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战争史(第14册):明》讲述朱元璋开国至李自成败死一段时期的战事。起于明代全般大势之概要,迄于明灭流寇之乱诸战役。
《中国历代战争史》是蒋介石亲自下令台湾三军大学编撰的一部以战争为中心的中国通史。1955年,台湾三军大学奉蒋介石手令,成立“中国历代战争史编纂委员会”,开始着手编纂工作。16年间,一批实战经验和学养兼具的将校军官捉刀执笔,多位各学科造诣一流的教授亲预审校,《中国历代战争史》于1972年面市。后来,台湾各研究机构和多所大学,还包括美国华盛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胡佛研究所等,纷纷致函索求。为满足广泛的社会需要,该书于1975年开始修订,析为18分册,于1979再版。整个修订工作,由钱穆、王云五、陶希圣、蒋复璁、黄季陆、方豪、屈万里、宋晞等学术名家担任指导委员,成就了这部中国战争史的扛鼎之作。
《中国历代战争史》全书结构依历史朝代顺序,分为上古至西周、春秋、战国、秦、楚汉战争、西汉、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夏、元、明、清、太平天国十八个时代,上起黄帝败蚩尤之涿鹿之战,下终八国联军入北京,前后共四千六百多年,分立十八卷。
对每一朝代,先是综合论述,包括地理位置、政治情况、社会状况、国防措施、外交与谋略决策、战略与战术的运用、主要人物的影响等。然后,对每一朝代的重要战役或会战,各以专章论述。先论述战役或会战前的一般形式,战争起因、战场地理形势等,然后详述双方战略指导、作战经过、战略与战术的运用、战后情况等,最后是综合评论。
《中国历代战争史》叙述史实与战事评说相结合,态度严谨,文字典雅,是一部优秀的中国古代战争史的总结之作、一部前所未有的中国军事史鸿篇巨制。至今在汉语文化圈中,还没有出现能出其右的战史著作。
自《中国历代战争史》问世以来,海内外评议纷然,大陆军方得悉后,即令军事译文出版社翻印成书,即大陆1983年版。印成后,只分发军中师级以上将领及军方研究机构。学人偶有得之,或传观,或口述,一时风糜。军事译文翻印之时,将前后附文及蒋介石题签,尽数去除,大陆读者至今未知此书前缘今世。本次引进出版,除将黎明版繁体竖排改为简体横排外,其余尽复旧观,读者将无复疑惑。
本书亮点:
一、专业视野,评论精彩
军方专家的全面届入,使战争检讨有了全新的视野对战争的检讨,讲述每场战争时,最后部分即“申论”,是书中最精彩的部分。比如牧野之战的申论:编纂者经周密论证,认为姜尚助周王训练使用新武器——战车,阵法上亦有中央突破与两翼策应配合。战车速度快极,虽是堂堂之阵,而致有突袭的效果,做战之时,周军以寡敌众,当然志在杀伤,终致敌方前军崩溃。这种解读,既避免了“至仁”与“至不仁”这种无法穷究的论争,也给“流血漂橹”以崭新的解释。这种精彩解读俯拾皆是。
二、重视地理,手绘地图:
军方专家的参预,使本书对军事地理有一空前的重视:一是讲论战前形势时,必将双方地理地形做相当论述;二是绘制了近800幅完密的战争地图。历史是活动的流体,皆依附于凝固的山川大地,前人讲究“左图右史”,即意在不割裂这一体两面。离开地理地形讨论统帅和战将的高下智愚,既失公允,亦失凭据。本书地图,全系手绘,脱胎于军事地图,精确详密,自不待言,亦使本书成为一部让历史真正落到地上的大著。
本书看点
一、对于普通读者而言:
这是一个史迹斑斓、意气纵横的史学天地;一部承载得动中国绵长历史、完美展现先人“故智”的煌煌巨作。
蒋介石手令编纂本书时,初衷是分发军中校官,以提高他们的军事素养。军中校官,学识当然有限,故本书除开学术上的求真求善外,在结构上力求层层展开,语言则务求明晰如话。因史事浩繁,非精炼典雅之文字,难控篇幅,事实上,这种文白相杂的典雅之作,极为精彩,文风略与《红楼梦》《儒林外史》等作品相当,绝无难读之虞。
本书号为“历代战争史”,但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历代有作为的君臣良将,皆在战场和政治上扬名立万,本书自始至终,皆以这两把手术刀解剖他们,而不以这六十年来大家所熟知的,以阶级论来划分政治正确或不正确,或以忠奸智愚来将他们分门别类。编纂者抛弃意识形态和标签,务求将他们的政治智慧、军事天才和决然勇气,展示于读者目前。这种极务实的态度,延续了中国历代史家的真正传统。拨开云雾,朗月分外清洁;抛开浮荡,先人的智慧和勇气才显出分外的光芒。
本书编篡者皆民族战争、国内战争的亲历者,亲见本民族濒于绝境,深知立国成事之艰难,对民族感情尤深,对战争的思考尤为痛切,形与笔底,则处处可见这种情怀。本书开卷即指明我先民之苦境,赞赏其战斗精神、手创之灿烂文化。全书之中,对先人均有极大尊敬,排列形势,让读者明了,他们智或有所不及,力或有所不逮,或深陷形势之绝境,失败者当中,不乏真英雄。读者藉此获得对先人的温情、对本民族的认同,获得人生的信心,懂得时时处处宽容他人。
中国历史绵长,史事浩繁,非有大作,无以展现。本书作者名家云集,正是撰写宏大历史的最佳人选。要求得“故智”,却又拒绝大历史著作者,终难以如愿。这种悖论,表现于人生的时时处处——没有人能轻易获得知识,或是成功。
二、对于军迷和军方人士:
这是一部独一无二的旷世巨作,一堂饕餮盛宴。
这套书,填补了《剑桥战争史》当中中国部分的空白,是一部沟通中国历代史作的大通史,因久历实战的将校的参预而精彩无伦。中国历代史家,绝少知兵者,对于战争,常怀有悲悯,不愿对战争做详密介绍,导致有关战争史迹,流散于各种典籍当中,而无专门史著。本书编纂者,将这些史迹,从典籍当中,细细搜选,一丝一缕,详加校订以期至当。21年艰苦卓绝,终沟通前史,成就这一绝无仅有之战争通史。是军迷和军界人士的不二之选。
