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研究》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办的学术专刊，主要刊载关于中华民国时期（1912～1949）相关史实与理论的研究文章。现为CSSCI来源集刊。本辑（第26辑）的“人物研究”“民国政治”“专论”“学术综述”等栏目较有特色，相关论文堪供学术界参考，其他文章亦有相当的学术价值。
张宪文，男，1934年10月生，山东泰安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会长、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曾任国家教育部高等学校历史学科指导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现代史学会副会长、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副会长、南京历史学会会长等职。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华民国史。目前正负责中国社科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重点项目《南京大屠杀资料汇编》工作。1999年聘为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顾问。著有《中华民国史》、《抗日战争正面战场》、《蒋介石传》、《中国抗日战争史》等10余著作。
经济与社会
论民国上海同业公会的“政治行为”【樊卫国】
关于近代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性质的再认识
——基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材料的讨论【王昉缪德刚】
“道义-理性”背后的社会逻辑——以20世纪初贾汪矿区冲突为中心【张福运】
抗战时期重庆的媒介生态研究——以北碚《嘉陵江日报》为例【张瑾】
公园与民国北京市民的“新生活”【王建伟】
1927～1932年间的陕西旱灾【张玮秦斌】
民国人物
读书人与“革命”的互动：北伐前后周作人对“革命”态度的变迁【蔡炯昊】
蔡元培国防经济思想探析【蔡志新】
个体记忆与历史书写——再论《陈洁如回忆录》【陈雁】
诗名还是宦名？
——从朱经农看民国知识分子的职业选择与人生处境【徐保安李萌】
民国政治
民初《五旗共和歌》的政治象征解读【赵飞飞】
少年中国学会与1920年北京大学学生游日团【李永春史飞】
易帜后的东北政制转型及其困境——以东北政务委员会为中心的探究【佟德元】
专论
宗族制度与国家控制
——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江西万载县为个案的考察【杨吉安】
南京国民政府家族制度立法探讨——以《亲属法》《继承法》为中心【易青】
史料视窗
美国驻汉口总领事馆1934年5月政治报告【金玉以清译】
学术综述
“民国时期的边疆与社会研究（1911～1949）”学术研讨会综述【吴会蓉黄雪垠】
2013年中华民国史研究综述【黄鹏】
稿约
《民国研究（总第26辑 2014年秋季号）》：
8月1日到7日，报纸连续刊载《今后本报的新姿态》，从读者定位、版面内容，以及发行渠道等方面系统阐释了编者的新方针。文章指出：“本报在最近几个月中，几乎一个月有一个改变。在几次变革当中，除了自我评判之外，更多接受各方面及爱护本报的读者底评判。我们在最近，归纳研究的结果，觉得我们可怜的乡村，实在没有什么可供阅读的报纸，虽然一般的报纸，是够好了，可惜我们的兵农工商大众，无法接受，因此，深深地感觉到我们乡村报纸，要为我们可怜的乡农小工商业的人们，另开一条道路。”②“本报为大众所有，本为大众所用，更希望大众负起主人的责任来。”在“这民族存亡最后关头的抗战”时期，“怎样能够发动伟大的民力，来争取民族抗战最后的胜利？”编者说：“我们更对本报的读者诚恳地说一句，我们都是这伟大时代的主人，我们应关怀乡邦，我们应该努力建设后方，去争取抗战最后的胜利，本报谨在这伟大的事业中，做了一个小小桥梁，将抗战的情况和设施，以及社会多面反映出来，让大家批评，大家建议。”③
至于报纸的内容，编者提出：“我们主张在大众生活上去建立报纸的地位。”报纸应“与我们的兵农工商大众生活息息相通，一方面使抗战的消息迅速而经济地传达到每个乡村的角落，一方面使我们兵农工商大众，在每天除了得到抗战消息之外，还可得到丰富的‘常识’和有趣的‘文艺’，这些都力求适合大众的程度和需要，并要制民众课本，供大众每日的读诵，我们情愿不受耆绅先生的欢迎但我们不能不使劳苦大众满意，这是本报今后的动向”。只要我们的“内容好”、“合于大众的阅读”，报纸的订户才会“走上门来”，才能“使大家乐于做我们的读者”。④
关于国内外及本区的要闻排版，编者提出：“我们更注重系统的编辑，所以我们中外新闻，是用各种电文另编，去其重复电文，只存在各电中和的事实，更将前后几天的经过略叙一番，俾资衔接，这样可以使大众不费力便知道这件事的本末，不再去做分析综合的功夫，实在说来，就是一般读报的人，倘若他对各种通讯社的背景不明嘹，和通信制作电文的内容，看了一大篇的电文之后，还是茫然的多，所以我们为了大众能够接受的缘故，我们便代读者把分析综合的功夫做了，并且为了大家对地理的关系明嘹起见，绝对保持每天都有地图来帮助阅读，并把战区分出来，俾更显明，此外，我们每三天有次三日国际，每三天有次三日抗战，把几天的抗战情况，和几天的国际情况，系统的记载出来，使我们读报的人，对抗战和国际的情势更为明晰。”①
副刊是《嘉陵江日报》的抗战言论的主阵地。1938年3月1日《农民周刊》整版篇幅刊登通俗易懂的“抗敌金钱板”。编者指出：“我们的副刊，没有典雅的大块文章，只有些俗言俚语，在文艺方面，我们想借民众惯熟的式样，来把新的知识介绍到大众之前，大众喜欢小调，我就不妨试做几篇新生活打鬼子一类的小调，给大家尝尝……”对于民众喜闻乐见的“小调、金钱板、大鼓书，弹调、道情等形式”，则可调动全体民众的积极性。“我们希望这深巷中不知名的酒家——本报，常常得着我们劳动大众的光顾，在我们的副刊上，不但是给大家欣赏，进一步要成长为大众的补充读物，我们现在已经开始论抗战三字经，由敌国说到我国，由侵略说到抗战，一天一章，一天一段，大家天天读，天天念，一直把鬼子赶出中国的土地外，才晓得这本经有灵念，还有普通的常识，关于国防，产业，交通，文化上的一些常识，也不少是大家急切知道的，譬如，天天在报上都看得见敌我飞机在天上打仗，究竟有许多清楚飞机是怎样打仗，在这类常识，我们乡下人，却会把它当做西洋镜或东洋把戏看得入味，其他如科学省的新发明新发现有些是我们乡下人爱听的，我们都想法子告诉他们，我们的副刊，完全是我们乡下人的小食店，文雅的先生们是不值一顾的，我们只希望我们劳苦的大众能够大吃特吃……”
从1938年3月至1939年4月，报纸分两个版面，第一版刊载战时新闻和副刊、“三字经”、“常识”等栏目，其中战时新闻其余栏目内容各占一半的篇幅；第二版是辖区新闻、短评、特写、社会服务和广告。报纸在继续沿袭其战前的现代化启蒙教育传统的基础上，将抗日救亡的宣传做得“颇显得生气蓬勃”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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