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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言 《诺言》是一个母亲的心血之作。与儿子共同与癌症抗争五年,母亲经历从身心痛苦,直至解脱的过程。儿子刚满18岁离世。 《诺言》描述了一家人五年与癌症抗争的日日夜夜,始于痛苦,经痛苦到信仰,到祈祷,到安静,到爱,直至彻底超脱,孩子和家庭从而获得真正的成熟和领悟。
玛琳娜用一个母亲的观察力和一个作家的表现力,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生命的不屈和尊贵。——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周大新
致 谢
感谢我生活的伴侣,我的丈夫,他为了拯救我们的儿子,尽了超人的努力。我还要感谢他作为实验物理学者,能够把科学和对上帝的信仰结合在一起的生活方式。 感谢我的兄弟,在我们为拯救儿子的斗争中,他一直像天使一样站在我们身边,帮助我们解决所有的医疗问题。感谢他的好心和为我们做出的牺牲。 感谢我的女儿,感谢她在我们共同度过苦难中表现的坚强,和她与弟弟充满高度赞扬和无限爱的姐弟关系。 感谢“阿格莱亚·基里亚库”医院女院长和全体医护人员,感谢他们为了拯救病患儿童所做的不屈不挠的努力。 感谢在美国布法罗工作的希腊医生卡拉马达斯和法兰克福的德国医生,感谢他们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为我们提供的帮助。 感谢我的瓦尼斯就读过的恺撒利亚尼第二中学和凯莱亚高中两位校长,对两所学校的教师们表示衷心感谢。 尤其要感谢凯莱亚高中的N.B校长,感谢他的敏感同情、他的人道精神和作为教育者的美德及优秀品质。 感谢瓦尼斯的心理医生K.S对瓦尼斯的心理支持。 致 谢 感谢我生活的伴侣,我的丈夫,他为了拯救我们的儿子,尽了超人的努力。我还要感谢他作为实验物理学者,能够把科学和对上帝的信仰结合在一起的生活方式。 感谢我的兄弟,在我们为拯救儿子的斗争中,他一直像天使一样站在我们身边,帮助我们解决所有的医疗问题。感谢他的好心和为我们做出的牺牲。 感谢我的女儿,感谢她在我们共同度过苦难中表现的坚强,和她与弟弟充满高度赞扬和无限爱的姐弟关系。 感谢“阿格莱亚·基里亚库”医院女院长和全体医护人员,感谢他们为了拯救病患儿童所做的不屈不挠的努力。 感谢在美国布法罗工作的希腊医生卡拉马达斯和法兰克福的德国医生,感谢他们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为我们提供的帮助。 感谢我的瓦尼斯就读过的恺撒利亚尼第二中学和凯莱亚高中两位校长,对两所学校的教师们表示衷心感谢。 尤其要感谢凯莱亚高中的N.B校长,感谢他的敏感同情、他的人道精神和作为教育者的美德及优秀品质。 感谢瓦尼斯的心理医生K.S对瓦尼斯的心理支持。 最后,我要感谢那些从孩子得病第一时刻起就和我们站在一起的朋友们。他们用感人的方式拥抱了我们,用最大的关心和爱保护了我们。他们全面动员,从各个方面,从物质到精神,不计代价地提供了帮助。他们的爱保护了我们,安慰了我们,使我们没有被疾病击倒。他们的仁慈,他们的人道,他们的自我牺牲和他们的勇敢使我产生了对人同样的报答和奉献的情感。 最后,我要感谢我最可爱的儿子,我的瓦尼斯,你来到我们的生命里,仅仅逗留了十八年。你像天使一样在有限的时间与我们相伴,你的离开给我上了一堂任何大学都没有的课。你留给我的信息我要反复斟酌,我要斗争下去,活下去。 我的儿子,谢谢你! 序 言 一 希腊驻华大使 塞德罗斯·耶奥卡凯罗斯 我满怀感动为希腊和中国同时出版两本书写序言,这次出版把两个人的痛苦、不幸的遭遇以及他们伟大的灵魂追求联系在了一起。 玛丽娜·拉斯西奥塔基夫人和周大新先生生活在两个相距遥远的地方,都被难以忍受的悲痛所纠结,一位母亲和一位父亲,都失掉了自己的孩子,除了痛苦,他们还有许多其他共同的感受,包括不安、怀疑和对于人生存在的思索。所有这一切都和永恒的问题有关:我是谁?我为什么存在?我将去哪里?人死后,会是什么? 在拉斯西奥塔基夫人的书中,伴随疾病的发展,我们成了她十八岁儿子内心旅程、提早成熟和坚强面对疾病的见证人。还有,我们也见证了他心灵的礼貌,对家人、朋友和老师的爱和他在精神上不停地探索。 在周大新先生的书中,一场心灵的对话在父亲和失去的儿子之间展开,包含了他们共同生活的每分钟和所有的事件。回忆从儿子的童年时代,和他的朋友们、和家人的关系,学业,部队的生活和职业生涯起步开始。接下来,疾病和不安,恐惧,担心受怕和父亲对可能由于自己的责任造成儿子疾病的内疚。 这两本书打动读者的不仅仅是痛苦,还有人性、人间的团结、灵魂的力量和深刻的信念,两位作家正是从这种信念中汲取了力量,得以度过艰难的时光。