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书中，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厉以宁、成思危、陈志武，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美国前财长亨利·保尔森，英国48 家集团俱乐部主席佩里……诸多中外学界名家、政经领域精英、全球高端智库为中国经济进行集体把脉。他们的经济观点都是极具代表性，属于尖端前沿，也极具预见性的。

他们以专业的研究与思考，用通俗生动的语言，不仅从宏观方面阐释了中国经济改革的路径与逻辑，解读了中国经济发展瓶颈与突破点以及从全球角度分析“中国模式”对于世界经济的权重和影响意义，而且从微观层面分析了中国人财富增长与流失之谜、民生经济发展思路及困境。这使得本书可以说是拨开迷雾、看懂中国经济真相的一部无障碍读本。

《环球人物》10周年典藏书系

本书系重新汇集梳理了《环球人物》创刊以来的精华内容，涉及国内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重要领域，与读者一起重温人文理性光辉与魅力，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力量。

《环球人物》10周年典藏书系总目

《国际政要秘闻》

《百年政治家族》

《大国士》

《先生们》

《商道》

《中国经济十年观察》

《蒋氏家族百年秘档》

《另一只眼看国民党》

《影响力：中国领袖风云录》

《影响力：领航中国政治人物》

《中共人物的家国往事》

名家精彩语录：

我建议，要对国资体制进行改革，国资委不要直接管理企业，而应该组建若干个行业性或综合性的国有资本投资基金公司，哪个行业需要大发展，或者产能不足，就加大资本投入；哪个行业产能过剩，就抽回资本。（2013年）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

金融市场扭曲得很厉害。对于民营企业的资金供给非常少，从而导致借贷利息很高，于是资金持有者也就没有兴趣投资实业了。这也不能怪资金持有者贪婪，民间企业和个人有了钱之后，追求更高回报是他们应有的权利，也是人性本能所致，问题的根源还是在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管者身上。（2012年）

——经济学家、耶鲁大学终身教授陈志武

现在中国很穷，我们必须给人民基本健康的保障。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除了政府没有谁可以承担。市场也没有办法把这件事做好，这一点美国就是证明。现在美国也在由政府调控公共卫生资源的配置。其实在全球范围内，也都是由政府主导医疗资源。（2006年）

——北大经济学教授、卫生部政策与管理研究专家委员会成员李玲

中国早就发现经济中存在大量“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也准备纠正这些问题，只是在高增长下，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来调整，如今这个机会到了。所以中国提出新常态意味着中国经济的浴火重生。（2015年）

——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李扬

未来10 年至20 年，中国经济要再发展，必须在世界最尖端的创新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如虚拟现实、清洁能源、自驾汽车、共享经济等方面。这些都是未来出万亿级富翁的行业，到那时候中国必须要有世界公认的领先产品与品牌。

——未来学家戴维·霍尔（2015）

中国政府必须警惕出现一个基于消费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社会。许多中国消费者过度追求奢侈品，热衷于超前消费。如果中国的年轻人受大众消费主义影响，盲目模仿西方，是很悲哀的。因为这不可持续，也会让中国没有未来。

——波士顿学院社会学教授查尔斯·德伯（2013）

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即将崩溃”，他们谈论中国经济不平衡、房地产泡沫、银行坏账，但其中一些人甚至从未到过中国，他们是用长期以来审视西方经济体系的思维习惯看待中国，因而没有正确理解中国。例如，目前在中国经济中，投资占GDP的比重仍高达50%，但中国人均资本存量比日本小得多，在城镇化不断发展的情况下，中国的投资资本仍有很大发展空间。（2013）

——耶鲁大学杰克逊全球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斯蒂芬·罗奇

中国建立并运营大型服务产业的历史还很短，这包括批发、零售、物流、迎宾产业、金融企业后台服务、医疗等产业。在下一阶段的发展中，需要引进外国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帮助这一重要行业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服务业中高达4万亿至6万亿美元的富矿可以对外资开放。这对中国和全世界的企业都意味着巨大的商机。（2013）

——耶鲁大学杰克逊全球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斯蒂芬·罗奇

中国已批准了转基因棉花、甜椒、西红柿和木瓜的种植，核准了转基因大豆和玉米进口。由于其专利权掌握在美国公司手中，一旦商业化应用，就要交专利费和使用费，这有可能导致中国丧失对农业的控制权。（2013年）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地缘政治学家威廉·恩道尔

陈志武：追求回报是民间资本的权利(2012)