三、对于政界:
本书堪称政治智慧的源泉。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军事,是一股力量,力量使用与否,在何处使用,却是政治家面临的问题。军事与政治,犹如双手和神经中枢。
全书当中,对政治的重视,一在国际,一在国内。这是本书当中极为赞赏的“蓄虎在山”之政略——以实力压制敌方,而不轻试锋锐,正是求得国际和平、谋取国家利益的无上方略。今日国际,谙于此者屡得大利,眛于此者,屡见催败。
国内政治始终是本书重视的一点。优秀统帅,始终能与豪杰同休戚,政令简而不繁,以公心推于万姓。文景因之大治,元代因之速朽,历代典籍皆屡见不鲜,只不如本书这样明确提出政治战略,而又解读得如此透彻。
书中政治人物,或参预国际纷争,或以上御下,或以下侍上,或平级相处,成功失败的例子不胜枚举。而本书当中对政治人物的品评,极重视政治理想。政界人士细细揣摩历代政治人物的临事机变和政治理想,即可获得相当的政治智慧,和前行的勇气,从而成就自己,为国家谋得福祉。
四、对于商界:
这是一座充满财富的绵延群山。
商场如战场,实非虚言。一公司和一国家,面临同样的问题:同行之间的竞争,人才的获取,人才的驾驭。
春秋战国、三国、南北朝、五代十国,为中国国际竞争较为透彻之时。春秋时齐桓公在管仲的指引下,透过纷繁芜杂的国际纷争,看到了华夏集团的命运,提出“尊王攘夷”的政治主张,从而联合诸夏,外抗夷狄,内息本集团内纷争,开启了春秋五霸的局面,本国所取得的利益,远超其他霸主。管仲堪比行业内极成功的先行者。他的成功之处,还在于他的国家道德:不临驾与诸夏之上,不取诸夏之财富。透视时势和追求道德,是集团取得财富的最捷径。
求得人才,礼遇和金钱不是唯一的利器。马援到公孙述那里,公孙述极尽礼遇,许以高官,马援断然离去;见到刘秀,刘秀便装接待,马援却决意追随。刘秀的长处,一在于自身的见事明彻,一在于屡申国家大义,极有担当。商界并非单纯的利场,以造福众人之心,以公道之心,贯彻于公司经营,或有意外的收获。
人才的使用,是经营管理的大事。三国时钟会是一代名将,司马昭明知他野心炽烈,仍然用他伐蜀。他认为钟会不但才气过人,且在伐蜀的议论当中,态度最为坚决,有必胜之心。至于平蜀之后,如有反心,则归意甚坚的本国士兵必不为所用,蜀国沮丧之师必不堪用,料无成功可能。管理者在使用人才,不必执着于德才兼备。另外除本身才能外,其信心、决心也应考量。
在商学兴起之前,世上本无商学,大家从事商学,无外对时事的观察分析,或是用前人“故智”。对时世的明彻可称“当下之智”, 是横向的广度;后者则是纵向的深度。大敌当前之时,前沿广大、纵深厚实者,腾挪的余地越大。同理,同时拥有“当下之智”和“故智”,当有更宽广的视野和更多的角度用以观察问题。本书叙论的战场和政治场,正是我们先人最为精彩的表演场,商业者行走其中,悉心留意,商业“故智”随处皆是。
五、对于专家学者
本书是极可靠的资料库,有专业的著史方法和史学观点。
本书材料的采取,取法于《资治通鉴》。编纂者搜罗540余种典籍,然后漫行其中,将有关战史者尽行采撷,经军事专家和史家的共同认证后,才用于撰写之资。故本书不但资料丰宏,且史料均经仔细认证。
本书当中,极重视时代形势和战前形势的叙论,战争的触发、决胜皆以此为依凭。每一论点的展开,皆以论据的铺开为前提。每一史学观点的得出,皆以强大论据为基础,并以战争原理相照映。论据、论点、史观层层相因,丝毫不爽,让读者感觉清晰如绘。
本书史观,未受纤毫意识形态和标签化的影响,尽显军事家的专业性和一流史家的底韵,专家学者可将这些史观与自身的观点对照、碰撞,对史识史才当有良好的助益。
◎蒋介石亲自下令编撰并题写书名,蒋纬国主持修订,军中将校担任撰稿,史家负责指导审校,历21年而成的一部战争史巨作。
◎军方专家,俱久历战火、将校之选,史家当中,钱穆、王云五、姚从吾、黎东方、陶希圣、蒋复璁、陈致平等名家悉数效力。囊括全台湾史家、军事一流专家。阵容之强,盛况空前。
◎18巨册,500万言,再现中国历史4600年当中500余会战全景。
◎历经4个版本,见证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风云。
◎一部以战争为中心的中国通史,一次对中国冷兵器时代的盛大回眸与全面检讨。
◎一部沟通历代典籍、前所未有的中国军事史鸿篇巨制。
◎一部中国两岸军方都大量分发军中将校、用以提高官兵军事素养的恢宏之作。
◎一部继承中国战略思想,可用以指导军界、政界、商界精英的奇书。
◎一部抹平普通读者、各界精英阅读习惯差异的作品。
◎一部每一页都是中国前人智慧总结的书。
◎台湾陆军上将蒋纬国,三军大学校长、陆军上将徐培根,亲笔作序。
◎中信出版社2013年重磅巨作。
◎将星荟萃,史家云集,强大的作者阵容:
编纂委员会:
编委会主任委员:徐培根 (陆军上将) 皮宗敢 (陆军中将) 罗列 (陆军上将)
刘安祺 (陆军上将) 余伯泉 (陆军上将)
编委会副主任委员:将纬国 (陆军上将)
编委会委员:许朗轩 (陆军中将) 朱嘉宾 (陆军中将)
总编纂:李震 (陆军上校)
审校委员:姚从吾 (历史教授) 蒋复璁 (历史教授) 徐道邻 (历史教授) 宋晞 (历史教授)
陈致平 (历史教授) 夏德仪 (历史教授) 刘光 (陆军中将) 张傧生 (历史教授)
方豪 (历史教授) 黄大受 (历史教授) 许朗轩 (陆军中将) 杨家骆 (历史教授)
李方晨 (历史教授) 赵铁寒 (历史教授) 黎东方 (历史教授) 萧一山 (历史教授)
修订委员会:
主任委员:蒋纬国(陆军上将)
指导委员:钱穆(历史教授) 王云五(历史教授) 陶希圣(历史教授) 蒋复璁(历史教授)