这就是他们分别对上帝和天神的信念。 我祝贺这两本书在希腊和中国同时出版,也祝贺在两国都获得同样的成功。 一条连通东西方的道路 ( 序言二 ) 中国驻希腊大使 杜起文 这是一个由希腊作家卡赞扎基斯引出的故事。 希腊著名作家卡赞扎基斯是欧洲文明的古老发源地克里特岛人,他从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出发,向东方进发。他曾两次抵达中国,写出了他在中国的感受和思考——《 中国纪行 》。他对东西方文明的深沉思考,对今天仍然有着惊人的预言和启示力量。 卡赞扎基斯是通往希腊人心灵的一个密码,2012年11月,作为中希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四十周年纪念活动,我们和希腊朋友在雅典举办了主题为“卡赞扎基斯和中国”的学术研讨会,中国作家周大新多年前就写过关于卡赞扎基斯的文章,对这一重要作家有着独到的理解和感悟,作为大会发言嘉宾,作家周大新来到了希腊。接下来就有了周大新和希腊女作家玛丽娜见面的机缘,有了周大新的 《 安魂 》 和玛丽娜的 《 诺言 》 翻译出版的可能。 这是两个失去了青春年少儿子的家庭,在生命的重创之下,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写作,他们用笔来书写记忆,书写已经逝去的一段时间。周大新的儿子周宁和玛丽娜的儿子瓦尼斯的现世生命停止在青春时节,一个父亲,一个母亲,用笔继续着他们孩子的生命,直到一个偶然的机缘,他们在精神空间里持续生长的生命得以相遇。 从克里特到中国,是一条漫长的道路,克里特人卡赞扎基斯,这个脚力强劲的希腊人,竟然走了两次。从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到东方文明的发源地,卡赞扎基斯寻找的是人类未来发展的方向和前景。第一次到达中国,他就发现: 孔夫子和苏格拉底是两个面具,下面是同一副人类逻辑的面孔……我们既不能拒绝东方也不能拒绝西方,这两种力量深深扎根我们心中,它们不能分离,要么我们将这两种力量升华融合,谋求艰难的结合,要么我们将会像奴隶一样奄奄一息。 玛丽娜也是克里特人,卡赞扎基斯是她一家人的挚爱,她的儿子瓦尼斯也对中国有着天然深厚的感情。这是一条从希腊通向中国的道路,这条路上卡赞扎基斯走过,许多脚力强劲的人走过,从东方到西方,从西方到东方,这是一条在逻辑上已经存在上千年的道路。中国的长足发展,使得东西方的持续深入交流成为精神的必需,成为现实的可能。如今,这条逻辑上存在的道路,经过无数代人们的探索,正逐渐成为一条宽广的通衢大道。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在今天正一步步实现。“心何以得安,魂何以得宁,神何以得聚?”这也是飞速发展的中国目前迫切需要回答的现实课题,东方和西方文明发源地的精神交流和对话,将给我们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科学家曾在人迹罕至之地发现了一种野生的稻子,这是一种不能直接供人食用的原生稻种,它的基因里包含着培育未来新生稻种的重要基因,这是一种世间少有的珍贵的“原生稻”。希腊——中国,这两个有着悠久历史积淀的国度,这两片有着深厚历史底蕴的土地,在她们的历史、文化、民族精神、哲学智慧、集体无意识之中,正生长着这些能够帮助人类战胜各类异化,恢复最强壮生命力的“原生稻”,只要我们仔细分辨、智慧扬弃、融合创造,原生稻种将给世界未来发展提供新的精神空间和发展动能。这也正是一切在这两块土地上建立的现实和精神文化交流的重要意义所在。 周大新和玛丽娜,作为父母,他们以肉身的方式生养了他们儿子一次,他们用文字的方式,让自己的儿子重获生命。感谢作家、翻译家李成贵的勤勉工作,使 《 诺言 》 得以用中文出版, 《 安魂 》 得以用希腊文出版,从希腊文到中文,这也是一条跨越两种有着悠久历史的语言的漫长道路。这将是一次跨越时空的对话,是东西方两个青年借助父亲、母亲的文字持续进行的精神对话。 《 诺言 》 和 《 安魂 》 两个文本以不同的思维方式涉及了许多相同的课题,两个文本的对照阅读,将会在读者心中建立起跨越时空的“蒙太奇”效果,人们将在两个青春年少人相互比照的灵魂对话中感受到全新的意义。这里面会有“原生稻”的基因片段,将会在未来寻找到东西方心心相印的读者,将为“原生稻”的生长培育寻找到最为合适的土壤。 前 言 写下本书的原因是我和我的儿子瓦尼斯 ( 他真实名字 ) 之间的一份承诺。 瓦尼斯的目的是把他和癌症斗争的“经验”写下来。瓦尼斯从小就开始写,但我并不准确知道他写的是什么和用什么方式写。他的愿望就是写下他那段感人肺腑的与癌症斗争的“经验”,而没有局限在情感负担里和对自己疾病的详情描写上。他在和我们的谈话中提到最多的是他内心世界的惊人变化。 