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发现西夏汉文非佛教文献整理与研究_孙继民著_9787509764749

本书主要是对考古发现的全部西夏汉文非佛教文献(包括俄藏、英藏、中国藏、日本藏)进行了全面整理和研究，共分为整理编与研究编两大部分。其中整理编是对文献进行的文书学整理，主要是释录和校勘文字，包括定名、题解、录文、标点、校记和参考文献等；研究编则是对整理编部分文献进行历史学研究，主要涉及西夏榷场制度、封爵制度、军事制度、官职制度等相关问题。

西夏自1038年正式建国，至1227年亡于蒙古，其间共历10帝，先后与宋、辽、金鼎立达190年。其间各王朝之间的关系复杂而微妙，在这一时期的中国历史中，西夏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因其地处西北一隅，加之始终被中原王朝视为“蕃臣”，所以其借助中原古籍保存下来的史料极不完整，且多为间接材料。而元代修史时，又仅修宋、辽、金三史，未修西夏专史，仅在《宋史》《辽史》《金史》中各列两卷《夏国传》、一卷《西夏外纪》和一卷《西夏传》作为对西夏历史的总结，致使有关西夏的传世汉文史料极度贫乏。与同时期的宋代浩如烟海的史料相比，西夏的传世史料少之又少，不啻九牛一毛。因此，考古发现的西夏文献价值之重要是不言而喻的。
一
一百多年以来，西夏文献不断出土，给西夏研究带来了重大转机。晚清以来有关西夏文献的发现和整理，特别是黑水城文献的发现，极大地改变了西夏文献奇缺的局面，西夏文献由资料奇缺一举而变为史料繁富。目前国内外先后出版的涉及考古发现西夏文献的书籍有《斯坦因在中亚细亚第三次探险所获中国古文书考释》（其中所含黑水城文献）、《俄藏敦煌文献》（其中混入的部分黑水城文献）、《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甘肃新疆出土汉文文书——未经马斯伯乐刊布的部分》（其中所含黑水城文献）、《俄藏黑水城文献》、《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非佛经部分）》（其中所含黑水城文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献》、《英藏黑水城文献》、《中国藏西夏文献》、《日本藏西夏文文献》及《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等。这些西夏文献的考古发现及公布对西夏学的产生和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但是，也应该看到，近代以来新发现的西夏文献虽然数量非常庞大，然而其中的文种结构、内容结构却严重失衡。在文种结构上，西夏文文献远远超过汉文文献，这以黑水城所发现的西夏文献最具代表性。众所周知，考古发现的西夏文献以黑水城所出文献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因此，西夏文文献受到重视并成为黑水城文献研究的主要领域，以至有时将整个黑水城文献研究概称为“西夏学”。而《俄藏黑水城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计划出版30册，但汉文部分只有6册，其余全部是西夏文和其他文种，西夏文和其他文种文献占全部文献的比例是80%。英藏黑水城文献当中，据谢玉杰《英藏黑水城文献?序言》称：虽然斯坦因在其考古报告中说只有“西夏文写本1100件，西夏文印本300件”，但“实际上现有英国国家图书馆西夏文献的编号4000号以上”。又据郭锋《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甘肃新疆出土汉文文书——未经马斯伯乐刊布的部分》前言介绍“本书黑城子文书112件。黑城子文书已由马斯伯乐刊布者共134件。其余未刊布者，大多为小碎片，又以佛经居多，但尚有一部分社会文书、刻本残件，有一定的研究价值，这次调查时，共得112件。”但书中实际收录释读为108件，非112件。从马斯伯乐和郭锋所刊布的汉文文献看，多数为元代文书，少数为西夏文书，由此看来4000多号的英藏黑水城文献，西夏文文献至少应在3500号以上。在内容结构上，佛教内容的文献远远多于世俗文献。以黑水城文献的编号论，黑水城文献的全部编号是8090号，其中90%以上是西夏文，而据史金波先生统计，西夏文文献中约有1500件是社会文书，佛教内容无疑占绝对多数；西夏汉文文献中，俄藏黑水城西夏汉文文献总数323件中，佛教文献249件，世俗文献74件，佛教文献占全部西夏汉文文献的比例将近80%。从已出版的《英藏黑水城文献》来看，也是佛教内容占绝对多数。其他考古发现的西夏文献，其构成也与黑水城文献相同，也是以西夏文文献、佛教文献为主，汉文非佛教文献所占比例极小。例如据聂鸿音《西夏遗文录》及《中国藏西夏文献》统计，在总计20册的《中国藏西夏文献》中汉文非佛教文献仅有16件左右。而两册《日本藏西夏文文献》中汉文文献仅10余件残片，《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中汉文文献仅7件。