黄季陆(历史教授) 方豪(历史教授) 屈万里(历史教授)
序言一
《中国历代战争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 陆军二级上将 徐培根
人类在数十万年持续不断之生存斗争中,其出现于斗争舞台或消逝而退隐,乃历史上所常见不鲜之事。尼罗河畔之古代埃及人,美索波达米亚草原之古代巴比伦人,在世界早期历史中,均曾有卓然不凡之成就与贡献。但历时既久,其适应力不足以抗御时代之巨轮者,多已悄然褪色,或退出人类斗争之舞台,阒然无闻于世。独我中国之文明,兴起之早,盖与古埃及与巴比伦文明相颉顽,迄今已历五千余年。在此长期之生存斗争中,我国国势虽有时而盛,有时而衰,但至今犹能卓然自立于世界者,此其中当有其长存久持之道。吾人综读此五千余年之历史,细加研求,得二理也。其一为英国近代史学家汤因比氏(A.J.Toynbee)所发见之定则,即艰难奋斗,乃能创造新的文化和文明。汤因比之言曰:
“人类所受严酷之考验,其第一个阶段是由阴入于阳(即由静入于动),其所经过是动的行为,这是人类受到敌人大挑拨(Temptation)而做出的。人类付出其智慧与努力之代价,历尽艰难困厄,最后终于克服敌人获得胜利,遂居于进步前驱之列。”
研究古代文化之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在其所著《文明与气候》(Civilization and Climate)一书中亦有如下之记述:
“许久许久以前,一群无衣的、无居室的、无火的野蛮人,来自热带中温暖的故居,逐步向北方前进,由春季以迄夏末。他们没有想到他们所离开的是温暖之地,直至九月,才于夜间感到砭骨的风寒。一天一天的过去,情形又更坏了。他们不知道原因所在,到处乱窜以期避开。其跑到别处的通通死亡。他们有极少数的人,看到这样刺人的天气无法可避,乃运用人类最高之能力,以从事于有意的发明。有些掘地以蔽风雨,有些采取树枝树叶盖起茅屋,搭起暖床,又有些一取兽皮以裹身。不久,这些野蛮人便朝向文明大步迈进了。裸体的有了衣服;没有房子的有所遮盖;一无储备的则取肉类干制而收拾起来,在冬天并储有硬壳果了。他们调整自己以适应艰苦之环境,终于步步向前得到了生存。”
像这样人类与自然环境之斗争,在中国古代传说上亦有很多之记述,如有巢氏构木为巢,燧人氏钻木取火,禹平水土,益焚山泽,皆为我国先民与自然环境艰难奋斗之事迹。其间软弱无能者多已归于淘汰灭亡,惟有坚强奋斗者始能继续生存。此可证明汤因比氏研究历史所发见之原则,确为不易之定论。与汤因比氏研究历史所得相同之结论,我国孟子亦有同样之言论。孟子之言曰: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综合孟子与汤因比氏之所论,即所谓“多难兴邦”与“逸豫丧邦”之意。其实世界各民族,每个民族都是经历过许多艰难与困厄,但其胜败存亡迥然异数者,盖非艰难困厄之难易,而在经历艰难困厄时能坚忍不屈,动心忍性与增益所不能之为难能可贵也。中华民族在其长期奋斗之历史中,经历内忧外患艰难之多,无异于世界古文明各民族,而卒能克服艰难卓然自立者,赖有此动心忍性坚忍不屈之民族性也。
其二惟何?则为中华民族之政治思想,竟为天下一家之世界思想也。《尚书?尧典》中首提“协和万邦”。当时所谓万邦,盖即各氏族之众多部落,而使和平辑睦以相处也。从史实上看,中华民族每当兴盛时代,文治武功赫奕,四周邻邦之依附者,完全为仰慕上国文化而贡纳其方物。故邻国之依附,乃为文化之交流,而非武力之征服。而治国者从不以征服异族为荣,反以所治之人民匹夫匹妇不得其所为耻。在统治中,必使各族平安相处,和协辑睦,文化混同,血缘交流,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为中国政治思想之极则。各民族在此恢弘容让之气氛中,如春风和雨之陶冶,自然涵容同化而不自觉,久之遂混化为一个民族,而其利害祸福无有畛畦之分矣。吾人就此五千余年之历史中,当时有所谓夏、夷、黎、苗、猃狁、獯鬻、肃慎、东胡、戎狄、荆楚、百濮、群蛮,乃至鲜卑、匈奴、氐、羌、羯、突厥、契丹、回纥、吐蕃、女真、蒙古、满洲等不胜枚举之各族,今日欲再追寻其痕迹而不可得,而各族之后裔,均浑然同处于中华民族之中而不自知,亦不以此而自外也。此岂世界其他民族之残忍相杀,或近代弱肉强食之理论所可比拟哉?原来世界人类,均属圆颅方趾,其是否同出于一源,固有待于研究与考证,但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有血气,莫不尊亲,则属心同理,行同伦也,此为中国大同思想之根源,而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大而且久者,盖实赖此一哲理之存在。
再就中国之军事思想而言,所有我国古代兵学,对于用兵之战争均以仁爱为出发点。《司马法》曰:“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之谓正;正不获意则权,权出于战。是故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太公六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无取于民者,民利之,无取于国者,国利之;无取于天下者,天下利之。”《尉缭子》曰:“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又曰:“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故王者伐暴乱,本仁义也;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所以中国之军事思想以安民利民为目的,而用兵则在诛伐暴乱,拯救人民为事,此与西方兵学家以崇尚杀戮征服者大异其趣。