曾经有人调侃：“谁能总是假设一些现实中不可能存在的条件，却得出一些应用于现实的理论？”答案是经济学家。

陈志武对此说法不以为然：“假设的意义非常大。经济学家与非经济学家最大的差别，就是我们有一个框架，把错综复杂的社会经济、政治等现象放进去分析。尽管经济学模型有理想化的成分，但毕竟人的大脑所能理解的复杂程度是有限的，通过简化的经济学模型我们才能知道，理想状态是什么样子，然后与现实对比，从而让实际的经济体向着效率更高、分配更公正的方向转移、调整。”

2012年4月1日，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见到了陈志武。这位50岁的美国耶鲁大学终身教授是土生土长的湖南人，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从内地赴美留学，没考GRE、没考托福，却拿到了耶鲁的录取通知书。“这是个小概率事件，”陈志武笑言，“那个年代，美国大学与中国学生打交道的经验是非常少的，有一些空子可钻。现在可是很难了。”

在美国生活了20多年的陈志武，近年来在中国的时间越来越长。他对于社会经济所发表的见解常常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他用历史文化分析金融问题的著作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和这位经济学家聊天是很件愉快的事，因为即使是一些高深的理论，他也能讲得有趣易懂。

“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这是陈志武写的一本书的书名，也是他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观点。“为何中国人比世界其他民族都要勤奋，但他们的生活却并不富足？因为中国缺少能促进财富创造的制度机制，及与其相配套的自由金融创新体系。这种制度财富的缺失，只能通过大量劳动力辛勤工作来弥补，以此实现经济增长。”

“让民间借贷得到合法身份”

在博鳌，民间借贷成了与会者关注的焦点。不管是台上还是台下，大家都在议论这个话题。对其内在原因的一个共识是：金融业对内开放程度过低，一方面会使民间资本以非正规金融形式存在，形成体外循环，蕴藏着金融风险；另一方面，中小企业需要更多、更方便的融资途径，才能减少对非正规渠道的依赖。

温州改革试验区的出现让中小企业看到了希望，但既有的问题依然存在，“符合条件的企业”方能获得小额贷款，条件是什么，由谁来决定？何时才能允许民间资本组建小型银行？突破与悬念并存。

环球人物杂志：近期民间集资案件频发，江浙地区大量中小企业老板借高利贷周转资金，又因为还不起债而破产“跑路”，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的症结在哪里？

陈志武：最根本的原因是，这些年一直由国有银行、国有金融机构垄断中国金融行业和市场，让民间金融无法合法存在和发展。最近几年推出了一些小额贷款公司，但其业务拓展空间受到非常大的制约。

其实民间借贷在中国历史上是一直存在的，但这些年在温州却无法得到合法身份，只能以地下钱庄的形式存在。这一方面造成中国的金融资源大部分都为国有企业提供帮助，另一方面是地下交易得不到保障，也为操办地下钱庄的人提供了携款潜逃的机会，因此带来的社会问题非常多。

我觉得根本办法就是要让地下钱庄合法化，与其禁止它们存在，不如让它们有足够大的发展空间，政府应该把注意力放在监管上面。

环球人物杂志：国内民间资本为什么大多走了放高利贷这条路，或者炒房、炒股，而不能通过天使投资等实业形式发展呢？

陈志武：这不能怪民间资本持有者。我看到很多人把指责的言论投向放贷的企业和个人，而不是把矛头指向制定规则、监管过度的机构以及规则本身，我想他们指责的方向是错的。政府对民间投资管得那么死，给他们的空间和选择范围这么小，必然会造成这种单一局面。

以温州的金融市场为例，一方面是那么多民营企业迫切需要资金，另一方面是那么多家庭和个人有大量资金无处投资。这说明市场没有给民间资本创造健康流通的环境，民间投资受到的抑制太大。如果市场机制健全，其本身的作用就足以把需要钱的一方和有兴趣投资的一方撮合到一起，互通有无、发生交易。

去年国内一方面通货膨胀、资金流动性过剩，另一方面却是那么多的中小民营企业因为无处借钱，只能借高利贷。金融市场扭曲得很厉害。对于民营企业的资金供给非常少，从而导致借贷利息很高，于是资金持有者也就没有兴趣投资实业了，天使投资怎么可能发展起来呢？这也不能怪资金持有者贪婪，民间企业和个人有了钱之后，追求更高回报是他们应有的权利，也是人性本能所致，问题的根源还是在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管者身上。

环球人物杂志：你对民间资本持有者的态度似乎是比较肯定的。

陈志武：是的。这些做金融投资、放贷的人表面上看是钻了制度的空子，实际上弥补了一些社会空缺，提供了社会需要，保障了就业，实际上是在给企业做贡献。所以解决问题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放松管制，把一些不必要的门槛取消掉。