这种西夏文献文种结构、内容结构的偏重失衡，对于西夏文语言文字的研究和西夏佛教的宗教学研究而言当然是得天独厚，天赐良机，但是对于多数领域的学科和多数学者而言无形中形成了诸多障碍，不能不说有诸多限制。例如西夏文文献，对于多数学者来说无疑存在利用和阅读的天然障碍，诚如李伟国先生所说：“黑水城文献以西夏文为主，尽管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西夏文这种本已消亡的历史文字已经被基本解读，但毕竟能熟练掌握西夏文的学者至今为止还是不多。”又如佛教文献，尽管对于气象万千的社会经济和历史文化也能部分地、侧面地、间接地反映一些，但毕竟无法满足基本的研究需要。所以说，黑水城文献的发现虽然改变了西夏文献奇缺的局面，但文种结构、内容结构的偏重失衡仍然是制约西夏文献满足西夏历史文化研究的瓶颈因素。
“物以稀为贵”，由于上述显而易见的原因，西夏汉文文献特别是其中的世俗文献，对于研究西夏历史文化和社会经济的作用和价值也就不言而喻了。史金波先生说过：“黑水城出土的社会文书，无论是汉文，还是西夏文文书，都具有重要学术价值。而汉文文书不需经过翻译便可使用，文字上少有障碍，因此学界使用面更宽，其价值的开发，效益的发挥有更广阔的空间。”因此任何一件西夏汉文文献，即使是残篇断简也都具有重要价值（当然，这并不否定其价值也有高下优劣之分），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现存西夏汉文史料的不足。本书即主要以考古发现的西夏时期汉文非佛教文献为整理与研究对象。
二
在考古发现的西夏汉文世俗文献中，黑水城所出西夏汉文非佛教文献因其内容丰富、价值重大，因此格外受到专家们的重视，有些受到关注的文书甚至被有关专家反复研究。例如西夏《天庆年间裴松寿处典糜麦契》，前后有多位专家撰写专文，早在1980年陈国灿先生就发表了《西夏天庆间典当残契的复原》一文，将藏于英国、刊布于敦煌学资料中的黑水城所出西夏天庆年间典当残契进行了复原，并考证研究了西夏黑水城地区的典当情况。1985年陈炳应先生的《西夏文物研究》一书又在陈国灿先生的基础上，再一次整理文书录文，并从民族问题、经济问题、契约格式和时间三个方面对这些文书进行了研究。2001年赵彦龙先生《西夏时期的契约档案》一文也对这批文书进行了探讨。2008年陈静又发表了《黑水城所出〈天庆年间裴松寿处典麦契〉考释》一文，对这批文书进行了补充研究。再如《西夏天盛十五年贷钱契》，史金波先生《西夏社会》一书曾对这件文书进行过研究，杜建录先生《黑城出土的几件汉文西夏文书考释》又对这件文书进行了研究，笔者也曾发表过《〈西夏天盛十五年（1163）王受贷钱契等〉考释》一文。又如“南边榷场使”一组文书，2006年日本学者佐藤贵保首先发表研究专文《ロシア蔵カラホト出土西夏文〈大方広仏華厳経〉経帙文書の研究——西夏榷場使関連漢文文書群を中心に》，对文书进行了校录，并对文书书式进行了还原。2009年杨富学、陈爱峰发表了《黑水城出土夏金榷场贸易文书研究》一文，对文书性质、南边榷场位置、作为西夏价值尺度的绢与干姜、河西商户、夏金榷场贸易与物色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同年，笔者所带研究生许会玲则专门以《黑水城所出17件西夏榷场文书考释》为题撰写了硕士学位论文，将英藏黑水城中的两件榷场使文书与俄藏黑水城中的15件文书进行了综合研究。2010年，杜建录先生发表《黑城出土西夏榷场文书考释》一文，对文书形成年代及所涉及地名、货物等问题进行了补充研究，后该文又收入史金波、杜建录《西夏社会文书研究》一书。笔者对这批文书也较为关注，先后撰写了《西夏汉文“南边榷场使文书”再研究——以西夏榷场贸易制度为中心》《西夏榷场使文书所见西夏尺度关系研究》《南边榷场使文书所见西夏出口商品边检制度试探》等文对其进行了研究。还有西夏写本《杂字》，先后有史金波《西夏汉文本〈杂字〉初探》、孙星群《西夏汉文本〈杂字〉“音乐部”之剖析》、许文芳与韦宝畏《俄藏黑水城2822号文书〈杂集时要用字〉研究》、马德《敦煌新本ДX02822〈杂集时要用字〉刍议》、李应存《俄藏敦煌文献ДX2822“蒙学字书”中之医药知识》、石小英《西夏平民服饰浅谈——以X.02822〈杂集时要用字〉为中心》、文志勇《从俄藏汉文〈杂字〉看西夏社会发展》、濮仲远《ДX02822号文书再探》、王使臻《俄藏文献ДX2822“字书”的来源及相关问题》、崔红芬《汉文〈杂字〉所反映的西夏社会问题探析》等专门研究论文出现。