吾人细读中国五千余年之历史,自原始之众多异族并处,逐渐进于现今之民族混同,盖无一不由前此二理之交互为用,前者出于坚忍不屈,故能历久弥远而卓然自立;后者出于仁爱一体,故能涵容混同而相助相成,二者皆为中华民族所以永存之道也。今就以史例言之,中国开国之初,即有夏黎两族黄帝与蚩尤之战争。当时蚩尤声势之优越,黄帝固以艰难百折,始能获取胜利者,但黄帝既胜之后,夏黎两族相处若一家之人,故两族同化最早。嗣后汤武战胜桀纣,既胜之后,则用夏变夷,翕然同化。后至汉唐宋明各代,亦无不皆然。由以上之史例以观,诚可证明中华民族之永存,实由于上述坚忍与仁爱之两种民族性之交互为用,而又交互相成之功。
研究中国全部历史,若只求其兴衰之道,则不免偏于政治与军事之细节,而忽略其政治思想之弘大;若只求其文化之弘大,则不免驰骛哲理,形成高远之政论,二者皆未能阐明民族精神之所在。而我国历史文化载籍浩繁,欲研求此种事理,则整理过往之史料而使成为一种有系统之记载,殆为今日史家重要之责任。况当现代,世界已进至卫星飞弹氢弹钴弹时代,人类已濒临毁灭之边缘,则中华民族之卓然长存与涵容混同之史迹,殆可为世界人类和平永存之借镜。则斯编之辑,不仅可为中华民族后人在此剧烈竞争之时代中,知所以自处之道;抑且可告知世界人类,残忍相杀,终非永存之唯一途径,而翻然有所改变,斯则世界人类共同之福祉也。
余等奉命编纂《中国历代战争史》。战争本为当时政治之一部份,因之从事于各代政治作深一层之研究。历时数载,涉览载籍至数百十种,浸润既久,逐渐发见中华民族所以历久永存之理。深信此理不仅为中国历史之宝典,抑且可为世界人类和平永处之药石。故提其要点,垂涕而道,语重心长,不觉其言之深也。全书既将完成,乃以此意为之序,良可用以勗勉国人,使知所以自励;亦所以贡献于世界,借以增进共勉之道。
中国历史典籍浩繁,史料丰富,而编者限于智识与时间,其取舍之间,常以与当时政治军事有关者为范围,因之其谬误与遗漏在所难免,深望海内贤达,时加指正,则不仅本书之幸,编者同仁亦深得裨益焉。
修订序言
“三军大学”校长兼《中国历代战争史》修订委员会主任委员 陆军二级上将 蒋纬国
本书系综合记述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生存发展之战争史,为“三军大学”奉蒋公手令所编纂。近以公开出版,传诸于世,本校为慎重其事,特组设修订委员会,校订内容,增编索引,调整册次,统编目录。纬国忝为主任委员,深感此一巨著之传世,对其编纂与修订之缘起及经过概要,应首加说明,以供读者研究本书之参考。
1955年10月1日,蒋公以(四四)机密甲字第八十三号手令,指示“国防大学”(本校之前身)编纂中国战争史。“国防部”于同年十一月二日以孝孔字第五○号令将此手令转饬本校。
手令要旨谓:“中国古代战争史应在‘国防大学’专设研究小组,并聘文学历史学者对于战史特有研究者,参加研究与编纂,此可与张其昀‘部长’切商实施。”编纂中国古代战争史,以阐扬中华民族坚强之奋斗潜力与立国精神,并融汇与启发中国之战争思想及战争艺术,用意至为深远。
本校为执行此项研究与编纂工作,于1956年1月成立“中国历代战争史编纂委员会”,遴选对兵学及战史富有素养之将校担任撰稿,并聘请名史学家指导与审校。此项编纂工作直至1972年5月,全书方告编印完竣,历时凡十六年有余,盖为力求内容臻于严谨周密。
本书印制后,大部分分发军中干部阅读,以增进其对中国战争史之认识,磨练用兵修养;一部分赠送教育文化团体、学术研究机构及学者,以扩大学术思想之交流。数年以来,颇获各方赞许,并纷纷来函索阅。本校鉴于编著书籍在供人阅览,传播思想,故特将本书公开出版,以广流传。使此宏富之中国战争思想,更能发扬光大。
我国历史悠久,文物丰富。本书从浩繁之史料中,整理研究,融汇精练,编纂成体系一贯,系统分明之战争史。对每一朝代,首先综合论述其全般大势,包括:地理形势、政治情势、社会状况、国防措施、外交与谋略决策、战略与战术运用、主要人物之影响等,由此以明了该一朝代之全般情势及盛衰得失。对每一朝代之重要战役或会战,则各以专章论述。在每一章中,则先论述该一战役或会战前之一般形势、形成导因、战场地理形势等;然后详述双方战略指导、作战经过、战略与战术运用得失、战后情况等;最后对该战役或会战加以综合申论,以检讨其成败,并引战争原理原则相印证。由此以吸取战史之教训,启发战争指导之智慧。
本校依据过去编纂及今日修订本书之体认,深感对我国古代战史之价值,应在此加以阐述;对欧美人士曾有误解我国战史者,应在此加以辨正,俾使史实之真谛易于发扬。过去我国史书上对战史之记载,常偏重于战争理论;对执行战争之方法与技术,则散见于各种记载中,零碎片断,难于寻觅。因而使人认为我国战史缺乏人、时、地、物之精确数字,疏忽作战行动之详确空间与所用之战具。此或由于史书成于儒家之手,而儒家重“王道”,轻“霸道”,避免渲染战争之杀伐行为,有以致之。更或由于古代史学家认为战争哲理可以持久,而战争之方法与技术,随力量、空间、时间之不同而变化,难以为训。至于野战战略方面,或因秘而不宣,或因写史者未能体会,故多未作有系统之分析,或仅作语焉不详之记载。后世之兵学家与史学家,亦鲜有致力于搜集此等零散之史料,未能专力研究整理而补充之。欧美人士以现代之眼光看我国古代战史,每认为我战史空泛,而轻视之。本校编纂本书时,对人、时、地、物之考证,曾力求详确;并根据当时之情势,作合理之研判,以求弥补(凡研判者均注明系研判所得)。本校依据编修本书二十年来之体会,认为我国古代战史用现代纯军事观点视之,虽有若干缺陷,但在战争理论与指导上,则极具价值,如建国大政、国防经营、建军制度、战争策划、战略与战术之运用等,皆有丰富之经验与辉煌之成就,实具有永恒之学术价值。
