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序跋集_周汝昌著，周伦玲，周月苓编_9787101109740

　　《周汝昌序跋集》收录周汝昌先生所作序跋文字一百七十馀篇，写作时间跨越七十年，内容涵盖红学、诗词、古典小说、书法绘画等方面，集中展示了作者在学术专著与论文、随笔写作之外的研究与思考，记录了周先生的学术研究历程，亦具有学术史意义。

　　《三国演义》前言
　　《三国志演义》，一般都省称作《三国演义》，是罗贯中的不朽作品。

　　在封建时代，士大夫们最看不起像罗贯中这样的通俗文学家，骂他是“村学究”。因此有关他的生平纪载，十分难得。由一些极零星的资料，我们得推知以下几点：罗贯中，名本(另一说：名贯)，字贯中，别号湖海散人；太原人(另外二说：东原〔似指山东东平〕人，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生于元末，死于明初，大约跨公元一三三○到一四○○年的一段时期；主要是元顺帝脱欢帖木尔和明太祖朱元璋两个人的统治年代。他的小说著作除《三国演义》外，相传还有《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北宋三遂平妖传》等多种；在《水浒传》的撰作或编整工作上，他也是一个主要参与者。此外，他还擅长作词曲，风格“极为清新”，他作的杂剧现在所知有三种：《赵太祖龙虎风云会》、《三平章死哭蜚虎子》和《忠正孝子连环谏》。可见罗贯中的文学才能是多方面的。他的友人曾说他的性情“与人寡合”，后来则“不知所终”。可能是：晚年流落在偏鄙的地方，去作“湖海散人”、“传神稗史”，即专一致力于小说等文学创作事业了。他的落落寡合的脾气应该就是他不肯与一班统治阶级人物同流合污的表现。又在较晚的传说中，还提到他在元末参加过革命活动，和张士诚有过相当的关系。
　　“三国演义”在罗贯中以前，有长期形成的过程；在罗贯中以后，也还有加工的经过。在他之前，大约从唐末起——至少是到北宋时期，三国故事在民间已经十分盛行，当时的劳动人民在偶有一点闲暇的时候，就喜欢去听说话人(当时说书叫作“说话”，“话”就是故事的意思)说“三国”。又由于宋朝城市商品经济发达，市民阶级的文化生活要求很大，所以大都市里的说话门类很多，分工很细，就有叫作“讲史”的，专门演说历史故事；而“讲史”一门中又特别分出“说三分(三国)”的一个专科来；这就说明人民群众是如何喜爱这些三国故事了。到元朝的时候，已经有了半图半文的《全相三国志平话》的刊本，这是由口头讲说逐渐结晶为文字写本的痕迹。同时，元代剧曲特别盛兴，从保留下来的不一定完备的元人剧目来看，三国故事也是和水浒故事同为元代历史剧作家们所最常取材的对象。这中间，民间传述、说话的艺人、写剧演剧的文学家艺术家，都不断在创造、丰富这些故事。罗贯中的《三国》小说，就是在这样雄厚的基础上，同时又参考了历史家和文人的纪载，天才地写作而成的。明弘治甲寅年(一四九四)序刊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大概是比较接近罗贯中原本的一个本子。
　　在这以后，到明代许多《三国》刊本已经流行了将近三百年的时候，清初人毛纶(字声山，江苏长洲〔今吴县〕人)毛宗岗(字序始)父子开始了修订《三国》的工作。这一工作大约完成于康熙十八年(一六七九)或稍前。毛氏父子在细节上进行了一些增、删、改动、修饰的加工工作，如鲁迅先生所指出：
　　凡所改定，就其序例可见，约举大端，则一曰改，如旧本第百五十九回《废献帝曹丕篡汉》本言曹后助兄斥献帝，毛本则云助汉而斥丕。二曰增，如第百六十七回《先主夜走白帝城》本不涉孙夫人，毛本则云“夫人在吴闻猇亭兵败，讹传先主死于军中，遂驱兵至江边，望西遥哭，投江而死”。三曰削，如第二百五回《孔明火烧木栅寨》本有孔明烧司马懿于上方谷时，欲并烧魏延。第二百三十四回《诸葛瞻大战邓艾》有艾贻书劝降，瞻览毕狐疑，其子尚诘责之，乃决死战，而毛本皆无有。其馀小节，则一者整顿回目，二者修正文辞，三者削除论赞，四者增删琐事，五者改换诗文而已。
　　其中改、增两例，据毛宗岗自己说明，都有所本；削去的则是“不知其诬，毋乃冤古人(诸葛亮父子)太甚，今皆削去，使读者不为齐东所误”；旧本有词句不够妥帖和复沓的地方，许多征引的章奏和史官的论赞，成为累赘的，都或改或删，使全书更加紧凑和完整。所以这一次修订大体上是有益于原本的。从此，《三国志演义》的创作和加工，都已完备定形。毛本替代旧本流传到今天，又已经三百年左右。所以我们现在重印的本子，仍取毛本。
　　当然，《三国演义》的主要和真正作者还是罗贯中而不是毛宗岗，毛本虽然有些细碎的更动，实际上绝大部分还是保留了罗本的原文的。

　　全部《三国演义》，从东汉灵帝刘宏中平元年(一八四)一直叙到晋武帝司马炎太康元年(二八○)，写了差不多整整一个世纪的历史。从历史本身来看，这是一个由于土地剧烈兼并、地主剥削残酷，官家徭役繁兴，政治极端腐败，几十万农民起来反抗不幸失败之后，一群军阀割据争夺的混乱时代。两汉以来四百年间社会生产的积累、发展，社会生活的繁荣、文明，到此遭到长期的破坏、严重的摧残，人民蒙受的苦难至极深重，战乱残馀的百姓，饿得人吃人；士兵到无所劫掠时，也只以桑椹、蒲螺为食物。正如当时的诗人所写：“穷变巧于台榭兮，民露处而寝湿；清嘉谷于禽兽兮，下糠秕而无粒。弘宽裕于便辟兮，纠忠谏其骎急。”“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前者对比地写出统治剥削集团的淫奢昏暴和人民的水深火热；后者则画出一幅人民在“各路诸侯”大规模杀戮破坏、饥馑流亡之下的惨绝人寰的图画。正因如此，人民对这样的时代最难忘记，千百年间，父老子孙们在递相传述；而且，每当再一次遇到一个动乱苦难的时期，人民就很容易地联想起以往的历史而温习它，“说书唱戏，讲今比古”这一话头代表着过去人们历来的共通认识。这样，对历史的沉痛记忆也就加深一层。在内政败坏、外族压迫的宋、元时代，“讲史”特别以“说三分”和“讲五代史”(五代，指唐、宋之间的另一混乱时期，九零七——九五九，包括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内中唐、晋、汉都是外族人作皇帝)为两大主题，最为人民所注意，不是没有原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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