此外，关于黑水城所出西夏时期汉文非佛教文献的研究论著还有连劭名《西夏汉文写本〈卜筮要诀〉研究》，彭向前《西夏汉文写本〈卜筮要诀〉再探》，余欣《俄藏黑水城方术文献研究——以TK190〈推日吉凶法〉为中心》，杜建录《西夏乾祐二年材料文书考释》，张多勇、李并成、戴晓刚《西夏乾祐二年（1171）黑水城般驮、脚户运输文契——汉文文书与西夏交通运输》，史金波《黑水城出土活字版汉文历书考》《西夏的历法和历书》，邓文宽《黑城出土〈宋嘉定四年辛未岁（1211）具注历日〉三断片考》《黑城出土〈西夏皇建元年庚午岁（1210）具注历日〉残片考》，彭向前《黑水城出土汉文写本〈六十四卦图歌〉初探》，聂鸿音、孙伯君《黑水城出土音韵学文献研究》，孙伯君《黑水城出土等韵抄本〈解释歌义〉研究》，史金波《西夏时期的黑水城社会》，杜建录《黑城出土的几件汉文西夏文书考释》《英藏黑水城马匹草料文书考释》，杜立晖《俄藏黑水城所出西夏光定十三年杀人状初探》，孙继民《西夏汉文乾祐十四年安排官文书考释及意义》，惠宏《俄藏黑水城汉文医药文献概要》，张如青《俄藏黑水城中医药文献初探》，马继兴《俄国现藏的中国出土古医药文献》，赵彦龙《西夏契约成立的要素》《西夏契约再研究》，府宪展《敦煌文献辨疑录》，金滢坤《〈俄藏敦煌文献〉中的黑城文书考证及相关问题的讨论》，乜小红《俄藏敦煌契约文书研究》，荣新江《〈俄藏敦煌文献〉中的黑水城文献》等。
黑水城之外出土的西夏汉文非佛教文献数量较少，故而研究论著也相对较少，主要有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拜寺沟西夏方塔》，聂鸿音《拜寺沟方塔所出佚名诗集考》，孙昌盛《方塔出土西夏汉文诗集研究三题》，孙颖新《贺兰山拜寺沟方塔所出佚名诗集用韵考》，周峰《试论金朝对西部边疆的经略——以西夏和西辽为中心》，王尧《西夏黑水桥碑考补》，〔日〕佐藤贵保、〔日〕赤木崇敏、〔日〕坂尻彰宏、吴正科《汉藏合璧西夏“黑水桥碑”再考》，刘玉权《再论西夏据瓜沙的时间及其相关问题》，宁笃学、钟长发《甘肃武威西郊林场西夏墓清理简报》，陈炳应《甘肃武威西郊林场西夏墓题记、葬俗略说》，于光建、徐玉萍《武威西夏墓出土冥契研究》，孙继民《宁夏宏佛塔所出幡带汉文题记考释》，陈国灿《乌海市所出西夏某参知政事碑考释》等。
三
西夏汉文非佛教文献的价值是多方面的，大略而言可归纳为以下三个主要方面。
第一，对研究西夏经济制度、经济活动方式、经济生活内容等问题提供了新材料。在西夏汉文世俗文献中，经济类文献数量最多，价值尤其突出，对于研究西夏相关经济问题提供了一批新史料。据统计，俄藏黑水城西夏汉文文献总数323件中，佛教文献249件，世俗文献74件，世俗文献占全部西夏汉文文献的22.91%；在全部74件世俗文献中，经济类文献34件，政务类、军事类等非经济类文献40件，经济类文献占全部西夏汉文文献的比例是10%强，占全部世俗文献比例是46%强。英藏黑水城文献当中，可以确定为西夏汉文非佛教文献的共计19件，其中经济类文献多达12件。这些文献为我们研究西夏经济相关问题提供了重要契机。例如其中的《天庆年间裴松寿处典糜麦契》《西夏天盛十五年贷钱契》等文书，反映了民间借贷的内容、方式、书式、种类、计息等内容，几种《账目》《油酒浆等账目》《杂物帐》《乾祐二年材植帐》《胶泥土帐》《裴没哩埋等物帐》等文书所体现的记账和记录方式，都是反映西夏时期官方和民间经济活动方式、经济生活内容的重要材料，非常珍贵。又如有关西夏“南边榷场使”的17件文书就直接反映了西夏边境贸易、进出口贸易制度、榷场管理制度和文书制度等。除此之外，文书当中体现的以宋代川绢和金代河北绢两种实物货币同时并用而以川绢为主的双货币结算制度对于我们认识西夏的货币制度、结算方式以及西夏与金代、宋代的贸易关系、经济往来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尤其耐人寻味的是，西夏在自己的榷场交易中舍货币而不用，却采用南宋的川绢和金朝的河北绢，这无疑为我们研究三者之间复杂的经济贸易关系提出了新课题。