尤有进者我国有悠久光荣之历史,地广民众,雄居亚洲要域,以此背景缔造之战争史实有其独特之价值,简言之,概可以大战略、国家战略、军事战略、野战战略及战术等四项说明之。虽然在我国古代战史中,未曾明列此等项目,但其内容均有包涵,只不过以不同之术语与辞句表达而已。为使研究我国古代战史者,易于与现代之战略区分发生连系,故特以此四项阐述之。
第一,在大战略方面:我国过去各朝代对大战略之运用极为讲求,尤其在纷乱之时代,常有突出之表现。所谓大战略,亦即友邦间为谋求共同目标而发挥统合力量之战略。至当代各种战略之定义已另撰《为战略正名释义》,刊于本书第十八册之末。在我国春秋战国时代,中原诸侯与楚、秦之斗争,各邦国大战略之运用,已极具战争艺术化之能事。其中如春秋时代,晋、齐、秦联盟以破楚之城濮之战,秦、楚联盟以对抗晋、吴联盟所形成之长期争霸斗争;战国时代之苏秦合纵以抗秦、张仪连衡以破六国等,即为显著之史例。诚然,各朝代对大战略之运用,巧拙有别,因而产生不同之结果。但我国历史学家对此等历史事实之评述,则几乎抱有同一之观点,即赞誉信守国际道义,并称许长治久安之政治与军事战略;对于国际间之背义或暴虐行为,必力加谴责。
第二,在国家战略方面:我国过去各朝代虽无政治战略、经济战略、心理战略及军事战略等名词,但其运用多能讲求配合。所谓国家战略所包涵之政治、经济、心理及军事四略,过去尝统称之为政战二略。惟近代国家事务日形繁杂,仅政略与战略两词,已有不够明确之虑耳。我国过去特别重视行仁政,讲信义,安民居,裕民生,以奠立政治、经济与心理战略之基础,而军事力量之运用,旨在以战止战,保障和平。虽然在我国悠久之历史中,各朝代对国家战略之运用,常因帝王及其将相之观点不同,而有所差异,但历史事实指出一项规律,即凡能统合运用总体国力,且以“仁爱”为出发点运用军事力量者,必国强民安;反之,必国破民困。秦、隋二代于统一之后,均拥有强大之武力,但却为我国历史上之短命王朝,即为显著之例证,其败亡之因果关系,值得引为戒鉴。
第三,在军事战略方面:我国过去甚重视建设边疆之防卫城塞,并配合以富有机动性之强大武力。以城塞防卫基地,以求国防之强固持久;以机动武力打击敌人之武装力量,以求国防之安全。如现仍存在之“万里长城”,即为过去国防建设之遗迹;汉、唐及元代之强大骑兵部队,动辄驰骋数千里而作战,即为军队机动性之例证。我国历史证明,当国家具有统一且富有机动性之强大武力时,则常形成强盛、繁荣、幸福之时代;当武力分割,或军队之机动力丧失时,则内忧外患随之而起,常形成衰弱、贫困、痛苦之时代。历史铁证,历历在目。
第四,在野战战略及战术方面:我国过去用兵,极重视先期之准备,欺敌之运用,又极重视政治与心理方面事先创建优越之情势。认为战争指导者应谋“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胜兵先胜而后求战”;主张“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主要之用兵思想。因此,我国过去用兵较为重视“间接路线”,其战例之多,不胜枚举。但我国过去用兵亦有主张“直接路线”者,讲求毁灭战,谋求在会战中歼敌主力,甚至“屠城”,以求解决战争。例如:武王伐纣,“血流漂杵”(《尚书?武成篇》);周公东征,残灭奄国(古《竹书纪年》);并曾毁灭数百年之殷都成为麦田(箕子《麦秀之歌》);项羽用兵常取攻势,专寻求敌人之主力而击灭之;元代军队攻取敌人之城镇后,常借“屠城”以彻底毁灭敌人等皆是。上述用兵思想之运用,在我国古代已有极成功之表现,缔造出许多典型之战例。如:
□晋文公诱楚军深入,以击败楚军之“城濮之战”;
□晋军伏击,各个击灭秦军之“殽函之战”;
□晋军集中优势兵力于左翼,以击败楚军之“鄢陵之战”;
□吴军以欺敌及奇袭,击败优势楚军之“鸡父之战”;
□越军于削弱吴军后而致胜之“笠泽之战”;
□齐军以逸待劳,战胜魏军之“桂陵之战”;
□齐军以减灶诱敌而战胜魏军之“马陵之战”;
□齐军以欺敌与奇袭,战胜优势燕军之“田单复齐之战”;
□秦将白起利用地形,歼灭优势韩、魏联军之“伊阙之战”;
□秦将白起先截断赵军补给线,彻底歼灭赵军之“长平之战”;
□韩信于夏阳偷渡奇袭安邑,获致全胜之“灭魏之战”;
□韩信行背水阵,以欺敌与坚忍击灭优势赵军之“井陉之战”;
□韩信利用和平攻势,奇袭破齐之“临淄之战”;
□韩信以欺敌分散敌军,乘敌半渡而击灭优势齐楚联军之“潍水之战”;
□韩信以完全包围歼灭楚军之“垓下之战”;
□唐太宗先截断敌之补给线,而击破强敌刘武周之“柏壁之战”;
□唐太宗运用内线作战,先击灭敌之援军,终于迫使王世充投降之“洛阳之战”;
□唐代李靖以机动与奇袭击灭萧铣之战;
□唐代李靖以远程追击歼灭吐谷浑之战;
□宋初李继迁以面吃点获致胜利之“灵州之战”。
本书中包括我国历代重大战役及会战五百余次。上述举例仅乃一小部分而已。
举世皆知之《孙子兵法》一书,实乃我国春秋时代用兵艺术之归纳。其中每一用兵之原则与法则,均有实战之背景为其依据。此书为古今中外所尊重,欧美人士更视之为东方用兵思想之代表,由此可见中国用兵思想之宏富与完备。
本书此次修订之主旨,在求内容正确,阅读方便。为求慎重,特敦聘学识渊博,著作丰富之名史学家(以姓氏笔划为序)王云五先生、方豪先生、宋晞先生、屈万里先生、陶希圣先生、黄季陆先生、蒋复璁先生、钱穆先生等为指导委员。承诸位热心指教,解疑释惑,使本书之修订受益良多。
本书之修订工作为求有效执行,特聘请对历史及兵学深具素养,且有丰富著作之李震教授、陈廷元少将为修订委员,执笔修订。陈廷元将军负责设计修订出版之全般构想,主编增加之资料,协编索引。李震教授主编索引,协编增加之资料。至于内容之校订,则两位共同负责逐字逐句精校。由于两位修订委员在本书编纂时已担任重责,深悉本书之内容,故于修订工作上得收事半功倍之效。其发挥高度热诚与智慧为本书所作之贡献,将随史页而长存。