“对虚拟经济存在误解”

环球人物杂志：有观点认为，民间借贷的现状说明了中国实体经济的空心化，应重新大力发展工业等实体经济，挤出第三产业和虚拟经济的泡沫，你怎么看？

陈志武：讲这些话的人实际上是不理解现代经济的本质，这些话表面上听起来很过瘾，但实际上带有很大的误导性。第一，之所以虚拟经济的投资回报可以比实体经济的投资回报更高，正是因为金融管制过度，制造了太多的金融短缺，使得资金变得更值钱。而很多高利润的实体经济行业，又限制民营资本进入。所以与其说中国经济盲目地往虚拟经济转移，不如说是监管过度造成了目前的局面。

第二，对于中国的制造业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这就是，在出口增长很难的前提下，整个中国经济的产能，特别是工业产能已经严重过剩，解决的办法是增加国内的消费需求，消化掉这些过剩的产能，而不是所谓的回到实体经济、做更多的投资。

比如美国，经济就是由消费带动的，消费占GDP的比重高达71%，这与中国经济由投资带动的情况正好相反。现在都在强调拉动内需、刺激消费，但在通货膨胀率这么高的情况下，很难实现这一目标。这样再增加工业生产，会使得市场本来就供给远远大于需求的问题更加严重。

第三个方面是，持有你所说观点的人还没有走出物质短缺的思维方式，因为以前一讲到发展经济，国人就会马上与增加物质生产能力联系起来，认为就是要让整个社会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缓解压力。但经过30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已经进入了产能过剩的时代，物质生产出来却没地方销售的现象已经很普遍，这就要求我们不能再以工业或者所谓的实体经济为主，而是要往第三产业和虚拟经济方向发展。

以物流行业为例。作为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物流成本比印度等发展中国家高一两倍，更不要说与发达国家相比了。大家关注的农产品价格，商场零售价是农村批发价的很多倍，就是因为物流成本太高，雁过拔毛。其他商品也是如此，终端价比出厂价高那么多。要解决问题，除了减税，就是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环球人物杂志：对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这种划分方法，你觉得合适吗？

陈志武：我不太喜欢这种提法，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更像是农业时代的划分方法。金融业通常被归入虚拟经济，因为没有生产看得到的物质产品，但我认为这绝对是一种误解。比如保险公司，按照一般理解是虚拟经济，但设想一下，有一种得病概率极低、治疗费用却极高的病，如果在一个发达的保险市场中，可以让一个三口之家买一份价格低廉的医疗保险，从而免除因治病而倾家荡产的后顾之忧，这个家庭的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可以放心工作、生活、消费，那么这种所谓的虚拟经济对社会的贡献将是很大的。

反对医改市场化（2006）

在美国的朋友问李玲，回国工作的感觉如何，她拖长了音答：“很——辛苦，很——累!”她一般早上8点到办公室，差不多午夜或者凌晨回家。如果不出差的话，一周7天，天天如此。

尽管如此，这位45岁的北大经济学教授、卫生部政策与管理研究专家委员会成员，脸上仍然充满着快乐。从镜头里看过去，她的微笑有些腼腆。她身后的朗润园，曾是圆明园的一部分，朱漆灰瓦，大小庭院层叠错落，日影疏离。一间耳房，七八平米见方，是李玲的办公室。

“历史会证明我是对的”

今年6月份以来，李玲关于“宿迁医改”的调研报告及其观点，被媒体频繁引述和转载后，引起轩然大波。

宿迁是江苏省1996年组建的地级市，经济不甚发达。从2000年开始，宿迁进行了被称为“卖光式”的医疗改革，将134家公立医院的产权卖给民间资本，医院由公立转为私营。这种市场化的医疗改革模式，一直广受争议，当地政府认为改革降低了医疗费用，老百姓看得起病了。

但李玲在对宿迁进行了一番调研后，却得出相反结论，认为“宿迁医改”“没有解决老百姓看病贵的问题，医疗费用不降反升”。

李玲的这份报告在今年6月22日的《中国青年报》上刊出后，舆论一片沸腾。宿迁市政府和一些学者纷纷批评李玲的报告调查时间短、数据不充分，结论太片面，有人甚至指责她学术态度不严谨，“草率地对宿迁医改下结论，除了沽名钓誉外，看不出有什么好的动机”。李玲笑着跟记者回忆：“当时连我以前的一些同事也写文章‘骂’我。”

