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实际的翻译理论教学出发，通过学习和总结我国翻译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为那些想初步了解中外翻译历史的学生和翻译爱好者而编。
为了不使读者的兴趣消失在冗长的读史中，本书力求简明扼要地介绍和总结每个历史阶段的重要翻译事件和重要翻译人物的功绩，使读者在较短的时间里对这些事件和人物有比较清晰的印象。
通过对该书的学习，读者可以对中国两千多年的翻译史和国外（尤其是西方）两千多年的翻译史有个大致的了解，对翻译在促进世界文明进步中所作出的贡献有个大致的了解，对中国翻译和其他国家的翻译进行初步的对比。找出各自的特点，为进一步深入学习和研究翻译理论打下基础。
第一部分 中国翻译简史
第一章 周朝到东汉桓帝前的翻译活动
第二章 东汉桓帝末年到宋代的翻译活动
2.1 佛经翻译
2.1.1 佛经翻译的第一个阶段（公元148—316年）
2.1.2 佛经翻译的第二个阶段（公元317—617年，从东晋到隋末）
2.1.3 佛经翻译的第三个阶段（公元618—906年）
2.1.4 佛经翻译的第四个阶段
2.1.5 佛经翻译产生的影响
2.2 其他方面的汉译
2.2.1 其他方面的口笔译活动
2.2.2 十六国及北朝民歌的翻译
2.3 医学历算等类书籍的翻译
2.3.1 医学
2.3.2 天文历算 第一部分 中国翻译简史
第一章 周朝到东汉桓帝前的翻译活动
第二章 东汉桓帝末年到宋代的翻译活动
2.1 佛经翻译
2.1.1 佛经翻译的第一个阶段（公元148—316年）
2.1.2 佛经翻译的第二个阶段（公元317—617年，从东晋到隋末）
2.1.3 佛经翻译的第三个阶段（公元618—906年）
2.1.4 佛经翻译的第四个阶段
2.1.5 佛经翻译产生的影响
2.2 其他方面的汉译
2.2.1 其他方面的口笔译活动
2.2.2 十六国及北朝民歌的翻译
2.3 医学历算等类书籍的翻译
2.3.1 医学
2.3.2 天文历算
2.4 景教、摩尼教经典的翻译
2.5 少数民族的翻译活动
第三章 元代的翻译活动
3.1 概况
3.2 蒙汉文互译的情况
3.2.1 蒙汉互译分类
3.2.2 其他方面的翻译工作
第四章 明代到鸦片战争前的翻译活动
4.1 明代初中期的翻译活动
4.1.1 回回历书的翻译
4.1.2 “蒙古译语”的编纂和《元秘史》的翻译
4.1.3 明代的外事翻译活动与四夷馆的创立
4.2 少数民族的翻译活动
4.2.1 回族的翻译活动
4.2.2 蒙族的翻译活动
4.2.3 傣族和彝族的翻译活动
4.3 明末清初耶稣会士与中国士大夫相结合的翻译活动
4.3.1 天文学和数学
4.3.2 物理学和机械工程学
4.3.3 采矿冶金
4.3.4 军事技术
4.3.5 生理学和医学
4.3.6 生物学
4.3.7 舆地学
4.3.8 语言学和文学
4.3.9 经院哲学、神学及其他宗教文献
4.4 清代初中期满汉蒙藏诸文字的互译及外事翻译
第五章 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的翻译活动
5.1 鸦片战争后清朝的外事机构与翻译活动
5.2 甲午战争前的西学翻译
5.2.1 官方的洋务机构
5.2.2 外国传教士在华的翻译机构
5.3 甲午战争后的西学翻译
5.4 外国文学的翻译
5.4.1 小说散文方面的翻译
5.4.2 剧本的翻译
5.4.3 诗歌的翻译
5.5 译名统一的问题
第六章 五四新文学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前的翻译活动
6.1 新文学时期的文学翻译与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
6.1.1 新文学时期的文学翻译
6.1.2 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
6.1.3 五四新文学时期的翻译思想
6.1.4 五四新文学时期重要人物及其翻译活动
6.2 20世纪40年代的翻译
第七章 新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鼎盛时期
7.1 “四论”的创立
7.2 翻译标准的再论争
7.3 遵循“研究什么，翻译什么”的翻译思想，造就大批学者型翻译家
第八章 中国现代翻译思想的发展
8.1 中西翻译思想的融合
8.1.1 苏联翻译理论两大流派对我国翻译思想的影响
8.1.2 西方以结构主义语言学为标志的现代翻译学时期的影响
8.1.3 西方以后结构主义为标志的当代翻译学时期的影响
8.1.4 继承我国译学传统，借鉴外国先进理论，创立自己的学说
