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长篇小说代表作，以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一桩臭名昭著的罪案为底本，讲述了一个错综复杂却充满诗意的故事。小说乍看充满现实主义叙事风格，却又随着情节的推进，笔法自然翻转，性、谋杀与阶级冲突交相混合，想象的树脂流淌进了历史事件的缝隙里。通过人物视角的切换，故事获得了绚丽的碎片化效果，邪恶与尊严、悲剧与华美共存，虚实相生间，特定年代最为广阔的社会画卷在我们面前展开了。
1.“加拿大文学女王”玛格丽特·阿特伍德长篇小说代表作。2.加拿大吉勒奖获奖作品，布克奖短名单入围。3.建立在真实事件之上，虚实相生又充满诗意。
被誉为“加拿大文学女王”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是一位勤奋多产的作家，也是二十世纪加拿大文坛为数不多享有国际声誉的诗人。现居于多伦多。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起，阿特伍德便以持久旺盛的创作力不给评论界任何淡忘她的机会。她获得过除诺贝尔文学奖之外的大多数重量级国际文学奖，并被多伦多大学等十多所国内外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她的作品已被译成30多种文字。
我坐在狱长的（其实是狱长夫人的）客厅里的紫色天鹅绒长靠背椅上。不过，因为他们根据不同的政治形势经常变换狱长，狱长夫人也常有更换，但是这个客厅总是狱长夫人的。我把手规矩地搭在一起放在膝盖上，不过我没戴手套。我想戴的手套应该是平滑洁白的，戴在手上没有一点儿皱褶。我常在客厅，收拾茶具，擦拭小桌面和框架上饰有葡萄和叶子的长镜子，以及钢琴；还有那座从欧洲运来的立钟，钟里金橘色的太阳和银白色的月亮根据每月不同的星期和每天不同的时间出现，消失。客厅里所有的东西中我最喜欢那座钟；不过它是用来计算时间的，可我手头的时间真是太多了。但是，我过去从来没在那张长椅上坐过，那是专给客人坐的。帕金森夫人说女士绝对不能在男士刚坐过的椅子上坐，不过她没说为什么不行。但玛丽•惠特尼说，你这个呆鹅，这是因为那椅子上还有男士屁股的余温。这样说太粗俗了。可是我坐在这儿就不能不想到那些曾在这椅上坐过的女士的屁股，嫩嫩的，白白的，像没煮老的嫩蛋一样。来宾们都穿着下午礼裙，胸前有一排排纽扣，裙子里面用铁丝做的硬裙架撑着。很奇怪，尽管这样，她们还坐得下来。走起路来，她们膨胀的裙子下除去衬裙和长袜外什么也碰不着腿。她们像天鹅一样，不露腿脚自如地漂游着。要么，就像小时候我们家房子附近岩石丛生的港湾里的海蜇。那还是在我没漂洋过海，开始那次痛苦漫长的旅行之前。在海水里，海蜇呈铃铛状，表面不甚光滑，漂来漂去很是优美、可爱。但是，一旦被吹上海滩，太阳一晒就什么也没了。其实贵夫人们正是这样： 一肚子水。我刚到这儿时还没有铁丝硬裙架。当时还没想到用铁丝，用的是马鬃。我收拾房间、清除污物桶时看到那些裙撑挂在壁橱里。它们看起来像鸟笼；可是关在笼子里的是什么呢？腿，女士的腿。把腿关起来，这样就不能出来与男士的裤子相碰了。狱长夫人从不说“腿”字，可是报纸在谈到南希的腿从浴盆下露出时用了“腿”字。不仅仅海蜇女士们到这儿来。星期二我们这儿讨论妇女问题及这样那样的解放话题时，关心改革的男女人士都来。星期四还有招魂术信徒小组到这儿来饮茶并与死者的魂灵交谈招魂术信徒相信人在死后仍以某种形式存在。活着的人可通过能与魂灵通联的中介人与死者通话。在招魂会上，魂灵不仅会敲击桌子，让桌子倾斜过来，而且可以与死去的文豪（如莎士比亚）通联上，按照文豪魂灵的口授创作出“自动篇章”。，这给狱长太太很大的安慰，因为她的儿子婴儿时就去世了。但是，来的主要是女士。她们坐下，用细瓷茶杯品茶；狱长太太会敲响一个小瓷铃。她并不喜欢做狱长夫人，倒希望狱长是其他什么官，而不是监狱的长官。可是，狱长的朋友只能让他当个狱长，而不是其他什么官。既然情况如此，狱长太太只能充分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和才干了。尽管我像蜘蛛一样让人恐惧，但也可让人大发慈悲，所以我就成了狱长太太的成就之一。我走进房间，行了个屈膝礼，然后便在房内走动。