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的时代（法国二十世纪文学译丛）_加斯卡尔　著，沈志明　译_9787532767557

　　加斯卡尔曾在军队服役八年，一九四○年被德军俘虏，两次逃跑失败后被关进位于乌克兰的拉瓦-罗斯卡惩戒集中营。由于他懂德语，被指定为公墓队的翻译。加斯卡尔的代表作《死亡的时代》即以这段真实经历为素材写成，小说以不动声色的语调、白描的手法活画出二战晚期发生在纳粹集中营中的生活真相——死亡，荣获一九五三年龚古尔文学奖。作者晚年又重新拿起笔来，创作了自己集中营生活的回忆录，同样命名为《死亡的时代》，直到作者过世后才正式出版。本书还收入作者另一部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加斯东鼠》。

　　“奥斯威辛”之后的诗与思焦洱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相隔不足三十年的时间里连续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是人类战争史上规模空前的两次战争。这两场战争，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人类丧失了自己上亿的同胞，损失了不计其数的金钱物资，使成千上万的人忍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巨大痛苦。它们是人类文明史上的浩劫，不仅使人类尊严蒙受巨大的羞辱，而且使人类经过数千年奋斗创造出来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几乎毁于一旦。滥觞于这两场战争期间的集中营现象作为现代大规模战争的畸形儿则更是集中代表了战争本身所具有的残酷、恐怖、灭绝人性的特征，它所体现的是现代独裁政治灭绝种族、排除异己的极端反动性。今天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在回顾和反思那两场战争时，在思索战争的起因、战争的规模、参战双方的实力较量、战争的过程及结果的同时，总要加上最凝重黑暗的一笔——战争中的集中营现象，集中营已经成为本世纪战争史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最沉重最难以翻动的一页。据说战后出现的众多反思战争及其结果的文学作品，有相当数量讲述发生在各式各样的集中营里的故事，以至于战争文学有了一个新的分支：集中营文学。
　　在《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四册“集中营”这一条目中我们可以查找到，德国的第一批集中营成立于1933年，“用来拘留反对纳粹的共产党入和社会民主党人”。而到了　　“奥斯威辛”之后的诗与思焦洱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相隔不足三十年的时间里连续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是人类战争史上规模空前的两次战争。这两场战争，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人类丧失了自己上亿的同胞，损失了不计其数的金钱物资，使成千上万的人忍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巨大痛苦。它们是人类文明史上的浩劫，不仅使人类尊严蒙受巨大的羞辱，而且使人类经过数千年奋斗创造出来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几乎毁于一旦。滥觞于这两场战争期间的集中营现象作为现代大规模战争的畸形儿则更是集中代表了战争本身所具有的残酷、恐怖、灭绝人性的特征，它所体现的是现代独裁政治灭绝种族、排除异己的极端反动性。今天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在回顾和反思那两场战争时，在思索战争的起因、战争的规模、参战双方的实力较量、战争的过程及结果的同时，总要加上最凝重黑暗的一笔——战争中的集中营现象，集中营已经成为本世纪战争史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最沉重最难以翻动的一页。据说战后出现的众多反思战争及其结果的文学作品，有相当数量讲述发生在各式各样的集中营里的故事，以至于战争文学有了一个新的分支：集中营文学。