8.2 中国翻译学科建设时期
8.2.1 “传统派”的翻译观
8.2.2 “西学派“的翻译观
第九章 对口译的研究
第二部分 外国翻译简史
第一章 概论
第二章 古代翻译
2.1 早期翻译
2.2 早期《圣经》翻译
第三章 中世纪的翻译
3.1 中世纪初期翻译
3.2 中世纪中期的翻译和托莱多“翻译院”
3.3 中世纪末期的翻译和民族语言
第四章 文艺复兴时期的翻译
4.1 概论
4.2 德国的翻译
4.3 法国的翻译
4.4 英国的翻译
第五章 近代翻译
5.1 概论
5.2 法国的翻译
5.3 德国的翻译
5.4 英国的翻译
5.5 俄国的翻译
第六章 现、当代翻译
6.1 现代翻译概况
6.2 现代翻译理论
6.3 当代翻译概况
6.4 当代翻译理论
6.4.1 当代中欧的翻译理论之一的布拉格学派
6.4.2 当代英国翻译理论
6.4.3 当代美国翻译理论
6.4.4 当代德国翻译理论
6.4.5 当代法国翻译理论
6.4.6 低地国家及以色列等地的翻译理论
6.4.7 苏联翻译研究中的文艺学派和语言学派
人物索引
参考文献
后记
第一部分 中国翻译简史
第二章 东汉桓帝末年到宋代的翻译活动
2.1 佛经翻译
佛教创立于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的古印度。到公元前3世纪，孔雀王朝阿育王大弘佛法，派遣僧徒四出传教。从此，西域地区的一些国家先后信奉佛教。《魏书·释老志》记载，西汉武帝“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有浮屠之教”。张骞是在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回国的。佛教的传入，大概是在他回国以后的年代里。到了东汉，统治阶级阶层中已有人祭佛，而在公元65年之前佛教就流传于中国了。
佛教在中国得以流传，有其深厚的历史背景。在汉武帝时，董仲舒创立了谶纬神学。而佛教大肆宣扬人生极苦，涅槃最乐，要人厌世，忍辱修行，希冀死后进入“极乐世界”。这种教义，正与谶纬之学不谋而合。所以佛教一经传入，便首先在统治阶级中传播开来，并逐步取得合法地位。佛教徒为宣传其宗教教义，必然要输入印度的佛教经典，于是佛经的翻译活动开始了。
我国的佛经翻译，从东汉桓帝末年安世高译经开始，魏晋南北朝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唐代到达极盛，北宋已经开始衰微，元以后便是尾声了。翻译佛经的力量主要有二：一部分是从西方到中国的僧侣。据统计，从东汉桓帝建和初到南宋元嘉末（公元147—453年），大约三百年间，来中国的西方僧侣就有60人之多（可能更多）。另一部分是西行求法求经的中国僧侣。从魏甘露五年（公元260年）到唐天宝十年（公元751年），约有105人，不知名的也有百余人。这些人一般都从事翻译工作，回国的约有四分之一。据最新统计，自后汉末年至北宋末年（2至12世纪）约一千年间，直接参加翻译的有150余人。其中有史可征，属于次大陆来华的僧侣学者有71人。
自后汉到南北朝所译佛经的原书，以俗语及西域古代文字为多。南北朝所译佛经，其原本有梵本，也有胡本（即转译的西域文本，一是用西域文字音译梵文的本子，二是用西域文字意译梵文的本子）。隋以后所译佛经的原本，则统属梵本。
从东汉末年到北宋末年的佛经翻译，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草创时期（从东汉桓帝末年到西晋）；第二阶段，发展时期（从东晋到隋）；第三阶段，全盛时期（唐代）；第四阶段，基本结束时期（北宋）。
2.1.1 佛经翻译的第一个阶段（公元148—316年）
我国大量进行佛经翻译是从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开始的。最早的翻译家有两人：安清和支娄迦谶。
安清
安清，字世高，西域安息人，据说是安息国的太子。他自幼刻苦好学，博学多识，笃信佛教，持戒精严。轮到他继承王位时，便将王位让给了叔叔，离开本土，出家修行，游化西域各地。于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到达洛阳，至172年（灵帝建灵五年）二十余年间，译出有关止观法门的种种经论。灵帝末年，关洛扰乱，到了广州，转向会稽，在市上被殴斗者误中身死。
安世高译籍有35部，41卷。现存22部，26卷，其中有《大安般守意经》、《人本欲生经》，《阴持入经》、《道地经》等，开后世禅学之源。
安世高所译经论主要内容是传播小乘佛教的基本教义与修行方法，由于他通晓华语，故译文比较能正确地传达出原本意义。但从总的方面来说，还是偏于直译。有时为了顺从原文结构，不免重复颠倒，对于某些术语的翻译也欠精确。安世高的翻译也有通过口授而由别人记录整理的。