跟着骂声一起到来的还有媒体。李玲的一位学生很替她委屈：“我们不是带着否定的态度去的。关于‘宿迁医改’有人叫好有人批评，我们就觉得应该去看一下，如果存在问题，我们就分析原因，供其它地方借鉴；如果真好，我们就把它总结成一个模式，帮助政府推广。这是临行前我们和李老师讨论的原话。”

“我写了‘宿迁医改’的成绩，也写了发现的问题，每一样东西都是客观的，希望能给政府提供参考。我要说的话已经说了，所以无所谓。”李玲稍作停顿，背台词似地说了一句：“历史会证明我是对的。”说完大笑起来，然后很放松地谈起了她们调研“宿迁医改”的来龙去脉。

李玲和宿迁的接触，实际上要早于“宿迁医改”的“元年”——2000年。施行“宿迁医改”的原宿迁市委书记仇和，曾在美国马里兰州立大学学习过一年。那时李玲是该校的卫生经济学教授，与仇和有过交流。“后来仇和回国后推行市场化医疗改革，把公立医院全都卖了，我非常惊讶：他是不是学错了！仇和在美国期间应该看到，即使在一个高度市场化的国家，医疗卫生领域开始也是以国家干预为主。所以，从那时起我开始收集研究宿迁方面的信息，并一直希望有机会去实地看一下。”

2006年4月，李玲带着课题组到达宿迁后，没有惊动当地政府，大家扮成病号，分头去医院就诊，“我们就像地下工作者一样，和医生、患者谈话，并且亲身体验在医院看病的过程。”李玲在报告中肯定了“宿迁医改”的好处，如医院改善了服务态度，增加了医疗收入，降低了单项检查收费和药价等。但同时她指出，单项医疗价格降低，并不代表老百姓看病比以前便宜。“当地很多医院不收挂号费，原来300多元的CT检查现在只需100多元，感冒头痛，医生也做CT检查，这根本不需要啊！”李玲十分无奈：“医生总是巧立名目多做检查，多开药，这使老百姓医疗费用反而比以前更多”。

李玲认为，这个现象背后的原因，是市场化竞争使医院把追逐利益放在第一位。“医院利润率一般都在50%以上……宿迁市沭阳县人民医院光是一个骨科的进账，就从医改前的每年180万元增长到720万元；仁慈医院盖新大楼的3000万元贷款，3年时间就挣了回来。”李玲在报告中这样写道。

12月7日，清华大学又抛出一份考察报告，称“宿迁医改成功”。李玲又一次被推进舆论的漩涡中。

“我为什么坚持政府为主导”

让李玲“忙死”的事情，是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的具体方案。李玲提出中国应由政府拨款，建立以“广覆盖、低成本”为原则的全民健康保障体系，同时引进国外品牌医院以加大医疗服务的竞争压力；成立统筹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实行垂直一体化管理以有效配置资源。按照她的估算，建立全民健康保障体系后，政府财政支出每年约为2690亿人民币，占我国财政支出的9％，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接近或者低于同类国家水平。

李玲是国内最早提出政府主导公共卫生医疗的专家之一。她的观点不仅来自于对国情的了解和认识，也来自于在美国期间对西方医疗体系的观察和分析。

李玲在美国生活了17年。“我研究卫生经济学时，正赶上美国卫生医疗改革争论最激烈的时期”。李玲回忆说，1992年美国大选，克林顿和老布什竞争总统宝座。在竞选宣言中，克林顿抛出建立全民保健的议题，从而获得大量选民的拥护。当年刚刚赢得海湾战争的老布什，人气甚高。而没有多少政治资本的克林顿最终能够获胜，一部分原因就是打出了全民保健这张牌。

“克林顿上台后，国会没有通过他的全民保健方案，这在美国引起了全民大辩论，其激烈程度比中国现在还热闹。而我正好经历了整个过程，这让我对医疗市场化的利弊看得很清楚。”在美国的见闻，为李玲后来进言中国医改提供了经验和借鉴。

李玲认为美国医疗费用居高不下的原因，就是医疗卫生的市场化。在这个领域，自由竞争和价格波动成了反比，市场规律失灵了。“这是因为医疗行业太特殊了，是一个强势垄断领域。医生在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的同时，还提供建议。他让你吃药你敢不吃？让你做手术你敢不做？患者实际上没有选择权。”

说到这儿，李玲收敛了笑容：“我为什么这样坚持政府主导，因为现在中国很穷，我们必须给人民基本健康的保障。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除了政府没有谁可以承担。市场也没有办法把这件事做好，这一点美国就是证明。现在美国也在由政府调控公共卫生资源的配置。其实在全球范围内，也都是由政府主导医疗资源”。

