主要依靠书籍阅读和口头采访，干宝时任著作郎，正有机会遍览内府藏书，换言之，没有纸书的丰富与流通，大概也不可能产生《搜神记》这样的小说专集。另一方面，单篇小说的篇幅越来越长。《搜神记》中绝大部分作品均在数十字至数百字之间，罕有超过千字者，而唐人传奇小说则动辄数千字，其中《游仙窟》更多至近9000字。导致小说篇幅大幅增长的诸多因素，固然有来自文学内部的，但物质载体的支持也极为重要。同是纸本时代，干宝生活的晋代，纸张生产能力有限，供应仍不富余，身为史官的他在编撰《搜神记》的过程中，竟遭遇纸张短缺的困扰，不得不向皇帝上奏请纸，虽然，后来朝廷赐纸二百枚 ，帮助他完成了全书编创，但这一困扰，无疑会对干宝的小说编撰产生一定的限制；而至隋唐时期，造纸技术有了改进和提高，纸张供应较为充裕，因此，即便是普通的文人小说家也可以放开手脚，纵笔骋才，自由编创。不仅如此，唐人对于口头说唱表演内容的记录和整理，也因纸张的普及和充裕变得更为容易，敦煌遗书中所存数量可观的俗文学作品，大多是民间纸质抄本，若干作品还有多种不同的抄本，譬如《韩朋赋》有6个抄卷，《孔子项托相问书》竟有11个抄卷，这些恐怕都是干宝那个年代难以发生的事情。
书单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