支娄迦谶
继安世高译经的是桓帝建和元年（公元147年）来洛阳的支娄迦谶。
支娄迦谶，西域月支人，简名支谶。他也通晓华语，到灵帝中平年（公元184—189年）为止“传译梵文”，译出若干部佛经，如《般若道行经》10卷、《般舟三昧经》2卷、《首楞严经》等。
《般若道行经》开后世般若学之源。
支谶所译经典全属大乘佛教，其译文比较流畅，但为了力求保全原本的面目，往往多用音译。
朱士行
中国第一个去西方求法者是朱士行，他是后世认为的汉土第一个真正的沙门。据说支谦在翻译竺佛朔所口授的佛经时，遇到不了解的地方就略而不译，因此首尾不相连贯，讲不通。朱士行深以为憾，于是“誓志捐身”，西行去求梵本。他在魏甘露五年（公元260年）从雍州长安（今陕西长安县）出发，西渡流沙，辗转到了于阗，在那里“写得正品梵书胡本”《放光般若》九十章，二万余颂，计六十余万字。因受当地声闻学徒的百般阻挠，经本未能及时送出。到西晋太康三年（公元282年）方能派遣他的弟子弗如檀（意译法饶）送回洛阳。他本人则老死在于阗，终年80岁。
孙吴时期共译经189部，计417卷，孙吴的佛教重镇是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主要译经人员5名。当时的译经名家为支谦与康僧会。
支谦
支谦，一名越，字恭明，本月支人，故姓支。他受业于同族人支亮，支亮则受业于同族人支娄迦谶，世称“天下博知，不出三支”。东汉末年，洛阳一带兵荒马乱，支谦随族人避乱南渡到东吴，孙权拜他为博士。他译经的时间是从孙权黄武元年到孙亮建兴三年（公元222—254年）。在这三十多年间，“他搜集了各种原本和译本，未译的补译，已译的订正。特别是对支谦的重要译作如《道行》、《首楞严》等加以重译，又帮助从印度来华的维祗难和竺将炎翻译。他到东吴后曾得到吴王的信任，叫他辅导太子登。后来太子死了，他就去穹窿山过着隐居生活，以六十岁卒于山中”。
支谦译经较多。改“胡音”为汉意，也就是用意译取代音译，并且做得比较彻底。支谦的译文力图适应汉人的口味，译文的忠实性就不能不受一定的影响。他的主要译籍，凡是涉及重大哲学方面的概念，几乎都是来自《老子》，而较少受《庄子》的影响，这与两晋以后的译注有着明显的区别。由于他过分追求美巧，不免离开原著，所以遭到后来的译学家们的激烈批评。其实，从三国到西晋，支谦所开创的译风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对佛教普及化，起着相当大的作用。支谦还首创“会译”的体裁。他曾把《无量门微密持经》和两种旧译对勘，区别本末，分章断句，上下排列，很下过一番工夫。译文加注，也始于支谦。
康僧会
康僧会，康居人，世居印度，后随父经商迁居交趾（越南）。十余岁时，双亲亡故，便出家为僧。他博览三藏、六经、天文、图纬之学。公元247年来到建康，孙权为他建塔，因此始有佛寺，称为建初寺。康僧会译有《六度集经》、《旧杂譬喻经》等共7部20卷。他的译文文辞典雅，而且运用了老庄的名词典故。此外，他还注释过《安般守意》、《法镜》、《道树》等经。
文、质之争
黄武三年（公元224年）在支谦和维祗难、竺将炎之间发生了一场文、质之争。公元224年，维祗难带来胡本《昙钵偈经》（即《法句经》）至武昌，与竺将炎共译。其后支谦又从竺将炎重受《法句经》，并重行校译。支谦批评竺将炎“虽善天竺语，未备晓汉，其所传言，或得胡语，或以意出音，近于质直”，并在一开始就嫌竺将炎所译“其辞不雅”。由此，在中国翻译史上关于信、达、雅的问题已被提出。质派用以支持自己观点的不仅有佛经，而且有玄学依为经典的《老子》和《周易》，尤其有玄学的“言不尽意”的课题。这场争论，质派虽然在理论上获得胜利，但却是由文派最后成书。
竺法护
西晋的统治集团十分腐朽，既崇尚老庄哲学，又崇尚佛教。竺法护是此时杰出的翻译家。
竺法护（约230—308年），梵名昙摩罗刹，是世居敦煌的月支侨民，原姓支，8岁从竺高座出家，改姓竺，据说“诵经日万言，过目则能（记忆）”。他感到曹魏末年的僧徒只重视寺庙图像，而忽视对西域大乘经典的传译，深以为憾，于是随师游西域诸国，学会了36种语言，搜集大量经典原本带回长安。据近人研究，竺法护的译籍尚存84部。
竺法护译经的特点，可分为三方面：
一是种类繁多，范围广阔。他的译本，有般若经类，有华严经类，有宝积经类，有大集经类，有涅粲、法华经类，有大乘经集类，有大乘律类，有本生经类，又有西方撰述类等。当时在西域流行的经典大部分被翻译过来了，这就为大乘佛教在中国打开了广阔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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