“中国医改应有全球眼光”

2005年成为国家卫生部顾问之后，李玲的言论开始备受关注，如今媒体将她称为“风口浪尖的人物”。

今年9月，国家成立了一个由11个部委组成的医疗体制改革协调小组，国家发改委人士称该小组比较青睐由政府承担全民基本医疗保障。一些媒体评论，这说明以李玲为代表的由政府主导医疗卫生的建议，正受到高层的关注和认可。

李玲的医改方案，并没有把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作为最终目的。“我们的医改不仅仅是解决老百姓看病问题，还应该有全球眼光，把医改上升到民族复兴的高度。”李玲这样的想法，是基于对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作用中的认识。“对于人力资本而言，健康非常重要，只有健康的人才有高的生产率，才能促国民经济的发展。”

李玲认为在卫生经济方面，中国政府有很大的空间可作为：“中国具有大国优势，医疗服务易形成规模效应，我们可以争取在这个方面走在世界前列，为其它发展中国家创造一个模式。除此以外，西方现代医学面临着困境，它们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部治疗方式正陷入僵局，因为生命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而这恰好是中医药的优势。所以我们的目标不仅是中国人，应着眼于全球市场。”

李玲高兴地告诉记者，她留意了国家“十一五”规划对医疗卫生的阐述，“和以前相比，这个规划对医疗卫生阐述最详尽，共有900多个字，涉及医疗、药品、中医药等方方面面。这说明，现在国家对医疗的重视是前所未有的。”兴奋的同时，李玲更希望自己的研究和积累，能够为具体方案的出台实施出一份力。

“有太多激动人心的事可以做”

采访过李玲的记者，对她的印象惊人地一致：热情、灵活、思维敏捷。但现在还要加上一点——像着了魔一样工作。这位高高瘦瘦的女子，现在是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副主任，除了负责整个中心的日常事务，还要带学生，做课题，出席各种会议和论坛。

李玲回国之后，一直带女儿住在北大一个60平米的教工宿舍，“不是没有房子，而是图离办公室近，一个箭步就到了”。李玲属于那种把发条上满之后再多拧一圈的人，一说到工作就开心得要命：“我觉得中国的变化太大了，有太多激动人心的事可以做，我自己也太贪心，所以工作总是很忙碌，停不下来。”

要是不回国，李玲的小日子过得相当惬意。她在美国马里兰州立大学当终身教职，薪水丰厚，工作悠闲，社会地位也不错，“可以整天躺在阳台上看小说”。但李玲却觉得那样生活有些平淡：“在那里我觉得自己可学的东西已经不多了，往下几十年会是什么样似乎都能看到头。这样的生活并不是我想要的。”

“那你想要什么呢？”听见记者这么问，李玲向前凑了凑，压低了声音，一脸严肃：“为国家做贡献啊，这真的不是说大话”。

话音未落，李玲先笑了起来：“现在说为国为民会让人觉得很假，不过我们这代人从小受的是理想主义教育，基本上做事情会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李玲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疯”事，都是由这个念头所驱使。

在李玲还是青少年的时候，从没想过自己的言论会成为政府部门的决策参考。那时她的梦想是当作家，一篇著名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让她对科技强国无限向往。“文革”后第一次高考招生，她进入武汉大学物理系深造。但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她忽然发现中国缺乏科学的管理方法，于是给当时的武大校长写了一封10多页的长信，要求转去经济系学习。想不到校长竟大笔一挥，什么考试也没有就让她转入经济系。“我估计当时全校上下，也就我这么一个。”现在谈到这件事，李玲仍然对老校长满怀感激。

1987年，李玲有机会到美国匹兹堡大学读经济，接下来就顺风顺水地一路拿学位，博士毕业后当了大学老师。当生活都稳稳当当的时候，她忽然决定回国任教，一帮同事拦着她狠劝：“你疯了吧！”

“我一定要回国，在美国17年我都没有入籍，就是为了有一天能回来。那些人不明白，我放弃的是物质上的一点享受，我获得的是巨大的人生舞台，这可是中国啊！”2003年，李玲变卖家产，如愿回国。

在采访中，经常听到“建设四化”、“当家作主”等字眼从李玲口里说出，情真意切，神采飞扬。采访结束后，她忽然对记者说：“我们聊得挺开心就行了，你们能不能别写了。”她的学生解释说：“李老师只是想做点事，尽一点责任，不愿意被太多人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