　　在《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四册“集中营”这一条目中我们可以查找到，德国的第一批集中营成立于1933年，“用来拘留反对纳粹的共产党入和社会民主党人”。而到了二战即将结束时，集中营已经遍及全欧洲，被拘禁者从战俘、犹太人、吉卜赛人、被占领国家的平民到政治上的敌人，集中营成了死亡营，成了科学实验场，成了人类自有文明史以来最丑恶最令人不堪入目的现象之一，而那些臭名昭著的名字——奥斯威辛、布瓦尔德、马伊达内克、特雷布林卡、毛特豪森等——则成为死亡地的代名词，成为二十世纪人类历史进程中一个个记载着耻辱和苦难的界碑。
　　如果说那些描写战争中两军交战的文学作品直接表现了人在面对生死抉择，面对流血和屠戮，面对尊严和屈辱时精神上、心理上和生理上的细微变化，常常在刀光剑影之中焕发出壮怀激烈的阳刚之美，那么集中营文学则是以丧失了自由、丧失了选择的权力，丧失了做人的尊严以至生存下去的权力的人群作为其刻画的对象，着力表现他们在极端特殊的生存状况之中渴求自由，渴望生存，捍卫自尊，在充满血腥和恐怖的绝境之中苦苦挣扎的精神风貌，从而具有了一种凝重沉厚的悲剧色彩。人在本质上是脆弱得不堪一击的，生命的有限规定了人的求生畏死，而生命的脆弱则使人本能地逃避苦难，追求快乐。对于那些冲杀在战火之中的军人，战争或许可以是一个逐步习惯的过程，面对死亡的恐惧是一种越磨越钝的感觉，尊严是一种可见的目标，甚至于慷慨赴死也是一种积极的选择；而对于那些挣扎在皮靴和刺刀之下，苦役场和万人坑之间的囚徒们，死神是一个永远在他们四周游荡的饕餮，尊严是向敌人弯腰屈膝时听到的自己脊柱的咯吱声，求生的意志也许比求死的愿望要微弱得多，死亡的气息和恐惧就像浓雾一样弥漫在空气里挥之不去。然而无论是在战场上面对敌人还是在集中营里面对残暴，人有一种打不垮的精神，有一种慨然赴难的气概，有一种面对苦难和死亡坦然微笑的傲骨，于是在集中营表面上死一般寂静，残暴、邪恶横行肆虐的生活表象之下，上演着一个又一个尊严与屈辱、坚毅与软弱、友谊和爱情与背叛和欺骗殊死搏斗的故事。倘若把整个战争文学喻作一个演奏着气势宏大的交响乐作品的交响乐队，集中营文学恰似它那最沉重凝厚的低音部分，这低音部分在不同的乐章中始终鸣响着，衬托出高音区的昂扬，衬托出打击乐器的激越，衬托出弦乐的歌唱。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名叫《死亡的时代》的中篇小说，便是出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众多反映集中营生活的小说中的一部。这部小说的作者，法国当代作家皮埃尔·加斯卡尔本人就曾在德国人的集中营里度过漫长岁月，不仅亲眼目睹集中营内各种各样的暴行和屠杀，而且亲手掩埋过自己同伴的尸首。毫无疑问，这一段人生经历对于加斯卡尔是铭心刻骨的，足以使他在战争结束之后，在拿起笔来记录人类的这一段苦难、历史的这一段倒行和文明的这一段耻辱的同时，对于人性，对于人类抵抗邪恶的能力提出疑问。
　　初读上去这部小说似乎并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地方，作者以一种冷静、抑制的笔调记录了发生在集中营一个比较平静的角落——墓地里的故事。在这里没有刑讯和拷问，没有虐待和屠杀，甚至没有垂死者痛苦的呻吟，有的只是一片死一般寂静的墓地，从小到大，成为死神的劣迹默默的记录。小说的故事线索非常简单：掩埋死人是从头到尾最主要的内容，被掩埋的人有战俘，有犹太人，填充在掩埋与掩埋之间的，有一小段德国士兵与犹太女人似是而非的爱情，有小说的叙述者与这个德国士兵的友谊，有一个逃犯为获得自由而最终死去的故事，而投射在这一段段小小的插曲之上的，是死亡的巨大阴影，可以说这部小说的真正主角是死亡，死亡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小说中的叙述者“我”几乎就是作者本人，他由于会讲德语而被选中去当“掘墓人”，这一点与作者本人的经历完全一样。