本书自编纂之始,迄今修订出版,多承前“教育部长”、今“中华学术院”院长、“中国文化学院”创办人张其昀博士之指教与鼓励,敬致谢忱。
本书之出版,承黎明文化事业公司鼎力支持,此种友谊实足珍贵。
本书此次修订出版,虽力求严谨周密,然以内容如此广博,包含之时程如此长远,遗漏与谬误之处仍所难免,深望海内外先进,惠予教正。
台湾三军大学,身为广东黄埔军校,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迁往南京市黄埔路北端为陆军军官学校。1949年后迁往台湾,1952年改名“国防大学”,1959年改名“三军联合参谋大学”,1969年合并台湾各军种的“指挥参谋大学”改名“三军大学”。2000年再次改名“国防大学”。
1955年10月1日,败退台湾的蒋介石以“机密甲字第八十三号”手令,指示三军大学编纂中国历代战争史。1956年1月,台湾三军大学正式成立“中国历代战争史编撰委员会”并开始工作,1972年5月全书编印完毕,历时16年。更于1975年成立“中国历代战争史修订委员会”,历时5年修订,力求内容臻于严谨周密。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14册)
第十六卷 明代
第一章 明代全般大势
第一节 明代历朝概况
第二节 明代兴衰所关之政治、经济概况
第二节 明代之国防及兵制
第二章 明太祖开国诸战役
第一节 明开国战前一般形势
第二节 明初开国诸重要人物
第三节 战场地理形势与战略指导
第四节 攻取集庆之战
第五节 平陈友谅之战
第六节 平张士诚之战
第七节 战后之政局(平定闽广)
第八节 申 论
第三章 明北伐统一及远征漠北诸战役
第一节 战前一般形势
第二节 战场地理形势及北伐战略构想
第三节 攻取山东之战
第四节 攻取河南之战
第五节 攻取河北及大都之战
第六节 攻取山西之战
第七节 攻取陕甘之战
第八节 北征塞外之战及边防建设
第九节 战后之政局
第十节 申 论
第四章 燕王篡夺帝位之战
第一节 战争导因及双方战前行动
第二节 双方主持人物
第三节 战场地理形势
第四节 双方战略指导
第五节 作战经过
第六节 战后措施
第七节 申 论
第五章 明成祖北征塞外诸战役
第一节 战前一般情势
第二节 战场地理形势及战略指导
第三节 邱福北征
第四节 成祖第一次亲征
第五节 成祖第二次亲征
第六节 成祖第三次亲征
第七节 成祖第四、五次亲征
第八节 战后之概况
第九节 申 论
第六章 土木之变战役
第一节 战前一般情势
第二节 战争导因
第三节 战场地理形势
第四节 双方战略指导
第五节 瓦剌进袭土木堡攻京师作战经过
第六节 战后之政局
第七节 申 论
第七章 宪、武二朝平定内乱诸战役
第一节 战前一般形势
第二节 宪宗之平乱
第三节 武宗之平乱
第四节 申 论
第八章 明世宗攘外战役之一--抵御俺答入侵各战役
第一节 一般形势概述
第二节 战场地理形势与战略指导
第三节 俺答入侵山西之战
第四节 俺答入侵京畿之战
第五节 战后之处置及政局
第六节 申 论
第九章 明世宗攘外战役之二--东南沿海抵御倭寇战役
第一节 战前一般情势
第二节 倭患之起因及明海防概况
第三节 战场地理形势
第四节 抵御倭寇将领
第五节 双方战略指导
第六节 作战经过
第七节 战后之状况
第八节 申 论
第十章 明室援朝抗日战役
第一节 战争之起因
第二节 战前一般政治概况
第三节 朝鲜战场概况
第四节 双方作战准备
第五节 双方战略构想与作战计划要点
第六节 作战经过
第七节 战争结束及申论
第十一章 明末流寇之乱诸战役
第一节 战前一般形势--明末政治、经济、军事之困弊
第二节 流寇蜂起之原因
第三节 明廷六次大围剿
第四节 张献忠、李自成之流窜与兴灭
第五节 申 论
第一章 明代全般大势
第一节 明代历朝概况
明太祖朱元璋,自于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攻取元之首都(今北平市),将统治中国一百三十余年(自蒙古灭金计起)之蒙古人驱还漠北后,传世十五,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为李自成所灭,共历凡二百七十七年。明朝在其十五代之传世中,其国势可谓每况愈下,然竟能存在二百七十七年而始亡者,实内外大势所使然,盖外无强敌,内无篡夺有以致之也。
明太祖奋起淮右,首定集庆,西克湖湘,东兼吴会。并山东,收河朔。进攻幽燕,艾除秦晋,讫于岭表。最后削平巴蜀,收复滇南。八征漠北,元裔衰残。禹迹所奄,尽入版图。开国伊始,革除蒙古法制,恢复汉唐官仪。由于惠帝削藩,引起燕王靖难。成祖即位以后,六师屡出,漠北尘清。四方宾服受朝命而入贡者殆三十国。疆域之广,东起朝鲜,西距土番,南包安南,北至大碛,阡陌纵横,各逾万里。迨至仁宗,朝野清晏,仓庾充羡,闾阎乐业,民气渐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然自成祖以降,宦官弄权。英宗而后,权奸阉宦,厉加骄横,箝制中外。党社惨狱,流毒天下。驯至纲纪凌替,君臣否隔,亿兆离心。军事频仍,税赋苛重,营伍腐败,国库支绌,天下骚然。于是倭奴猖獗于浙闽,流寇首祸于西陲,浸寻蔓延,中原为之糜烂,讨师既繁,军用益增。乃急于开矿增税,阉宦从中敲诈,天下扰攘。神宗以降,东林党见斥,宦官拔擢,朝中善类,于是一空,加以天灾流行,饥馑洊臻。于是饥兵饥民,鼓噪结聚,邪教倡乱,叛变频兴。明社迫于内叛外讧之下,终至不可收拾矣!