第二，为研究西夏政治、军事等领域诸问题提供了新材料。由于西夏正史的缺失，导致我们对于西夏政治、军事制度的许多细节问题无从了解。而考古发现的许多西夏汉文文献对于相关的政治、军事等内容虽然不能起到直接材料的作用，但旁证的意义未可小觑。例如俄藏黑水城文献中的《西夏天盛十五年贷钱契》中有“立文字人”某某于“齐赵国□（王）处取到课钱壹”等内容，笔者曾对其中的“齐赵国□（王）”发生兴趣，经过研究之后认为这里的“齐赵国□（王）”与《俄藏黑水城文献》第3册所收TK124号《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末西夏天盛十九年施经发愿文尾题最后一句话“天盛十九年五月日太师、上公、总领军国重事、秦晋国王谨愿”中的“秦晋国王”类似，都属于双国爵封的封号，并由此推测：“在‘多与宋同’的西夏官制结构中，也有一部分与宋不同的官制成分，这些与宋不同的官制成分就至少包括了封爵制度；西夏官制在主要摹仿宋制的同时也兼采部分辽、金特别是辽代制度。”又如，同为俄藏黑水城中的《光定十三年千户刘寨杀了人口状》，其中“千户”的出现对于我们研究西夏的军事制度有着重要意义。杜立晖经过研究指出“千户”本是女真“猛安谋克”制下的一种军职，而西夏与金朝曾长期共存，且两个王朝都是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在官制上又都曾仿效宋朝官制建立起自己的官制系统，同时西夏的军事制度中又存在如同金“猛安谋克”制中与“正军与阿里喜”相类的“正军与负赡”的设置，因此可以做一推测，在西夏的军事体系中亦可能存在如同金代的“猛安谋克”制的体制，而西夏的“千户”一职应当属于这一体系。在这里，《西夏天盛十五年贷钱契》中的“齐赵国□（王）”及《光定十三年千户刘寨杀了人口状》中的“千户刘寨”等语虽然不能作为研究西夏爵封制度及军事体系的直接资料，但作为旁证却无可置疑。
第三，对研究西夏社会、文化等问题提供了新材料。以俄藏黑水城中的汉文《杂字》为例，其内容丰富，涉及面非常之广，是研究当时西夏社会生活的宝贵材料，多位学者用其对西夏社会生活各方面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例如崔红芬《汉文〈杂字〉所反映的西夏社会问题探析》一文就对文书所反映的西夏流行色彩及佛教信仰、民族交往及商业活动、医药水平等问题做了探讨和论述。文志勇《从俄藏汉文〈杂字〉看西夏社会发展》一文用其对西夏纺织业、牧业、水利业、酒业的发展水平进行了研究，从而使人们对西夏当时社会发展状况有了大致了解。石小英《西夏平民服饰浅谈——以X.02822〈杂集时要用字〉为中心》则通过对文书中《衣物部三》的分析，指出从西夏服饰我们可以看到党项民族从游牧到定居，从狩猎、采集到稳定地发展农业、手工业的历史演变。而西夏平民服饰的变化,体现了各民族融合及中原经济文化对西夏文化的巨大影响,这如实记载了西夏社会经济政治发展情况,体现了等级分明的西夏阶级社会中平民深受统治阶级的压榨和剥削,同时也反映了社会底层平民生活的朴素、清苦与平淡。孙星群《西夏汉文本〈杂字〉“音乐部”之剖析》一文则利用其中的《音乐部》，对西夏的礼乐情况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涉及了西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我们了解西夏时期平民生活状况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又如西夏汉文写本《卜筮要诀》《六十四卦图哥》《推日吉凶法》等占卜方术类文书的发现，则为我们研究中古时期易学与西夏地区民间通俗文化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当然，以上有关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资料价值的阐述未免挂一漏万。但总体来看，西夏汉文非佛教文献非常珍贵，是西夏文献中比较便于解读和利用，且具有重要价值的史料。可以相信，随着西夏文献研究的深入，其价值必将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识，得到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和使用。
四
本书是2011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西夏文献文物研究”的子课题之一，分为整理编和研究编两大部分。