我不知道是不是全部理解了他内心的全部变化,正是这些变化使他蜕变成了我眼中完全另外的一个人。我认为,并不完全像医生们说的那样,得癌症的孩子们往往在一夜间就会很快成熟起来。还有其他什么。 我只知道,他没有来得及写完他想要写的东西,这样我就许下诺言,把他没有写完的,用我的视觉清楚地表达出来。 我们共同经历的、他的癌症“经验”,不简简单单是我们的一种生活“状态”。是生命本身和死亡的最后期限。在我儿子患病的第一时刻就面临可能的死亡,他问:“死亡以后会怎样?一切都结束了吗?”从这一刻开始,他就和我们最深刻地探讨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本质是我们存在的目的是什么。 对于我来说,这个生存的意义已经泯灭。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确信,科学、医学和所有的精神治疗和哲学流派,都有不能完美地回答生与死的边界问题。我花费大量时间后确认,无论科学探讨,无论医学的发展,无论技术的进步和无数精神治疗体系的出现,都不能解决和回答人生命中的道德、自由意志和痛苦的问题。 在人类发展历史上,科学在掌控和征服自然规律及发现物质世界方面的进步是令人赞叹的。特别是物理和遗传领域的研究者们为了探寻世界和人类的起源,在探索宇宙能量和DNA的较量方面更是令人感动的。但是,还是不能回答为什么会发生基本的和意想不到的逆转,比如在医学界除了一些称之为奇迹之外的现象。或者再如,为什么总是违背人的自由意愿。或者为什么一个人会杀掉另一个人而引起无限的痛。存在着道德和普遍责任的疑惑问题。我指的是那些思想家们,他们明确地向我们证明,有些问题是不能回答的。我不能相信那些能给出肤浅的、有限而经不起考究的回答的人,或者用教条方式否定这些问题的人。 我儿子让我寻找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我没有找到。我儿子是一个聪明的孩子,具有探索的头脑,一直如饥似渴地探索和寻找知识。怎么能用在逻辑的范畴和理性的世界里很肤浅的回答来满足他?于是,我情不自禁地,完全是自我机械式地,把注意力转向了祈祷,就像我母亲做的那样,用祈祷治愈我无法忍受的痛。这时,痛开始治愈瓦尼斯的灵魂,而却可能把我击碎。 痛,如果不能击碎你,就将使你复活。最深的死亡之痛会产生相反的情感。会产生灵魂的剧烈震荡,模糊人的奴斯。引起可怕的恐惧,无望,绝望,拒绝,怀疑,痛苦,郁闷,脑疾病和感情瘫痪。 各式各样的心理分析师都“玩弄”对痛苦和死亡的诠释。尤其不能对生与死这两个边界问题给予有效的治疗。还是在弗洛伊德时代,他们 ( 对丧生和抑郁症 )就举手投降了。比如,弗洛伊德无法解释死亡的秘密,就建议治愈的方法是以哭丧“代替”失去的“客体”,用以表示生命新起始。同样,各种各样的心理治疗系统作为安慰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也只是运用人大脑的逻辑行为,或者沉思,其本身也具有以人为本的特点。 我不知道把最残酷的痛转向何处。谁也不能提供真正的帮助。大脑是那样的混乱,几乎近于瘫痪。我对用药令其麻醉、令其沉睡、令其失掉活动机能不感兴趣。我要让大脑活动、健康和思维。以便得到必要的指令,让我坚持住,站立在儿子身边。我痛恨药物。科学对治愈我疯狂的奴斯 ( 头脑、思维、思索 ) 无能为力。科学对于回答我一直询问的我们生存的价值无能为力。各种沉思治疗方案可以带来一时的轻松,暂时掩盖冲动和存在的空虚,治疗可以深入下去,继续下去。这些方案和科学成就进行的治疗集中在人的身体方面、物质方面。而心理分析师用现代技术来诠释你的痛苦,用一般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待这些问题。只用唯物主义对待这类问题是个误区,我明白了,这种方法不仅不能治疗心灵,还由这个心理治疗的名牌派生出了一系列道德问题。比如对于令人想起生命近于尾声的老年的鄙视。或者人为了保护福利而否定危险的极端的自私自利。一个错误行为的后果并不廉价。造成纪念亡者意愿的减弱和对死亡的过度恐惧。 当没有任何一种治疗,也没有任何一种代替医学的手段能拯救我儿子的生命时,诱使我祈祷,我相信,这对大多数人会有安慰和减轻痛苦的效果。此外,很多信奉宗教的人也会转方向信仰基督教或者其他教义。这是很平和的,具有安慰的方法。 在那五年,我们为了拯救儿子的生命,从东方到西方,竭尽所能。我的丈夫为了争得时间,阻断了化疗,采用其他替代办法,期望在科学或者神的帮助下出现奇迹。赢得的时间带来了我们期待的效果。瓦尼斯尽管身体仍在病中,他的自然状态却发生了质的变化。尽管他的身体还承受巨大的痛苦,他的大脑却在祈祷中平静了,他在继续探索。他不满意理性的回答。我观察,他很长时间渴望静思,然后又回到自然生活中,安安稳稳,探索,定力十足。他一定集中在内视上,走得很远。