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东北亚文化交流志》主要记述中国与其近邻日本和朝鲜的文化交流，从中国上古文献中关于古代日本、朝鲜的发现的记载说起，继而介绍中国古代思想哲学的东传，中国儒学、佛学在日本和朝鲜的传播，中日、中朝文学相互会合而产生的成果以及中国文献典籍东传日本的不同渠道和不同方式。本志也介绍了日本和朝鲜各历史时期的文化代表人物。
严绍璗，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先后担任北大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日本佛教大学文学部、日本文部省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客座教授等。著有《日本的中国学家》《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中国文学在日本》、《日本中国学史稿》等14种专著。发表论文、译文170余篇。
刘渤，曾任北京大学学生工作部部长、亚非研究所副所长、韩国学研究中心秘书长。译著有《韩国近代史》。发表论文多篇。
第一章古代日本的发现
——中国上古文献中关于日本的记载
第一节《尔雅》中的“日下”与“日本”的定名
公元前五世纪至前三世纪，中国上古时代最早的字书《尔雅》第一次记叙了我国先民对中国四周的地理观念。它称北方为“觚竹”，南方为“北户”，西方为“西王母”，东方为“日下”。其中关于“日下”，《尔雅》说：日下者，谓日所出之所，其下之国也。在古代汉语中，“下”主要有两个意义。一是表示“从高处到低处”，与日本语中的“さがる”(Sagaru)和“おろす”(Orosu)等同义，属于动词形态。一是表示“所处的位置在下方”，与日本语中的“もと”(Moto)和“した”(Shita)等同义，属于名词形态。《尔雅》中“日下”的“下”，应当属于前一种意义的方位词。所以，所谓“日下”，便是“在太阳之本”，而不是“太阳落下”的意思。
如是，《尔雅》的这一表述便可以得到顺理成章的诠释。它的本意是说，中国之东，那里是太阳的故乡。这一记载，在当时未必确指日本列岛，它更多的是表现了中国古代先民关于太阳的奇特幻想和对于东海的神奇传说，从而构成了上古时代独特而神秘的东方观念。
尽管如此，由《尔雅》所表述的中国上古先民的这一东方观念，与以后“日本”的定名，却有着密切的关联。
日本在飞鸟时代之前，关于自身的国土和人种，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确定的名称。日本最早的书面文献《古事记》是依据上古流传下来的若干“帝纪”和“旧辞”编纂而成，其中称自己的国土为“大八岛国”“大八洲”“苇原中国”“丰苇原水穗国”等。八世纪末编成的《万叶集》及以后的《古今和歌集》，自称国名为“やまと”(Yamato)，用汉字表为“倭”或“倭国”。这显然是把中国古文献自《山海经》以来关于“倭”的记载，与《三国志·魏书·倭人传》中关于“邪马台”记述综合而成的定名。然而，在七八世纪时代日本律令制国家体制逐步确立，形成古代国家的时候，朝廷开始官定国名为“日本”。公元720年依据中国传统的编年体裁又采用古汉文撰写成的日本古代第一部史书，首次命名为《日本书纪》。
“日本”的含义便是“太阳的故乡”。在这里，“本”就是“もと”的意思，即在太阳之下。那么，当时的日本人究竟依据什么观察，感受到自己生活的土地竟然是“太阳的故乡”呢?地球运动的实际状况使人类对于太阳的升降具有共同的感受——即太阳从东方升起，在西方降落。这一点，对古代日本人来说具有同样的意义。因此，“日本”这一名称的意义，在最初的时候，它并不是日本列岛本土居住民的意识，而是观察到太阳从东方升起的日本列岛西侧的居住民的意识。
实际上，“日本”这一名称，与中国《尔雅》中把东方称为“日下”具有极为深刻的内在关联。六七世纪时代的日本贵族阶级正是接受了《尔雅》中所表达的上古时代中国先民的最原始的东方地理观念，进而把它作为自己生活的土地、国家和人种的称谓。
古代日本确定“日本”这一国名与“天皇”这一称号，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从中显示出《尔雅》的东方观念对当时日本最高层知识分子心态的影响。古代日本的最高君主在确定“天皇”的称号之前，曾称为“王”“大王”“天子”等。公元607年，日本第二次“遣隋使”大臣小野妹子携带“推古天皇”(这是后世的称呼)致中国隋代皇帝的《国书》。此《国书》的开首这样写道：“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此《国书》引文见《隋书》卷八一《东夷传》，并见《册府元龟》卷九九七《外臣部·悖慢》。。此话的前半部分“日出处天子”是日本国王的自称，文句中的“日出处”，明显地来自《尔雅》中“日下者，谓日所出之所”，使用的是中国先民的东方地理概念。此句的后半部分用“日没处天子”来指称中国的皇帝，这里表述的是日本人的西方地理观念，认为中国便是太阳西落的地方。这是当时日本的贵族知识分子仿照《尔雅》中“日所出之所”而拟就的西土地理观。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确认“日本”这一定名是从“日下”引申出来的，这并不过分。这是《尔雅》表述的中国古代先民原始东方观念的最大价值。
