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山地大国，起伏度小于200m的丘陵面积占中国陆地面积的18.2%，起伏度大于200m的山地面积占55.2%。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长和经济的迅速发展，山地资源过度开发带来的山地环境与生态问题日趋突出，山地环境保护与退化生态建设成为当今山地科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山地环境理论与实践》系统地总结了作者近三十年来在山地环境与生态领域的研究成果，主要内容涉及如下方面：①山地研究历史进程和近代山地科学研究进展；②山地科学分类体系框架、中国山地分类和山地环境学理论；③特殊环境下的生态过程特征；④山地生态退化与生态建设；⑤高原山地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⑥山地环境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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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读人群 ：供山地科学和环境与生态学研究者、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师生以及广大从事山地环境保育工作的相关人员使用参考。
钟祥浩、刘淑珍等著的《山地环境理论与实践(精)》系统地总结了作者近30年来在山地环境与生态领域研究成果，主要内容如下：①山地研究历史进程和近代山地科学研究进展；②山地科学分类体系框架，中国山地分类和山地环境学理论；③山地生态退化与生态建设；④特殊环境下的生态过程特点；⑤高原山地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⑥山地环境与发展。
《山地环境理论与实践》：
第一章 国内外山地研究历史进程综述
第一节 山地研究历史简述
一、山地知识的记事时代与知识积累的早期阶段
人类对山的认识和研究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在人类的早期，可以说对山地的认识是处于一种无知的状态。那时的人们把突如其来的山崩、山洪、滑坡和泥石流以及急风暴雨等山地自然现象视为妖魔作祟，为此把山视为神，把它当作神仙加以敬仰，祈求山神的保佑。那时的人们根据山峰形态和高度的不同，用带有神秘色彩的名称对山予以神化。
在人类社会早期漫长的时期中，人类对山地的了解和认识从无知逐渐转变到有知。在人类与山地的长期接触中，对山地的形态、岩石性状和动植物特征逐渐产生感性的认识，但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到了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代，人类对山地的认识发生了极大的飞跃，把山地的各种自然现象和生产生活中的经验用文字记载下来，从此开始了山地知识的记事时期，这个时期经历的时间很长。大概距今2300年前，古希腊人在山地现象的记述方面做了较多的工作。古希腊人不仅对地中海沿岸诸国山地作了考察记载，并对小亚细亚、亚美尼亚、外高加索、阿特拉斯山、比利牛斯山、阿尔卑斯山等进行了详细的考察记述。在距今2000多年前的罗马帝国，在山地的考察和山地知识的记述方面也做过不少的工作。我国在距今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代，在山地知识记述方面已有杰出的贡献，集中反映在战国时代编写的《山海经》这部地理著作中。该书详细地记述了中国的山脉和河流，把当时中国的山地分为“中山经”、“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和“东山经”。管子编著的《地员》篇中详细地记述了山地植物随高度变化的垂直分布特征，并指出山地阴阳坡植物有所不同，这种认识是当时世界上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在距今1900年前的中国东汉时代，著名的地理学家班固在其《汉书?地理志》中创立了以郡县政区为纲、山川物产为目的新体例，把山脉河流纳入政区之中，对中国山脉做了详细的记述，成为中国疆域地理志的始祖[1]。在距今1500?1600年前的中国北魏时期，卓越的地理学家郦道元亲身考察和记述了1200多条河流源头山地特征及有关支流和河道情况，对每条河流流域内的山川特点及土壤、植物等情况作了记述。他的《水经注》，对火山作了生动形象的记述，对山川景物的描述备受后人称赞，其中最脍炙人口的是《江水条》中对三峡山水的描述[2]。距今1300年前唐朝时期的唐玄奘在其《大唐古域记》中详细地记述了他亲身经历和从传闻中得知的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城邦的山川形势及物产气候等情况，《大唐古域记》是研究古代中国西北地区和南亚地区山地变迁的宝贵资料。在距今2000?1000年前期间，国外在山地方面的考察记述资料很少。