我也心平气和地走在精神小路上,探索他寻求的真知。瓦尼斯惊人的体内透明发展很快,应该开始了一场罕见的内部流程。他对于自己的疾病,对于世界,对于他周围发生的一切,对于上帝,有了一个清晰的意识。他对疾病的复发和痛苦泰然若定。他的头脑清楚,健康,没有因压抑的欲望和不解的问题而变异。他摆脱了困惑,尤其是恐惧。他的肉体患病,但是,他的奴斯和心没有病。他没有承认这种变化,也没有感觉有必要讨论它。但是,他把自己的想法写了下来。当然,只有一位母亲能够感觉到和理解自己的孩子发生的异样变化。 在瓦尼斯已经从这个生命“走了”后,在过去了很长时间后,我在思索他的变化的同时,发现了他的奴斯治愈的可能性,只要人的奴斯是“被披露开的”。就是说,只要人的奴斯有了对上帝的不间断的记忆,或者换一种说法,诚如基督教教父所言,通过心灵祈祷,人和上帝紧密联系在了一起。我明白了,我们生命最基本的问题是奴斯患病。但是通过真诚的祈祷,奴斯对“众生回应大为诧异”。通过沉思 ( 我站在我之外,远离世界的欲望和浮躁 ) 人开始获得关于上帝的真知。这种联系加快心灵的祈祷。 根据东正教教会神父的看法,理性和奴斯是灵魂两种平行的功能。我们学会了按常规运用理性这一种功能并相信能够运用理性解决我们自身和世界的问题,培养我们的理性,过分强调外部的行为。这样,我们就忽略了灵魂的另一个功能奴斯,它才是人存在的核心。 现在人们说,加快这种精神性,即通过心灵祈祷奴斯与上帝的联系,并不意味着在很多情况下祈求上帝赐予恩典。比如祈求奇迹。这是精神性和祈祷最简单的观点。对上帝,我们与他不间断地联系,目的是通过苦难不断净化我们自身,照亮我们,最后治愈我们。 这样,我就懂得了,对基督教的信仰具有治疗作用和拯救意义,是公开的信仰。我就被引导认识到,不仅仅是自然规律推动自然物质世界向前,同时不断产生无法解释的、上面提到的各种敏感问题,诸如道德、生命、死亡等等。还应该有精神规律,来协调我们物质和精神的状态。这种协调正是大·瓦西里奥斯关于保证精神健康的教导。我还要提到另一位东正教教会的神父格里高利奥斯神学家,他认为“人奴斯的恢复和人的蜕变优先,接下来才是社会法律和社会实践的变更”。所以,圣·格里高利奥斯不满足于社会的抽象变化,而坚信人的变化。 我认为,这种人的蜕变优先不仅是神父的教导,而且主要是他们生活的榜样,不能作为人类不切合实际的前景,也不贬低我们为了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所进行的社会奋斗和活动。相反,我确信,既然我们不是为渺小和短暂塑造出来,而是有某种更高的目标,就必须用道德和精神优先来界定我们的生命。 我的儿子,感谢你! 爱的力量 ——读希腊作家玛丽娜·拉斯西奥塔基的 《 诺言 》 周大新 认识玛丽娜·拉斯西奥塔基夫人有点偶然。 2012年11月初,我应邀去雅典参加希腊著名作家尼可斯·卡赞扎基斯的纪念研讨会,那是一次时间很短的旅行,不懂任何外语独自出行的我一路慌恐,只想着平安抵达和返回就行了,根本不敢想还有其他的收获。停留雅典期间,在雅典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作家、学者杨少波先生告诉我:雅典有一名女作家玛丽娜·拉斯西奥塔基夫人,和你的遭遇一样,也失去了自己的儿子,你愿不愿见见她?我一听有这样的事,急忙点头说:当然,如果对方也愿见面,就请安排吧。最后定下的见面时间,是在我启程返京的那天上午,我去机场时先去她所在的一所语言学校,见完后就直接去机场。 前一天晚上雅典下大雨,雨势很猛,这使我入睡前有点担心次日的天气影响与玛丽娜·拉斯西奥塔基夫人的见面。还好,第二天上午天晴了,少波驾车带我和翻译家李成贵先生去往玛丽娜·拉斯西奥塔基夫人所在的语言学校。在车上,我一边看着陌生的街景,一边在脑子里极力搜索能给她安慰的话——我知道失去儿子的全部痛楚,何况她还是一位母亲。 我们先被领进她的办公室,后到一个小会议室坐下。玛丽娜·拉斯西奥塔基夫人热情地请我们品尝咖啡和点心。我和她虽然语言不通,但我能从她的表情和动作里感受到她的善良。她是一个身材娇小的人,仔细观察能发现她脸上仍留着经历过重大灾难的痕迹。简单的寒暄过后,玛丽娜·拉斯西奥塔基夫人先开了口,她说,她听说我写了 《 安魂 》 这本书,知道我失去了儿子,她和我有相似的经历,她有个儿子叫瓦尼斯,也因为患病,在多国求医无果后离开了她,走时才十八岁。她简要介绍了瓦尼斯的病和治疗的经过,并说,她也因此写了一本书,书名叫 《 诺言 》……她述说时声音低沉而平静,我知道她在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李成贵老师的翻译让我准确理解了她的话意和心境。