“掘墓人”的身份使得“我”获得了比一般的囚犯更多一点的自由，有了一双可以四处张望的“眼睛”，于是一个个人物被捕捉进“我”的故事。小个子德国兵是“我”介绍给读者最重要也最有特点的一个人物。他是统治者中的一员，是占领者，与此同时他又是一个普通人，一个牧师，是战争使得像他这样一个以传播教义为人生目标的人成了一个士兵，一个职业的杀人者。然而这个小个子士兵很显然不能适应他的现实角色，他跟囚犯打得火热，他厌恶战争带来的各种变化，他甚至爱上了一个犹太姑娘。很显然，战争的法则和集中营的法则都不能容忍他这种“犯规”行为，他最终从“我”的视线之内消失了。表面上看来，作者似乎是在通过这样一个人物来发现，来挖掘德军军服之下人的灵魂，这似乎表明作者对于人性抱有坚定的希望。但这个人物最终消失的结果不仅表明现实的法则完全否定这种人的存在，而且表明那些战场上的屠杀者，那些集中营里的狂人原本也许都有在和平时期里谋生或是为之献身的职业和事业，都有家、亲情、爱情、友谊等等人生之中美好的东西，当战争爆发后他们投身于战争时，这一切在口号和宣传的鼓动之下渐渐泯灭，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成了杀人机器，而没有完全变成杀人机器的个别人或是被淘汰或是最终变成杀人机器，别无选择。这样看来作者对于人性之中的善、对于人类抵抗邪恶的能力是很悲观的。小说之中的另一个比较主要的人物是逃犯列鲍维奇，这又是一个敢于以个体的生命抗拒现实法则的人，无疑，等待着他的也只是最终的毁灭。作者在冷静的语调之中为读者讲了几个悲惨的小故事，让读者深深感到发自内心深处的冰冷，感到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希望是那样的易于破灭，个体是那样的弱小，现实的法则又是那样的冰冷强大。
　　然而作者显然不甘心让他的故事在这样悲惨肃杀的氛围之中结束，他内心深处根深蒂固的人道主义信念使他不由自主地给这篇小说安上了一个多多少少有一点光明的尾巴，他就在墓地的入口处投入了他爱的姑娘、他心中的希望所在玛丽娅的怀抱。
　　爱情，哪怕是片刻的温存，在此时此刻已经成了保存理想的种子的大地，成了慰藉苦难者的心魂的良药，成了人类精神的庇护所。当代哲学家T·W·阿多诺在他的《否定的辩证法》中这样写道：“在‘奥斯威辛·之后你能否继续生活——特别是那些偶然逃脱的人和按理说已被杀死的人是否会继续生活下去。他仅仅幸存着，这要求冷酷无情……”（转引自马丁·杰著《阿多诺》，第1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引文中着重号为引者所加。）作为幸存者，仅仅幸存着的确是需要勇气，需要铁石心肠的。那一段经历不堪回首，它不仅会化作噩梦袭扰人类的美梦，而且呼唤所有幸存者，所有后来者对人类历史上的这一段黑暗时期进行反思。还是这位哲学家曾有过一句名言：“奥斯威辛之后诗已不复存在”（NachAuschwitzgibteskeineGechichtemehn）。作为哲学家，他是站在哲学的高度上省查人类文化的基础的。有了“奥斯威辛”，人类文化所有表面上的华美和光彩都黯然失色，也许这是“奥斯威辛之后诗已不复存在”的含义之一吧。然而在奥斯威辛之后以各种形式，包括诗歌（狭义的）来省查它显然是必要的，无论是真实地记录它，悲观主义地描述它，抑或是词语激烈地清算它。也许皮埃尔·加斯卡尔该算是前两种之中的吧，他的小说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或许是某种真实，某种悲观和无奈，这也许是这个世界上所有和平的平民面对暴力和屠杀的共同反应吧。

　　小村庄公墓安葬日益见少。国际红十字会的瑞士或瑞典代表获得德国人允许，可以巡访我们的集中营了，因为伦敦广播电台披露其存在，着重揭露我们集中营严重缺水，从而引起其他不良后果，战俘们几乎完全没有卫生条件，英国人这些信息大概是由他们自己的密探提供的。所以，德国国防军也许担心英国的信息会产生效应，稍为改善了一点儿集中营的生活条件，故而战俘的死亡人数减少了。
