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是儒家的经典，内容丰富，思想精微。本书融汇作者十多年钻研儒家思想的心得，从十二个方面对《论语》做了解读，使这部古典著作所蕴含的的哲理嘉义，能古为今用，给今天的读者以新的启发。本书并非对原书逐字逐句进行注疏，而是就孔子思想系统的重要概念加以解说，文字简明畅达，使读者相悦已解。
《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研读十二讲/高等院校通识教育系列教材》：
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孔子便被异化为一个可以任意修饰或打扮的虚构形象。这也是导致后世对于孔子言论真假难辨的根源所在。
《荀子·儒效》：“客有道曰：‘孔子曰：“周公其盛乎！身贵而愈恭，家富而愈俭，胜敌而愈戒。……应之曰：‘是殆非周公之行，非孔子之言也。’”在这里，“客”所引用的“孔子曰”即是当时冒用孔子名义而杜撰的话，借此管中窥豹，可以想见当时冒用孔子之言“以逞私说”的普遍情形。冒用孔子言论的肆行，必然导致“孔子之言”的真假难辨。因此，这位和荀子讨论的“客”，引用了一则孔子的“假言”，竟然习焉不察，因此荀子马上特别提醒，并予以纠正。荀子断然肯定地说，此“非周公之行，非孔子之言”，也可见他对这一现象的关注、敏感和警惕，同时也体现出他对孔子的形象的精心维护。
同样地，《孟子一万章上》：“咸丘蒙问曰：‘语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尧帅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见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于斯时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识此语诚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齐东野人之语也。”此处咸丘蒙所引的“孔子曰”，早见于《墨子·非儒》：“孔丘与其门弟子闲坐，曰：‘夫舜见瞽叟就然，此时天下圾乎？’”又见于《韩非子·忠孝》：“记曰：‘舜见瞽瞍，其容造焉。孔子曰：当是时也，危哉！天下岌岌，有道者、父固不得而子，君固不得而臣也。’”今无从考证《韩非子》“记曰”的出处，所以也无从判断此处“孔子曰”的最早出处。不过，从《墨子》、《韩非子》征引看来，它在当时颇为流行。由于它与儒家思想相悖，所以咸丘蒙怀疑它的真实性，并以此质询孟子，而孟子的回答也很干脆：认为这不是君子的言语，而是齐东野人的话。由此可见，这段“孔子曰”，实际上是给儒家抹黑的话，以致《墨子》等“非儒”者借此发难。这是杜撰“孔子曰”盛行风气给儒家思想传播带来的负面影响。
总体而言，在这股潮流和风气中，先秦诸子大多都应时而动，紧随大局，纷纷将孔子形象打扮成自己著书立说的依据。具体说来，有《孟子》、《荀子》、《庄子》、《韩非子》等诸家，打扮得较为成功，在当时以及后世影响也较大。
《孟子》把孔子虚饰为王道的代言人。《孟子·公孙丑上》：“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在这里，孟子以“七十子之服孔子”为例，为其王道政治学说张本。在尧、舜、禹禅让美政的构建中，孟子对孔子形象及言论也作有增饰，强调“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荐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孟子·万章上》），他以孔子为例，认为孔子虽然贵为圣人，由于没有尧、舜这样的天子举荐，便不能得到天下。他引用“孔子曰：‘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孟子·万章上》），借用“孔子曰”为他的尧舜禹禅让说寻求依据。
其实，以孟子为代表的尧舜禹禅让说，在先秦时期已有不同的版本和说法。《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记载：燕王曾欲传国于大臣子之，向潘寿询问有关禅让的事情。潘寿回答说：“禹爱益而任天下于益，已而以启人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故传天下于益，而势重尽在启也。已而启与友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是禹名传天下于益，而实令启自取之也。”《战国策·燕策一》也载：“禹授益，而以启人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传之益也。启与支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是禹名传天下于益，其实令启自取之。”又《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载：“尧欲传天下于舜。鲧谏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传之天匹夫乎？’尧不听，举兵而诛杀鲧于羽山之郊。共工又谏曰：‘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又举兵而诛共工于幽州之都。于是天下莫敢言无传天下于舜。仲尼闻之曰：‘尧之知舜之贤，非其难者也。夫至乎诛谏者必传之舜，乃其难也。’一曰：‘不以其所疑败其所察则难也。’”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与《孟子》所粉饰的尧舜禅让美政说法的另一面，当尧欲传帝位于舜时，是鲧和共工极力死谏，反而以此遭遇诛杀之祸。《韩非子》并用“一说”的形式，表明当时记载此说的不同版本和出处。值得重视的是.上述《韩非子》有关尧舜禅让的记载，与西晋汲冢出土的《竹书纪年》有颇多吻合之处，并得到进一步的证实。
《晋书·束皙传》描述《竹书纪年》的内容说：“盖魏国之史书，大略与《春秋》皆多相应。其中经传大异，则云夏年多殷；益干启位，启杀之；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按《竹书纪年》记载了益、启、太甲、伊尹、文丁、季历等事。在权力的交接中，充满了血腥的篡逆和杀戮。其中如法琳《对傅奕废佛僧事》引《汲冢竹书》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苏鹗演义》引《汲冢竹书》云：“舜篡尧位，立丹朱城，俄又夺之。”又云：“尧禅位后，为舜王之。舜禅位后，为禹王之。”读来惊心怵目，仅一个“篡”或“囚”字，就赤裸裸地将孟子美化的所谓的尧、舜禅让仁政外衣剥去。《竹书纪年》的这些记载，由于与儒家典籍中尧、舜禅让的仁政学说，大相径庭，在儒家学说大行其道的封建时代，总是很难接受，所以《竹书纪年》遭遇删改、不让流传、失传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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