轮到我说了,我那一刻突然意识到,我原来准备对她说的安慰话此时说出来并不恰当,我只好也介绍我儿子的病和治疗经过,可没说几句,对往事的回忆和对方那种理解的注视让我对泪水一下子失去了控制…… 分别时,我对她说,我希望能早日看到 《 诺言 》 的中文版…… 感谢七十多岁的翻译家李成贵先生,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就把 《 诺言 》 翻译了出来;感谢在雅典读博和讲学的杨少波先生,他为了让这本书与中国读者见面,做了许多辛苦的工作。我有幸最早得到了译文的电子文本,能够先读到这本玛丽娜·拉斯西奥塔基夫人饱蘸着泪水写成的书。 这部非虚构著作最先引起我注意的,是它的结构形态。 这部书在章节的命名上,有时间的,如“10月”“春天”等;有地点的,如“美国”“雅典”等;有人物名字的,如“安吉罗斯”“安东尼斯”等,也有用一句名言的,如“应给予你们因你们祈求”等;还有用肉体感觉的,如“疼痛”“屈辱”等。猛看上去,非常随意,颇不一致。但这种随意和不一致恰恰符合一个失去爱子的母亲的心理,与一个被痛苦折磨的女性的心境相符。想起哪一段时间就说哪一段时间,想到哪个地点就说哪个地点,想起谁就说谁,想起哪句话就说哪句话,想起哪一种感觉就说哪一种感觉。读者翻开这部书,可以从头看,也可以从你翻到的任何一节开始看,都可以看明白,都可以有所获得。这种看似随意和不一致的结构方式,倒是别具匠心。 这部书可归类为一部长篇散文,但其中有不少诗篇,把诗和散文杂在一起,也很精彩。凡是不好用散文语言描述和表现的地方,就用诗句来完成,这也产生了一种别样的美感。 这部非虚构著作中最打动我的内容,是作者描述儿子与疾病抗争的情景。 当一次没有效力的治疗开始时,儿子这样问母亲—— 我什么时候能出院? 不知道,我的心肝。会告诉我们的。 那学校怎么办?我要上学。 你会去的,我的宝贝。我们还要耐心等等…… 这几句对话让我们明白,瓦尼斯从来就没准备在癌魔面前认输,他心里想的是病愈之后去上学,去开始正常的生活。 在午夜来临的病房里,当另一个病友病危被抢救时,儿子默默敲击着笔记本电脑的键盘—— 我们这一代没有经历过崩溃的年代,没有经历过战争……我们最大的崩溃就是生命……我们进行的战争只能在精神层面…… 这个场景让我们看到,瓦尼斯清醒地意识到,他和疾病的斗争是一场精神层面的战争,他此时的身份是战士,他不会后退。 在另一次治疗中,儿子受到败血症的威胁,整整搏斗了两个昼夜,高烧42℃。他开始说胡话。寒冷,发抖,全身通红,像被火烧似的,全部指甲发蓝。在短暂的清醒时刻,他对妈妈说—— 妈妈,求求圣母玛利亚! 好的,你也求求她!…… 这个场景让我们强烈感受到,为了战胜癌魔,瓦尼斯在无助时多么急切地想寻找到精神武器。 有一次瓦尼斯在雅典“健康医院”进行放射治疗,正好赶上他所在的中学进行考试,他坚持要参加,妈妈只好在他治疗结束后,用汽车直接把他送进了考场。他极度疲劳,却尽量集中精力,回忆忘掉的课程,他对妈妈说:别着急,我们会通过的…… 瓦尼斯的这个举动让我们真切地看到了他的顽强和勇敢,他在精神上一直企望着战胜癌魔。 当剧烈的疼痛向瓦尼斯袭来时,无论他采取什么坐姿,都不能避免疼痛。晚上躺在床上,没有一个位置能减轻他的痛苦。很多次,他不能挺直头部。但是,他一句抱怨的话也没有,只是问—— 妈妈,我们还能做什么? 祈祷,我的宝贝,祈祷。 做哪个祈祷? 你想做哪个就做哪个,或者你就简单地说,主啊,阿门。或者,主啊,怜悯我…… 读着这样的描述,我的心都碎了,这是一个多么可爱的孩子,一个多么顽强的生命呀!他一直在想着重返学校,重返人群,重返正常的生活,面对疯狂的癌魔,他一直在抵抗,尽管在败退,却至死不愿向对方低头。瓦尼斯的表现让我不由得想起了我的儿子周宁,想起了周宁当初抵抗癌魔的情景,两个年轻人的成长背景不同,生活经历相异,但他们在人生灾难降临时的表现却很相像。 玛丽娜·拉斯西奥塔基夫人用一个母亲的观察力和一个作家的表现力,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生命的不屈和尊贵。 这部非虚构著作最吸引我最让我难忘的,是它强烈的思辨性和哲学意味,是它对生命和死亡的思考。 一打开书就能知道,书中思辨性的文字很多,字里行间思辨的味儿极浓,书里到处都在提出疑问和追问,书中也充满了解析与论证,思辨性强是这本书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我们知道,希腊那块神奇的土地,是最滋养思想家的地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三位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的大思想家都出生在这块土地上。穷究事理,善于追问,是这里的文化传统之一。玛丽娜·拉斯西奥塔基夫人这部书的写作承继了这种传统,她在书中追问和辩说了很多与我们的人生紧密相关的问题。 人怎样承受死亡之痛?