兹将明代帝系、年历及要政,列之予下:
(一)太祖朱元璋:在位三十一年。封建诸子,诛戮功臣,废宰相。
(二)惠宗允烄:在位四年。有靖难之变。
(三)成祖棣:在位二十二年。迁都北平。破鞑靼、瓦剌,西服哈密,南并安南。郑和七使南洋,声威远播。
(四)仁宗高炽:在位未半年。
(五)宣宗瞻基:在位十年。废交阯,弃开平,明朝中衰。
(六)英宗祁镇:第一次在位十四年。太监王振用事,亲征瓦剌,在土木堡被俘北去。未几,获释归朝。至二十二年复辟。
(七)景宗祁钰:在位七年(于谦拥立)。夺门之变,英宗复辟。
(八)宪宗见深:在位二十三年。宠太监汪直,设西厂。
(九)孝宗祐樘:在位十八年。政治较清明。
(一○)武宗厚照:在位十六年。宠太监刘瑾,东西厂外别立内厂。有宸濠之变。
(一一)世宗厚熜:在位四十五年。大礼议。二十余年不视朝。严嵩柄政。吏治始坏。弃哈密,弃河套。俺答入寇,倭寇为患。
(一二)穆宗载垕:在位六年。高拱为首辅。倭寇平。俺答和。
(一三)神宗翊钧:在位四十八年。张居正为首辅。亲政后怠荒,二十余年不视朝。东林讲学。满洲始起,梃击之案。
(一四)光宗常洛:在位一年。红丸之案。
(一五)熹宗由校:在位七年。移宫之案。宠太监魏忠贤与客氏。
(一六)毅宗由检(庄烈帝):在位十七年。流寇大起,明亡。
明自洪武元年(1368年)至永乐二十三年(1425年)之近六十年间,是为明朝国势鼎盛时期。在此期中,前二十九年(洪武三年至三十一年)太祖八次遣兵远征漠北,将残元势力,予以摧毁,及加强对大漠之边防(详本卷第三章);后二十六年(建文元年至永乐二十二年),成祖续征漠北凡六次,第一次邱福远征,全军覆没,后五次亲征,予北元残余势力以严重打击。在此期间,成祖又南定安南,及命郑和下南洋,声威远播于海洋诸国。故可称为明代鼎盛之世。
但自此以后,国势即每况愈下。仁、宣虽称明之升平盛世,但宣宗在南方之弃交阯,在北方之弃开平,国疆日蹙。至英宗则竟为瓦剌所擒于土木堡,明朝国运几有倾覆之处。及至宪、武之世,更是内乱频仍。世宗之朝,则因严嵩作奸,世宗二十余年不视朝,又相继弃哈密、河套,由是西北国防,几无安枕之日。至穆宗及神宗之二十年间,幸赖将相得人,宰辅则有徐阶、高拱、张居正,大将则有王崇古、李成梁、谭纶、俞大猶、戚继光诸人相辅弼,乃能平倭寇,和俺答,安辽东,及平宁夏,与第一次援朝鲜之战胜,国力称振于一时。但居正已卒,神宗沈湎于声色逸乐,二十余年不视朝,遂又有再援朝鲜之战败,辽东亦因李如松战死而动摇,满洲因而兴起。从此国库日绌,内忧外患迭起,至熹宗又有魏忠贤等弄权,朝政衰败达于极点。至庄烈帝,遂竟亡于流寇,而为满洲所乘焉。
第二节 明代兴衰所关之政治、经济概况
明代政治最重大之演变,即为宰相制度之更张,及宦官弄权二事,此二事影响于明朝之兴衰存亡者至巨。
据《明史?职官一》载:当明太祖初定天下之时,承元旧制设中书省,置左右丞相(正一品)、平章政事(从一品)、左右丞(正二品)、参知政事(从二品),以统领百官。属官置左右司郎中(正五品)、员外郎(正六品)、都事检校(正七品)、照磨勾管(从七品)。参议府参议(正三品)、参军断事官(从三品)、断事经历(正七品)、知事(正八品)。都镇抚司都镇抚(正五品),考功所考功郎(正七品)。至洪武九年,汰平章政事、参知政事。十三年正月,诛丞相胡惟庸,遂罢中书省,而析其政归于六部。九月,置四辅官(位列公侯都督之次),以元降附之左丞安然及耆儒王本等为之,以为罢相后之“佐理赞化”。安然练达政务,特蒙眷注。未几,安然卒,其余四辅官皆老儒,起田家,惇朴无他长,故四辅之设,未及二年而罢。十五年,乃仿宋制置华盖殿、武英殿、文华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备顾问并以辅导太子,秩皆正五品。二十八年,勅谕群臣:国家罢丞相,设府、部、院、寺,以分理庶务,立法至为详善。以后嗣君,其毋得设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当是时以翰林春坊、详看诸司、奏启兼司平驳,大学士特侍左右备顾问而已。至建文帝时,改大学士为学士(翰林院学士正五品)。成祖即位,特简解缙、胡广、杨荣等直文渊阁,参预机务,阁臣之预机务自此始。然其时入阁者,皆编检讲读之官,不置官属,不得专断诸司。诸司奏事,亦不相关白。仁宗以杨士奇、杨荣东宫旧臣,升士奇为礼部侍郎(正三品)兼华盖殿大学士,荣为太常卿(正三品)兼谨身殿大学士。由是阁职渐崇,“六部皆禀受内阁风旨而后行”(《续通志》一三五),盖因人而异也。其后士奇、荣等皆迁尚书职(六部尚书皆正二品),虽居内阁官必以尚书为尊。景泰中业,王文始以左都御史进吏部尚书入内阁。自后诰敕房、制敕房俱设中书舍人。六部承奉意旨,靡所不领,阁权因而益重。世宗时三殿成,改华盖殿为中极,谨身为建极,阁衔因之。嘉靖以后,由于严嵩、张居正先后主宰内阁,阁权大增,朝位班次,俱列六部之上。