在距今1000?500年前期间，国内外山地考察和记述方面较前期有显著的变化，在注重山地现象记述的同时，重视山地现象的分析。中国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一书[3]，对河流的侵蚀、搬运和堆积作用的相互关系及其形成的地形作了精辟的论述。中国宋代地理学家范成大对四川峨眉山进行了考察，通过考察详细地分析了山地气候的变化对植物垂直分布的影响。他发现山下生长许多阔叶高大茂密的森林，而山上却生长不怕寒冷“状似杉而叶似圆”的塔松之类的树木和状如乱发的苔藓植物，并对峨眉山植被垂直分布现象产生的原因作了分析。他认为山顶植被特征的形成是由于高山寒冷多风的高寒气候所致。中国元代郭守敬不仅在天文学、数学方面有卓越的成就，在山地研究方面也有卓越的贡献，其中在如何根据山地地貌特点进行水资源利用方面的贡献尤为突出[1]。他根据山前河流洪积扇地形地貌特点，巧妙地将分布于山麓出露的分散小泉水汇集成渠，解决山前人们的用水问题。元代还有朱思本和汪大渊等旅行家对中国有关山地特色不同程度地作了论述。元代建立的包括中国、印度、阿富汗直至东欧平原的蒙古帝国为元代旅行家、探险家了解和认识中国和欧亚大陆国家山地状况起了重要作用，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亚洲山地知识的积累。
在中世纪，国外对山地的考察和论述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阿拉伯伊斯兰教的传教士和旅行家对非洲北部、东部和南部进行了考察，同时漫游了中亚的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考察了南俄罗斯有关山地，穿越阿富汗，途经印度、锡兰岛、东印度群岛到达中国。通过他们的考察访问，积累了大量有关山地方面的知识，其中阿拉伯人阿费森纳提出流水把地表刻出山地的思想。
二、山地知识积累的拓展时期
公元15世纪是人类开始进入地理大发现时期。15世纪初，明朝郑和七下西洋，虽不能说对山地研究有什么重大贡献，但其伟大历史意义在于他的航海比哥伦布还要早80多年。他所到的国家达30多个，他不但促进了中国和这些国家友好关系的建立，还带去中国开发利用山地资源的先进技术，如矿山的开采与矿石的冶炼技术。既郑和下西洋后的15世纪末，进入地理大发现时期。这期间先后发现了北美大陆和南美大陆及太平洋中的许多岛屿。来自欧洲的许多探险家和旅行家们对北美和南美大陆内部的山地和高原进行了探险和考察，对其中的许多山地现象和山地动植物作了详细的描述，并首次对热带山地的各种自然、人文现象做了研究，为热带山地知识的积累作出了重要贡献。
公元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的明末清初时期，中国著名地理学家徐霞客对中国许多名山进行了考察和描述，特别是对中国西南岩溶山地地貌的考察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写出了56万字的《徐霞客游记》，这是中国第一部研究石灰岩山地的巨著。他到过中国西南地区横断山脉，翻越许多大山，考察了金沙江、澜沧江，并以惊人的毅力对中国广西、贵州和云南等地的石灰岩山地进行了认真的考察，在洞穴学研究方面有独到的见解，对山地岩溶学研究做出了不朽的贡献，是中国山地石灰岩地貌研究的先驱。在他的考察记述中，对山地地貌形态与岩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在16世纪前后，生产力在欧洲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进而促进了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当时的意大利学者达?芬奇用唯物的思想对山地出现的一些特殊地质现象进行了解释。他认为大陆高地出现的贝壳是海陆变迁的结果，并依此对地球的变化进行了分析。同时他提出水流侵蚀山坡，侵蚀泥沙部分堆积于山谷，大部在河口三角洲淤积的山地演变过程。
到17世纪，中国地理学家孙兰是中国传统地理学家发展时期的代表人物，他虽没有专门对山地进行研究，但是与山地地貌演变有关的流水地貌的形成作出了科学的解释。他把侵蚀与堆积看成是地貌发育过程中的两个不可分的过程。他提出，在流水地貌的演变中既有渐变因素，也有突变因素，还有人为因素。他提出了“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流水则损，损久则变”的山地地形演变规律[1]。孙兰对山地自然现象的研究标志着中国山地研究由过去一般性的现象描述进入理性探索时代的开始。他的思想代表了17世纪后半期中国地理学研究的一种进步，也可以说是中国山地地貌研究的一种进步，他坚持唯物的学术思想，强调经世致用，讲求实际，反对迷信和灾异之说。到了18世纪末，俄罗斯学者罗蒙诺索夫提出内力作用对地球的发展和演化起着尤为重要的作用，对地球陆地的变化和高山的形成给予了科学的解释，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地貌形成的内外营力相互作用的理论。
三、山地知识积累的进一步拓展和山地知识的深化时期
19世纪至20世纪初是山地知识进一步拓展与积累和山地知识的深化时期。