这是玛丽娜·拉斯西奥塔基夫人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她说,死亡之痛是最可怕的痛苦,会使活着的人感到彻底的绝望从而使灵魂产生剧烈震荡。对这种痛苦,弗洛伊德建议用“哭丧”的方式去承受,心理治疗师建议用“现代安慰技术”去疗治,医生建议使用镇静药物去慢慢消除,但这都不能提供真正的帮助。她以她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唯有祈祷和爱,可以使这种痛苦稍稍变轻变得勉强可以承受,可以使你不被击碎,不去想到以自杀来毁灭自己。 既然每个人都要死亡,那我们为何还要生存?我们的存在究竟有何意义?这是玛丽娜·拉斯西奥塔基夫人提出的又一个重要问题。 她说,加缪把生命看做荒谬的东西;萨特认为生命是失败,创造是失败,人的努力都是枉然,无论你努力做什么,都是枉然,都无意义。她在反复的论证之后认为,我们存在的目的是为了用爱,用尊重去创造有形的和无形的世界。这也就是我们活完短暂一生的意义。 人死亡以后会怎样,一切都结束了吗? 我们存在这世界上是偶然的吗? 上帝造人的目的是为了把人当玩物吗? 我们活着能按自己的意愿任意行事吗? 怎样把自由和爱结合在一起? 怎样把自我和集体结合在一起? 玛丽娜·拉斯西奥塔基夫人在书中提出了一个又一个问题,然后又一一论证,得出自己的结论。这其实是一本思想录,是一个女性在遭遇了巨大的人生痛苦后,深入思考的一本笔记。读这本书,等于是在读一本生动的人生哲学教材。 读完全书,我的感觉是:玛丽娜·拉斯西奥塔基夫人固然是一个失去爱子的不幸母亲,但上帝其实也给了她回报,那就是让她更清醒地活着,让她代表世上千千万万个母亲,去追寻生育孩子和繁育生命的真正意义。 无论作为一名作家还是作为一位父亲,抑或是作为一个男人,我读这本书都有收获,为此,我要向玛丽娜·拉斯西奥塔基夫人表示深切的谢意和敬意! 祈愿瓦尼斯和周宁能在天国的享域相遇,并成为好朋友! 癸巳年仲春 生命的诺言 前希腊驻华大使馆文化专员 现北京大学教授 埃莱娜·阿弗拉米杜 两本包含巨大失掉、痛苦和悲伤的书。两本书都是父母亲眼见孩子和不治之症搏斗、失掉孩子而无法忍受的巨大疼痛的见证。 第一本书是一位希腊母亲讲述她和她的家庭及儿子与癌症搏斗的亲身“经历”。儿子期望写下这些“经历”,但是没有来得及。于是母亲答应自己来讲述,从自己的角度讲述那些震撼他们生命的事件。有时喃喃自语,有时大声呼喊。当人无能为力时,喃喃自语或者大声呼喊出永世的问题“为什么”。为什么发生在我身上?我是谁?我为什么活着?我将走向哪里去?难道一切就在此结束吗?死后是什么? 对这些问题不能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就导致思索,导致疑惑,于是产生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为什么上帝不制止发生的灾难?他用爱创造世界和带给创造物以灾难怎么会共存?人的自由在哪里?人的自由意愿又能抵达何处?是谁决定人的生与死? 提出这些问题的同时,她也感到痛苦和绝望,引导她去不断探寻。这样,就开始了内心世界和外部事件同时进化的行程。 在第二本书中,一个中国父亲讲述他珍贵的独生子患病和失掉的悲惨经历。通过精神对话把他们共同生活过的每一分钟召唤回来,充满真诚、爱和深深的人情。回想唤起记忆,美妙无忧虑的家庭生活,可爱儿子的童年时代,和其他伙伴的游戏,小学、大学和军队的生活,他的初恋,他的职业初步经历,他对未来的梦想。但是,突如其来的不治之症推翻了一切。计划,梦想,充满诺言和希望的微笑,永远消失了。 这个噩耗推翻了自然秩序,本应该是年长者先行,年轻者后走。这使父亲绝望,愤怒,拒绝接受;甚至对可能是自己的责任悔恨。责任,因为没有足够的钱来更好地给怀孕的妻子提供营养,继而不能为儿子有更健壮的身体对抗疾病;因为那个时代,每个人要牺牲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不能在需要的时刻出现在母子身旁;因为为儿子选择了一个具有竞争力的学校,使儿子出于竞争过于劳累;因为没有同意儿子选择的女友…… 父亲因为感觉到对国家的责任而对儿子的健康有愧,由于巨大的痛苦和悲伤,反叛天,这个决定人类命运的最高力量。感觉到天的残酷和无情,天的决定的不公和不可理解。他怀疑那种久远存在的粉碎人本性的力量的疑问情不自禁和无可抑制地爆发出来。最后,又不得不痛苦地和悲剧性地接受,向无法忍受的命运妥协……但是,需要时间和方式来哀悼,以便减轻心灵的痛苦和对逝者永远保持鲜活的记忆。 失掉孩子的经历无处不在,永远是不可弥补的最大损失,因为没有比父母失掉孩子更大的损失。 死神让你 无法修补和再造 请等等,我用花水 清洗你的面容 诗人阿里吉斯这样来哀悼自己死去的儿子。周大新也选择用纸和笔来哀悼自己的儿子。玛丽娜·拉斯西奥塔基也一样。写作,表达他们的感受,保持对可爱的孩子的鲜活记忆,接受他人的深切哀悼和给那些有同样遭遇的人以勇气,被证明是战胜悲伤的最好方式。 