　　所谓“游戏规则”，这个字眼儿多为各族犬儒主义者共同采用，也部分在此重新建立起来。
　　这些规则，不管可争议之处如何之多，对欧洲这边和被德国人军事占领的这个国家而言，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因为这意味着承认敌人以及“穿军服”敌人的人格，即敌人的人格突然变得珍贵起来，至少与“同类们”的人格相等了，因此一条相互性的规则相对地建立起来。这类国际伦理规范被称为《日内瓦公约》。
　　与我们为伍的，有整整一个族群的犹太人，不同年龄的男女和儿童，包括吃奶的孩子，统统遭受德国人奴役，吃得差而少，物资匮乏，成年人和青少年在寒冷和烂泥里干重活儿，而且横遭粗暴对待，备受辱骂，经受预谋杀害前的折磨，干等着“致命一击”归天。
　　国际红十字会代表们携带着《日内瓦公约》详细记载限制性规定的手册，穿梭处于战事的世界各地，勇气可嘉，有的甚至丢了性命，因为权力有限，不得不恳请交战方尊重规章，所谓规章，搞到最后只是简单遵守“公平处理”（Fairplay），从道义上讲，等于遵守卫生规章、无菌规定等，所以红十字徽章实际上是卫生的象征。
　　欧洲这个地区，春天降临得有些突然，猛不丁植物幼苗穿破薄冰露出头来，是时尚为五月。我们沿着树林边缘铲挖一方方草皮，将其拼凑移栽到坟头，一旦披上绿装，看上去就像老坟头儿，与周围景色就融和一体了。即使坟头儿总归使人想起死亡，也可从时间上依稀后退，让死亡显得模糊起来。
　　我们把一块块草皮铺在坟头儿上，用手轻轻拍打，有点儿像整理有病人躺着的床铺。坟里的难友们，我们未曾相识：集中营里人太多，我们只回去睡觉过夜而已。所以公墓里，他们的名字绘制在十字架上，插在坟头前面，我们事先没有记住，是按每个难友的坟头所占的位置来确认的。
　　然而在集中营里，与死者亲近的难友们，有点跟我们套近乎，好像我们的职务使我们跟逝者挺亲密，并保持着亲密关系。从集中营、从原先为训练骑马所修建的大操场，因周围有几幢房屋和马厩挡着，举头望不到公墓：高地一处褶皱，把公墓遮住了。但，用手指朝公墓那边指一下就足以调动这些战俘的想象力，让他们在高高的铁丝网后面精神上兴奋不已。事实上，两秒钟之后，他们就不怎么想死去的难友们了，而更想念自由的空间，更想望树林那边的山角，仿佛已经看到自己打那儿逃之天天了。
　　每天早上，我们肩扛工具在集中营大门集合，等候看守来会合，至此我们的看守始终没有换人。我们经过门卫岗哨时，不可缺少的仪式是：哨兵，尽管跟我们大家都熟了，依旧向站在后面哨所门口的中士大声报告：“殡葬！”这个称呼原本是柏林殡仪馆最大的企业商号。这个玩笑成了哨兵们对我们共同的称呼。
　　我们在微笑中迈着散心的步伐离去。为什么要着急呢？死亡不再可能让我们手足无措了：我们始终有一口事先挖好的墓穴……我们从树林边缘挖取的草皮除属于普通禾木科外，还包括狐茅和早熟禾，也包括莲座叶丛，这类植物的蓓蕾因本身叶丛过密而被抑制，所以我们认为，即便有少量蓓蕾突破叶丛露出头来，也永远开不了花朵。况且，为了使草皮能完好地贴住坟头四侧和坟堆顶部，有时不得不用双手摁压，并用身躯平压。但不管怎样施压，各类小草都开花了。尤其是雏菊和酢浆草，凡具有三裂片的，一眼就认得出来。用我们的身子将它压个半死，也许反倒有利它生长。植物学家确认莲座叶丛经过几千年适应矮小状态而存活下来，以致不再被食革动物啃青，甚至绵羊都不肯光顾。
　　公墓修葺一新，呈阶梯形，最高一行坟头儿紧挨树林，甚至齐挨着林边。对埋葬在那里的屡逃惯犯来说，必有难得的亲近感吧！树木的阴影儿对他们的亡灵来说，也是适宜的，使人想起他们曾经在树林荫蔽下经常东躲西藏，寻找藏匿之处。
　　傍晚，晴和日丽，树荫儿一直覆盖到第一排坟头儿，将其裹挟，让占领者得到庇荫。但，树林尤其从地底下延伸过来，通过树根向他们蔓延，跟他们接触，把他们拉拢，恰似扔向溺水者的缆绳。树根比地下动物的生命更坚强，比掘地动物的行动更执着，摸索着延伸，越长越多越起劲，久而久之把尸体裹进一种宁静生活的网络中，亡灵们即使与大地融为一体，也会通过各自坟里的尸体参与这种宁静的生活。
　　P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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