我闭着嘴，低着头，根据客人的要求拿起或放下杯子。客人们从无边帽下偷偷地用眼睛盯着我看。她们想见我的原因是因为我是个著名的女杀人犯。至少别人是这么写的。我刚看到这种提法时感到很吃惊，因为他们说著名的歌手、著名的女诗人、著名的招魂术信徒和著名的女演员，但是女杀人犯怎么也能著名呢？不管怎么说，女杀人犯这个词加在人头上是很重的。这个称呼有种味道——有种麝香味，又给人一种压迫感，像是花瓶里的死花。有时我在夜里一遍遍地低声自语： 女杀人犯，女杀人犯。那词儿就像塔夫绸裙子擦地而过那样发出沙沙声。男杀人犯只是残忍，就像是把榔头，或是一块金属。如果我一定要两者选一的话，我宁愿做女杀人犯，也不愿做男杀人犯。有时在擦拭那面饰有葡萄框的镜子时，我会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不过我知道这都是虚荣。我的皮肤在客厅里下午光线的照射下呈淡紫色，像是褪了色的青紫伤痕，我的牙齿发绿。我想起那些描述我的报道： 说我是个非人的女魔鬼；说我是在生命危急时被恶棍逼迫就范的无辜受害者；说我因无知而不知所措；说要对我施绞刑就意味着法院认可谋杀；说我喜欢动物；说我的脸色富有光泽，长得很俊俏；说我的眼睛是蓝的；说我的眼睛是绿的；说我的头发是金棕色的，也是褐色的；说我个头高，但没超过中等身材；说我衣服穿得体面；说我抢了一个死女人的东西，才穿得漂亮；说我做事麻利，机灵；说我性情阴郁，爱与人争吵；说我看上去与我的卑贱地位大不相配；说我是个性情随和的好姑娘，不曾伤害过人；说我狡猾，诡秘；说我傻，近乎白痴。我感到不明白的是，我怎么同时能有这么多大不相同的特点？是我自己的律师肯尼思•麦肯齐先生告诉他们我的智力只比白痴强一点。我为这事很生他的气。可是他说这样说是为了给我开脱，他还说我不该显得太机灵。他说他要尽力为我辩护，因为不管事实是怎样的，我当时还不过是个孩子。他认为最终会谈到犯罪的自由意志，要看我是否自愿犯罪。他是个好心肠的绅士，不过他说的话我一大半儿听不明白，但我猜想他一定在尽力为我辩护。报纸上说他在极端不利的情况下表现英勇。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管这叫辩护，因为他并不在辩护，而是想让所有的证人都显得没有道德，或者心肠很坏，或者弄错了。我不知道他是否相信过我讲的任何话。我端着茶盘走出来时，那些女士们在看狱长太太的剪贴本。哎呀，想想看，我都快晕了，她们说，你让那个女人在你的房子里自由地走来走去，你的神经一定是铁打的。我的神经可绝对受不了的。咳，处于我们现在的情况，应该对这类事情习以为常。你看，尽管我们怜悯这些愚昧的可怜虫，我们自己实际上就是囚犯。况且，她是受过训练的用人，所以还是让她有事可做为好。她是个很好的女裁缝，手很巧，也很会做。她帮我做了不少针线活，特别是女孩子们穿的裙子。她还很懂修饰。要不是处于现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她很可能是一流的女帽设计师的助手。当然，她只能白天在这儿。我晚上是不会让她留在房子里的。你们知道她曾在多伦多的精神病院待过，那还是七八年之前的事。虽然她现在看上去很正常，谁知道她什么时候再犯病啊。她有时自言自语，而且大声唱歌，奇怪极了。我们可不能冒险。狱吏们晚上把她押送回去，锁进牢房；要不我可不敢合眼。噢，我倒也不怪你，基督徒行善也只能是有限的。花豹改不了身上的斑点。相信不会有人说你没尽到职，没施尽善。狱长太太的剪贴本端放在那张用丝披肩盖着的圆桌上。那披肩上的树枝像藤蔓一样绞在一起，上面有花，红的水果和蓝的鸟。那真是棵大树。如果你盯着那树看一会儿，藤蔓会开始摇动，像是有风在吹动它。那披肩是她的大女儿从印度寄来的。她的女儿嫁给了一位传教士，我可绝对不会那样做的。嫁到那儿一定死得早。如果不是死于那些在坎普尔暴乱的土著人的手下（他们对那些体面的女士的身子强施暴虐，感谢上天她们全被杀死，脱离此生的苦难。光想想那耻辱！），就是死于疟疾。得了那病你全身变黄，然后就语无伦次；一转身的功夫就被埋在外国的一棵棕榈树下。我在狱长太太想流一两滴眼泪时拿出的东方版画书上看过那样的图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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