这两本书标志着一位希腊母亲和一位中国父亲在生命重要时刻的会见,在痛苦经历和巨大心灵痛苦时刻的碰撞,需要巨大的心灵积淀,难以想象的勇敢,巨大的承受力,伟大的勇气和斗争性,同时也要有周围人的热切关怀、爱和同情,才能渡过难关。 他们出版这两本书表达他们共同哀悼自己孩子的愿望。他们来自完全不同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但是这不影响他们把声音联合在一起,共同的人性声音和深深的忏悔。这样,他们两人交流了经历、生活和共同感受,把他们巨大的损失书写出来,高声呐喊,相互间,也向我们全体伸出了双手。 玛丽娜·拉斯西奥达基,生于希腊克里特岛伊拉克利翁市。毕业于雅典大学希腊和英国语言文学系。大学时代积极参加了当时反对军政权的斗争。自己在雅典创办和领导外国语教育中心,工作到现在。其丈夫为雅典大学著名物理学教授。曾有一儿一女,失掉儿子后,为了怀念自己的爱子,在悲痛中写下了《诺言》。 前言 写下本书的原因是我和我的儿子瓦尼斯(他真实名字)之间的一份承诺。 瓦尼斯的目的是把他和癌症斗争的“经验”写下来。瓦尼斯从小就开始写,但我并不准确知道他写的是什么和用什么方式写。他的愿望就是写下他那段感人肺腑的与癌症斗争的“经验”,而没有局限在情感负担里和对自己疾病的详情描写上。他在和我们的谈话中提到最多的是他内心世界的惊人变化。 我不知道是不是全部理解了他内心的全部变化,正是这些变化使他蜕变成了我眼中完全另外的一个人。我认为,并不完全像医生们说的那样,得癌症的孩子们往往在一夜间就会很快成熟起来。还有其他什么。 我只知道,他没有来得及写完他想要写的东西,这样我就许下诺言,把他没有写完的,用我的视觉清楚地表达出来。 我们共同经历的、他的癌症“经验”,不简简单单是我们的一种生活“状态”。是生命本身和死亡的最后期限。在我儿子患病的第一时刻就面临可能的死亡,他问:“死亡以后会怎样?一切都结束了吗?”从这一刻开始,他就和我们最深刻地探讨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本质是我们存在的目的是什么。 对于我来说,这个生存的意义已经泯灭。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确信,科学、医学和所有的精神治疗和哲学流派,都有不能完美地回答生与死的边界问题。我花费大量时间后确认,无论科学探讨,无论医学的发展,无论技术的进步和无数精神治疗体系的出现,都不能解决和回答人生命中的道德、自由意志和痛苦的问题。 在人类发展历史上,科学在掌控和征服自然规律及发现物质世界方面的进步是令人赞叹的。特别是物理和遗传领域的研究者们为了探寻世界和人类的起源,在探索宇宙能量和DNA的较量方面更是令人感动的。但是,还是不能回答为什么会发生基本的和意想不到的逆转,比如在医学界除了一些称之为奇迹之外的现象。或者再如,为什么总是违背人的自由意愿。或者为什么一个人会杀掉另一个人而引起无限的痛。存在着道德和普遍责任的疑惑问题。我指的是那些思想家们,他们明确地向我们证明,有些问题是不能回答的。我不能相信那些能给出肤浅的、有限而经不起考究的回答的人,或者用教条方式否定这些问题的人。 我儿子让我寻找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我没有找到。我儿子是一个聪明的孩子,具有探索的头脑,一直如饥似渴地探索和寻找知识。怎么能用在逻辑的范畴和理性的世界里很肤浅的回答来满足他?于是,我情不自禁地,完全是自我机械式地,把注意力转向了祈祷,就像我母亲做的那样,用祈祷治愈我无法忍受的痛。这时,痛开始治愈瓦尼斯的灵魂,而却可能把我击碎。 痛,如果不能击碎你,就将使你复活。最深的死亡之痛会产生相反的情感。会产生灵魂的剧烈震荡,模糊人的奴斯。引起可怕的恐惧,无望,绝望,拒绝,怀疑,痛苦,郁闷,脑疾病和感情瘫痪。 各式各样的心理分析师都“玩弄”对痛苦和死亡的诠释。尤其不能对生与死这两个边界问题给予有效的治疗。还是在弗洛伊德时代,他们(对丧生和抑郁症)就举手投降了。比如,弗洛伊德无法解释死亡的秘密,就建议治愈的方法是以哭丧“代替”失去的“客体”,用以表示生命新起始。同样,各种各样的心理治疗系统作为安慰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也只是运用人大脑的逻辑行为,或者沉思,其本身也具有以人为本的特点。 我不知道把最残酷的痛转向何处。谁也不能提供真正的帮助。大脑是那样的混乱,几乎近于瘫痪。我对用药令其麻醉、令其沉睡、令其失掉活动机能不感兴趣。我要让大脑活动、健康和思维。以便得到必要的指令,让我坚持住,站立在儿子身边。我痛恨药物。科学对治愈我疯狂的奴斯(头脑、思维、思索)无能为力。科学对于回答我一直询问的我们生存的价值无能为力。