第二节《尚书》中的“岛夷”与“原日本人”
中国上古时代记载日本列岛的知识的最早文献，应该推断为《尚书·禹贡》本章引《尚书》文，皆见清人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禹贡》为《尚书》中一篇独立的地理学著作，相传它记叙的是大禹时代华夏族的地形、山川及田赋等的状况。司马迁确信《禹贡》的价值，《史记·夏本纪》几乎全文抄引《禹贡》的文字。
如果从《禹贡》记叙的地理观念来考察——北起冀州，南至衡阳，西自佣州，东抵大海，这显然是战国时代政治活动的主要区域。由此大致可以判断《禹贡》是公元前五世纪至前三世纪时代的作品，无疑是世界上最早的地理学著作。
在《禹贡》中，有两处记载透露出中国古代先民关于日本列岛的最初的知识和观念：
其一曰：“冀州……岛夷皮服，挟右碣石，入于河。”
其二曰：“扬州……岛夷卉服，其篚织贝，其包桔柚锡贡。”
这是中国上古时代与海东原始居住民的最早记载。
从殷周开始，华夏族关于域外四方居住民的基本概念，习惯上采用“北狄”“西戎”“南蛮”“东夷”的称谓。最早时期的“东夷”，指的是今天江淮流域一带的原居住民。自春秋后期之后，江淮流域逐渐得到开发，楚、吴、越等诸侯国曾强大于一时。从此时代起，中国古文献中关于“夷”的观念，与殷周时代的“东夷”，其内涵便有了很大的不同。随着江淮流域的繁荣与海外交通的拓展，上古时代中国人的地理知识面也逐步扩大，这时候所谓的“夷”与“东夷”主要是指海外居住民了。
从《禹贡》所指示的方位来看，它所记载的“岛夷”，指的是中国战国时代活动于我国河北之东大海之中，与江浙之东大海之中的域外人种。他们分别从冀州(今河北)与扬州(今江苏)一带，分南北两路，登陆上岸，进入我国境内。此种“夷民”，考之战国时代的地理观念，再参证相关的古文献资料，可以判断，他们是日本列岛上的原居住民。人类学上称之为“原日本人”(Proto Japanese)。
那么，究竟依凭什么作此判断呢?《论语》中有一段很有趣的事实，生动地表明了那个时代中中国先民关于“夷”的观念的演变。
《论语·公冶长》记孔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本章引《论语》文，皆见清人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孔子打算如果自己的政治理想不能实现，他就准备乘筏渡海，离国他去。此种因政治的失意而欲作“寓公”的想法，是上古以来中国华夏知识分子的传统，并不奇特。令人震惊的是，孔子竟然欲渡海东走。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公开言明打算移居海外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和学者。那么，孔子到底准备去什么地方呢?《汉书·地理志》说得很明白，其文曰：孔子悼道之不行，设桴于海，欲居九夷。夫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本章引《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文，皆见中华书局版“二十四史”(校刊本)。这两段史料中，有两点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春秋时代，海外传闻的增多及与海外交往的拓展，促使孔子产生了欲去海外作政治“寓公”的念头。第二，孔子欲居的海外，就是“九夷”之地。而此时的“夷”，已不在中国本土，实在便是乐浪海中的“倭人”。据此则知，此时代的所谓“夷”，即是“倭”，也即是“原日本人”。
从现在的研究中已经获知，古代日本列岛与中国大陆的交往，首先是通过朝鲜半岛来实现的。从日本列岛的九州，越过对马海峡，沿朝鲜半岛西南海岸，西北向航行，便可到达中国大陆。《禹贡》中所记在冀州见到的“岛夷”，即是沿此航线进入我国河北渤海湾的“原日本人”。他们身穿兽皮衣服，沿碣石山下行，到达黄河入海口。在这里需要指明的是，《尚书》中的“右”，是与《易经》中所表示的相一致的方位概念，即指“西”位。同时，上古时代中日之间的联系，也有利用季风，直接越过东海而到达中国大陆的江浙沿岸，然后登陆上岸。《禹贡》中所记在扬州见到的“岛夷”，他们身穿草麻编织的衣服，挑筐中装着贝类的海货，又以桔子、柚子等南方水果进献，这便是利用季风和大洋回流，直接渡过东中国海，到达江浙大陆的日本列岛九州、鹿儿岛等的原居住民。
东汉学者王充在《论衡》中的记载，加强了《禹贡》的确证性。《论衡·恢国》篇曰：“成王之时，倭人贡畅。”《论衡·儒增》篇曰：“周时天下太平，越裳献白雉，倭人贡鬯草。”本章引《论衡》文，皆见《诸子集成》(七)，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这都是记载的日本列岛南部的原居住民携带香草登上中国大陆的状况。
《尚书·禹贡》中记录的这些“岛夷”，是全世界第一次在文献中记录到的“原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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