整理编是对《俄藏黑水城文献》《俄藏敦煌文献》《英藏黑水城文献》《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非佛经部分）》《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甘肃新疆出土汉文文书——未经马斯伯乐刊布的部分》《中国藏西夏文献》《日本藏西夏文文献》《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等书所收录考古发现西夏汉文非佛教文献进行的文书学整理，主要是释录和校勘文字，包括定名、题解、录文、标点、校记和参考文献等。其中有三点需要特别加以说明：一、《俄藏黑水城文献》中所含的西夏汉文非佛教文献在笔者《俄藏黑水城汉文非佛教文献整理与研究》一书中曾有收录，故此次不再重新收录，原书中释录有误之处，本书作《〈俄藏黑水城汉文非佛教文献整理与研究〉所收西夏文献补释》一文予以订正。二、本书“整理编”对于以上各书所收录的未判明年代之文献，根据目前学界已有研究成果及文献内容可判定为非西夏文献者，不予收录，其余则收录于疑似文书类，但定名中不标明年代。三、本书名为“考古发现西夏汉文非佛教文献整理与研究”，但鉴于某些佛经印施题记、发愿文及敦煌文献中的佛教题记当中也包含有大量的世俗生活信息，故而本书对于《俄藏黑水城文献》及《中国藏西夏文献》中的佛经印施题记、发愿文、洞窟题记等内容一并收入，特此说明。
本书在整理过程中借鉴敦煌吐鲁番文书整理规范，对文书进行了新的定名、题解、释录及校勘。各书中除《俄藏敦煌文献》第17册部分文书之外，原编者已对文书进行了定名，但是按照敦煌吐鲁番文书整理规范，文书定名应包括文书撰拟时代、文书撰拟主体、文书种类和事由等内容，而各书原编者的文书定名或只包括文书撰拟主体，或只反映文书事由，定名要素不全，内容稍嫌简略。另外，因原编者对文书的性质判断存在错误，故部分定名有误。因此本书借鉴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整理规范，吸收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对所收录文书进行了重新定名。本书的题解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一是各书当中介绍的文书编号、定名、尺寸、纸张材质、写刻形式、所收录书籍页码等，以尽量保存文献的原始信息；二是尽量吸收目前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适当列出相关学者主要观点，并加上笔者的判断；三是列出参考文献，将笔者所知已有研究成果详细列出（以上三者，笔者判断和参考文献无则缺）。本书的释录则主要是依据各书所公布的文书图版，并参考学界已有录文，进行全文迻录和标点。对于与原书已有录文或学者已有研究成果所释录文字不同之处，则以脚注的形式在每页下方予以说明，即为校勘内容。有关整理的原则和要求，我们在整理编的“凡例”还要做进一步的交代。
研究编主要是汇集了课题组成员近年来研究西夏汉文非佛教文献的论文，共计16篇。其中《闽宁村西夏墓墓主蠡测》《天祝县出土西夏文“首领印”质疑》《元代西夏遗民踪迹的新发现——元〈重修鹿泉神应庙碑〉考释》《元代唐兀人李爱鲁墓志考释》《黑水城出土西夏文〈仁王经〉残片考释》等文章研究对象虽非本书整理范畴之内，但因其也涉及西夏历史研究，故而将其收入附录当中。这些论文由于形成时间不同，有些行文用语并不一致，有些内容也不免重复，在收入本书的时候，我们除做了一些必要的内容增删修饰和文字统一处理之外，还尽量保持原文的面貌，以反映笔者对文书认识和研究的历程，这一点希望读者鉴谅。
目前，我国学术界的西夏文献研究已经进入一个比较成熟的时期，堪称继敦煌学之后又一最具国际性的人文学科。尤其是近20年来西夏文献的集中公布，中外学术界竞相以西夏文献作为研究对象，极大地推动了西夏史相关领域问题的深入研究。可以预期，对考古发现的西夏汉文非佛教文献进行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可以为学术界研究西夏历史文化提供翔实可靠的文献文本，有助于从广度上开拓出土文献研究的领域，从深度上推进西夏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和文化的认识，有利于推动整个西夏的历史研究和出土文献研究学术事业的发展。总之，考古发现西夏汉文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具有广阔的学术前景，必将成为我国出土古文献研究和西夏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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