震按明代此种政制之发展,首因明太祖为免权臣篡夺之患,以固皇位,乃决废除宰相而采君主极权之制。但废相后,皇帝岂能独力日理万机,于是乃命翰林院硕学之士,先宣六部(吏、户、礼、兵、刑、工)及诸府寺、院处理政务之案件,拟具办理之意见;又为使此等意见免于错失,乃先后设四辅官、大学士以资咨询;然后皇帝乃综合翰林院及四辅官或大学士之意见,抉择其至当者以为判决。故四辅官或大学士之设,皆仅在皇帝身边,供咨议顾问而已,由是皇帝对一切军国重事,乃达到专断极权之目的。
至成祖时,各大学士虽集中于文渊阁办事而称之曰“内阁”,及名曰“参预机务”,实仍与百官“谟划”共商,以便加强与皇帝面议政事而已。实际上至仁宗时,始将重要军国重事须计议者,皇帝方批交大学士签拟。此即所谓“条对”。“参预机务”,实由此始。至宣宗时,“帝屡幸内阁,凡中外章奏,宰相俱用小票墨书,贴各疏面以进,谓之条旨(即票旨)”。“条对”,遂成惯例。至英宗时,则简直命将“应批之文字,亦拟妥进呈。”(杜乃济著《明代内阁制度》第二章)愚庸淫乐之皇帝钞录批文而已,此即明朝极权君主大权旁落之原由。
由此观之,后世所谓明朝内阁制度,实不成其为制度,因其自始至终,并无法理上之根据与遵循,其职责权力,亦随时变更,因人而异,有明一代之中央政治,所以始终在动荡中混过,实由于此。此为一世枭雄之明太祖,当其废相亟谋君主极权之初,始料所不及者也。
至于明朝六部制度,与前代大致相同,兹不赘述。
其次,关于明代宦官关系于明朝兴衰者,约可分为二阶段。
第一阶段:此一阶段为太祖创制初期,鉴于汉以后宦官烟生患之大,乃立下内侍制度。其大致内容约如次:
洪武元年四月,太祖谓大臣曰:“吾见史传所书,汉唐末世,皆为宦官败蠹,未尝不为之惋叹。《易》称‘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其在宫禁,止可使之供洒扫给使令而已,岂宜预政典兵?汉唐之祸,虽宦官之罪,亦人主宠爱之使然;向使宦官不得典兵预政,虽欲为乱,其可得乎!”(《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四)遂定下禁宦官不得预政典兵之决策。
二年八月,又命吏部定内传诸司空官制曰:“朕观《周礼》,阉寺未及百人,后世至逾数千,卒为大患。今虽未能复古,亦当为防微之计。古时,此辈所治,上于酒浆醯醢,司服守祧;今朕亦不过以备使令。可斟酌其宜,毋令过多。”又曰:“求善良于中涓,百无一二。用为耳目,即耳目蔽;用为腹心,即腹心病。驭之之道,但当使之畏法;不可使之有功。有功则骄恣,畏法则检束。”(同上)
十年五月,“有内侍以久侍内庭,从容言及政事。太祖即斥遣之还乡,命终身不齿。”并谕群臣曰:“阉寺之人在左右久,其小忠小信足以固结君心。及其久也,假威窃权,势遂至于不可抑。朕立法,寺人不许预政事,今决去之,所以惩将来也。”(同上)因立一铁碑,高三尺于宫门内,上铸“内臣不得干预政事”八字。及至建文帝,遵循祖训,故明初政治较为清明。
第二阶段:成祖以武力取帝位,其间因甚多宦官叛建文而奔来助己,故事成之后,以为彼等忠于己,遂背弃太祖抑宦官之训,而大加重用。如设京营提督,大权悉以委寄。又如命宦官监镇宣府、永平、贵州、广西、辽东、宁夏、云南、大同、甘肃、宁波等地边防军。其锦衣卫本是一特务之统治机关,其后亦为宦官所主持或相表里。甚至福建、浙江、广东三大对外洋贸易之市舶司,亦命宦官提督之。不仅使之为耳目,军国大柄亦悉以委之。其后终明之世二百余年,宦官之患,遂与日俱增,至于灭亡而后已。如英宗时太监王振擅权,挟英宗亲征瓦剌,竟在土木堡被俘,几陷明朝于崩溃覆没之危。宪宗时又有太监汪直专横。武宗时宠用太监刘瑾,满朝文武竟皆出其门下,武宗不被篡弑者几希。神宗时张居正为首辅,亦赖太监冯保相表里,始得展布。熹宗时因宠太监魏忠贤,遂致天下大乱,未几明朝亦因以亡。
至于明代之经济,据《明史?食货志》序云:“明初,沿元之旧,钱法不通而用钞,又禁民间以银交易,宜若不便于民。而洪永熙宣之际,百姓充实,府藏衍溢,盖是时劭农务垦辟,土无莱芜,人敦本业,又开屯田中盐以给边军,馈饷不仰借于县官,故上下交足,军民胥裕。其后屯田坏于豪强之兼并,计臣变盐法,于是边兵悉仰食太仓,转输往往不给。世宗以后,耗财之道广,府库匮竭;神宗乃加赋重征,矿税四出,移正供以实左藏,中涓群小横敛侵渔。民多逐末,田卒汙莱,吏不能拊循而复侵刻之。海内困弊,而储积益以空乏。”由此以观,可知有明一代之财经与其国家盛衰之概况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