各种沉思治疗方案可以带来一时的轻松,暂时掩盖冲动和存在的空虚,治疗可以深入下去,继续下去。这些方案和科学成就进行的治疗集中在人的身体方面、物质方面。而心理分析师用现代技术来诠释你的痛苦,用一般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待这些问题。只用唯物主义对待这类问题是个误区,我明白了,这种方法不仅不能治疗心灵,还由这个心理治疗的名牌派生出了一系列道德问题。比如对于令人想起生命近于尾声的老年的鄙视。或者人为了保护福利而否定危险的极端的自私自利。一个错误行为的后果并不廉价。造成纪念亡者意愿的减弱和对死亡的过度恐惧。 当没有任何一种治疗,也没有任何一种代替医学的手段能拯救我儿子的生命时,诱使我祈祷,我相信,这对大多数人会有安慰和减轻痛苦的效果。此外,很多信奉宗教的人也会转方向信仰基督教或者其他教义。这是很平和的,具有安慰的方法。 在那五年,我们为了拯救儿子的生命,从东方到西方,竭尽所能。我的丈夫为了争得时间,阻断了化疗,采用其他替代办法,期望在科学或者神的帮助下出现奇迹。赢得的时间带来了我们期待的效果。瓦尼斯尽管身体仍在病中,他的自然状态却发生了质的变化。尽管他的身体还承受巨大的痛苦,他的大脑却在祈祷中平静了,他在继续探索。他不满意理性的回答。我观察,他很长时间渴望静思,然后又回到自然生活中,安安稳稳,探索,定力十足。他一定集中在内视上,走得很远。我也心平气和地走在精神小路上,探索他寻求的真知。瓦尼斯惊人的体内透明发展很快,应该开始了一场罕见的内部流程。他对于自己的疾病,对于世界,对于他周围发生的一切,对于上帝,有了一个清晰的意识。他对疾病的复发和痛苦泰然若定。他的头脑清楚,健康,没有因压抑的欲望和不解的问题而变异。他摆脱了困惑,尤其是恐惧。他的肉体患病,但是,他的奴斯和心没有病。他没有承认这种变化,也没有感觉有必要讨论它。但是,他把自己的想法写了下来。当然,只有一位母亲能够感觉到和理解自己的孩子发生的异样变化。 在瓦尼斯已经从这个生命“走了”后,在过去了很长时间后,我在思索他的变化的同时,发现了他的奴斯治愈的可能性,只要人的奴斯是“被披露开的”。就是说,只要人的奴斯有了对上帝的不间断的记忆,或者换一种说法,诚如基督教教父所言,通过心灵祈祷,人和上帝紧密联系在了一起。我明白了,我们生命最基本的问题是奴斯患病。但是通过真诚的祈祷,奴斯对“众生回应大为诧异”。通过沉思(我站在我之外,远离世界的欲望和浮躁)人开始获得关于上帝的真知。这种联系加快心灵的祈祷。 根据东正教教会神父的看法,理性和奴斯是灵魂两种平行的功能。我们学会了按常规运用理性这一种功能并相信能够运用理性解决我们自身和世界的问题,培养我们的理性,过分强调外部的行为。这样,我们就忽略了灵魂的另一个功能奴斯,它才是人存在的核心。 现在人们说,加快这种精神性,即通过心灵祈祷奴斯与上帝的联系,并不意味着在很多情况下祈求上帝赐予恩典。比如祈求奇迹。这是精神性和祈祷最简单的观点。对上帝,我们与他不间断地联系,目的是通过苦难不断净化我们自身,照亮我们,最后治愈我们。 这样,我就懂得了,对基督教的信仰具有治疗作用和拯救意义,是公开的信仰。我就被引导认识到,不仅仅是自然规律推动自然物质世界向前,同时不断产生无法解释的、上面提到的各种敏感问题,诸如道德、生命、死亡等等。还应该有精神规律,来协调我们物质和精神的状态。这种协调正是大·瓦西里奥斯关于保证精神健康的教导。我还要提到另一位东正教教会的神父格里高利奥斯神学家,他认为“人奴斯的恢复和人的蜕变优先,接下来才是社会法律和社会实践的变更”。所以,圣·格里高利奥斯不满足于社会的抽象变化,而坚信人的变化。 我认为,这种人的蜕变优先不仅是神父的教导,而且主要是他们生活的榜样,不能作为人类不切合实际的前景,也不贬低我们为了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所进行的社会奋斗和活动。相反,我确信,既然我们不是为渺小和短暂塑造出来,而是有某种更高的目标,就必须用道德和精神优先来界定我们的生命。 我的儿子,感谢你! 一个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的故事,任选其中一段,可回头看,也可向前看。 ——格雷厄姆·格林 “妈妈?” “哎,我的宝贝。” “几点了?” “应该是5点。” “我睡了多长时间?” “一小会儿,没多久。” “你不去上班吗?” “晚点去。” “今天是星期三吧?” “是的,9月14日,星期三,圣十字节。” 他用黑色的眼睛盯着她,看了又看,然后,目光茫然,不知所望。 “你饿吗,我的孩子?” “不饿,我不是吃了点面条吗,它使我感觉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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