19世纪的前半期开创了以德国洪堡为代表的世界性大规模科学考察和旅行记的时代。洪堡对中南美洲主要山地的自然现象以及社会人文情况进行了认真的考察和详细的记录，对南美安第斯山植物分带和气候分层进行了研究，其研究为山地地理学的建立起到了推动作用。他在安第斯山从事山地自然地理研究的方法，被后来的瓦堡应用于阿尔卑斯山和喀尔巴阡山以及世界其他山地的研究。在洪堡研究工作的影响下，世界其他国家的地质、地理和生物科学工作者，也相继开展了有关山地考察、探险和旅行的活动。这时期的考察更多的是对前人没有进行过探险、考察的山峰或更高更险的大山进行考察。欧洲人不再以攀登阿尔卑斯的各个险峰而满足，以斯文?赫定为代表的瑞典欧洲人深入青藏高原，对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开展考察，开拓了有关世界屋脊的高山与高原方面的知识。俄国人深入天山山脉进行山地科学的考察，了解和积累了许多有关天山自然地理方面的知识。此外，还有不少欧洲探险家考察了非洲和南北美洲未曾考察过的山峰。通过大量的新的山峰的考察，不仅拓展和丰富了山地方面的知识，而且对许多山地自然现象进行了研究与分析。与洪堡同时代的著名地理学家李特尔强调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提倡用地图的方法来显示山地系统中天然植物与气候之间的关系，由他编纂的《自然地理学》一书，是对山地地理知识的一次系统整理与分析。19世纪后半期，地质和地理工作者对地表形态、侵蚀与堆积作用做了大量记述和解释工作，但总的说来缺少系统性的理论，也没有提出和形成专门的研究方法。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地貌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美国戴维斯（W.M.Davis）创立了“侵蚀循环学说”。他把地貌发育分为幼年、壮年和老年三个阶段；又把构造、营力及阶段列为地貌的三要素。这一学说在地貌学的研究中影响较大，对山地地貌的深入研究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他同时于1887年写出了《山地气象学》一书[4]，是有史以来关于山地科学知识的系统总结。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一百多年中，有关山地生物学方面的系统论述成果与资料不多。在戴维斯理论的影响下，中国不少著名地质地理学家对中国江河地貌的形成演化作了深入的考察研究。如李四光、叶良辅和李春昱等对三峡地区长江河谷的形成与演变做了深入的考察研究[5-7]；其他学者对黄河峡谷、珠江流域峡谷和金沙江石鼓大拐弯的成因进行了考察研究。这期间国外地貌学的研究出现空前活跃的气氛。当戴维斯侵蚀循环学说流行于英美地学界之际，欧洲大陆一些国家，如法国和德国，对地貌学的研究出现新的观点，其中影响较大的是W.彭克的《地貌分析》（1924年），他用分析地貌的方法来确定地壳运动的性质，并提出地貌学的基本任务是根据形态特征来阐明地壳运动的最新历史。他把地貌发育看做是内外营力相互作用的结果，同时又根据山坡的发展过程来研究地壳运动的方向和速度[8]。可以说，彭克的理论为山地地貌的深入研究和山地地貌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四、山地研究从定性开始向定量方向发展
在20世纪前半期，苏联在山地研究方面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中对山地垂直地带性方面的研究尤为突出。其中，20?30年代，苏联地植物和土壤学家对山地垂直带结构进行了研究，到30?50年代，在典型山区开展了植被和土壤垂直地带性分类的尝试性研究，并将苏联植被和土壤划分为大陆型和海洋型两个基本垂直带系列。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苏联植被划分为5个垂直地带性型，即北极苔原型、北方型、湿润大西洋型、干燥型和堪察加型，同时把苏联土壤垂直带性结构从高到低分为三级，即带性纲，亚纲和带性型。带性纲反映由山地所处的地球某一纬度热力带位置所引起的垂直土壤带性差别；亚纲反映山地垂直土壤系列的相性差异；带性型是随高度而连续更替的土壤地带的一定总体[9]。
在20世纪中期，国外在山地气候的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据1931?1960年期间山地气象观测站数量的不完全统计，全世界约有20个位于海拔2000m以上的长期定位山地气象观测站，另外还有200多个短期记录的高山气象观测站[4]。通过山地气象的观测，为山地气象特征和气候过程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基础。这期间众多山地气象观测站的建立与观测工作的开展，标志着世界山地气候与气象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气象学上研究最多的山脉是欧洲的阿尔卑斯山，其次为高加索山，圣埃利亚斯山和威廉山（巴布亚新几内亚）。其中阿尔卑斯山在山地辐射观测工作方面做得最为出色，是这个时期山地辐射时空分布资料最多的山区[1°]。此外在美国沿海山地、非洲北部山地、北美洲落基山、南美洲安第斯山和亚洲喜马拉雅山都开展了不同程度的气象、气候观测。通过实际观测资料的分析，对山地高度与温度关系、山地对降水的影响、山地能量收支等问题进行研究。自1950年以来，在欧洲每两年召开一次高山气象会议，集中交流和讨论山地天气和气候问题，其中近地层大气物理学、流体力学和动力气候学等成为学者们所关注的理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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