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名字_若泽·萨拉马戈（José Saramago，1922-2010）　著，王渊　译_9787506374651

独身的中年人若泽先生是民事登记总局的普通职员，工作中负责对各类文件誊写和归档，业余时间唯一的乐趣则是收集名人剪报。偶然的一次，他从局里不小心夹带出一张陌生女子的卡片，没来由地就此对她产生了兴趣，开始采取各种办法搜寻她的生活轨迹，但他不知道自己的生活和观念将由此发生多大的巨变……

　　《所有的名字》序
徐则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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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我念大学二年级，每个周末都要把方圆五公里内的大小书店逛一遍，在一家小书店里看到了一本叫《修道院纪事》的书。那时候我不知道若泽·萨拉马戈是谁，因为古色古香的封面，因为一个简体字版却印了一个繁体字的书名，当然，主要因为在此之前我从未读过任何一本葡萄牙的小说，我拿起了那本书。只看了小说开头我就意识到，又多了一位要持久牵挂的作家。在澳门文化司与花山文艺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那本《修道院纪事》的正文第一页，我读到这样一段话：

要说过错在国王身上，那简直难以想象，这首先是因为，无生育能力不是男人的病症，而是女人们的缺陷，所以女人被抛弃的事屡见不鲜。其次，如果需要的话可以举出事实证据，因为本王国王室的私生子多得很，现在大街上就成群结队。况且，不是国王而是王后不知疲倦地向上苍乞子……

　　《所有的名字》序

徐则臣

1997年，我念大学二年级，每个周末都要把方圆五公里内的大小书店逛一遍，在一家小书店里看到了一本叫《修道院纪事》的书。那时候我不知道若泽·萨拉马戈是谁，因为古色古香的封面，因为一个简体字版却印了一个繁体字的书名，当然，主要因为在此之前我从未读过任何一本葡萄牙的小说，我拿起了那本书。只看了小说开头我就意识到，又多了一位要持久牵挂的作家。在澳门文化司与花山文艺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那本《修道院纪事》的正文第一页，我读到这样一段话：

要说过错在国王身上，那简直难以想象，这首先是因为，无生育能力不是男人的病症，而是女人们的缺陷，所以女人被抛弃的事屡见不鲜。其次，如果需要的话可以举出事实证据，因为本王国王室的私生子多得很，现在大街上就成群结队。况且，不是国王而是王后不知疲倦地向上苍乞子……

在我当时饕餮般的外国文学阅读的经验里，从来没有哪个作家这样说话。这个叫若泽·萨拉马戈的人用的是一套歪斜的、荒唐的、无理取闹般的逻辑展开叙述，但你必须承认，他的说话方式如此别致和妙趣横生，不管他如何吊诡、顽劣和不正经，他说的都是一件相当严肃的事，这奇怪的逻辑里有他想让我们看见的事情真相。还有，他胆敢如此漫山遍野地动用各种关联词：首先、其次、况且，不是、而是，因为、所以，如果——这才几句啊。大师们和各种教科书都在提醒我这个初涉写作的学徒，别像吃土豆就得蘸盐那样一动笔就向关联词求救，只有拙劣的作家才会如此铺张地因为所以。但我真的是喜欢萨拉马戈频繁地因为所以，他怎么用都不让你厌烦和自卑，因为贴切，因为如此之贴切。似乎只有萨拉马戈才这么用，才敢这么用。在读《修道院纪事》的整个过程中，直到现在很多次重读，我都会忽略掉译者范维信先生的功劳，我觉得萨拉马戈根本就是一个用汉语写作的作家。恕我直言，能把汉语用到萨拉马戈这份儿上的中国作家，没几个。

那时候我还不会上网，不知道去网上搜一搜萨拉马戈的尊容。在十六七年前的那家书店里，我就对此十分好奇，我纳闷一个人得长成什么样，才能写出如此这般诡谲、朴拙又精致地漫不经心的文字。当然后来我见到了。1998年3月，葡萄牙语文学文化杂志出了一本《卡蒙斯》杂志专刊，中文版，图文并茂，在葡萄牙大诗人卡蒙斯的高度上推介萨拉马戈，内中收入萨拉马戈多幅照片，包括之前他和夫人应邀来华的观光照。我念书的大学图书馆有幸获赠一册，封面上盖有表示赠送的印章。至少有半年时间，那本专刊一直在我手里，我一次次重借。刊中文字不多，萨拉马戈的大幅高清照片一张挨着一张。时至今日，我都没有如此大规模地翻看过第二个作家的照片。

可能因为萨拉马戈成名时就已经是个60岁的老头，作为一个大作家他都没机会年轻过，照片上的萨拉马戈已然垂垂老矣，是个似乎多少年来就一直坚持谢顶、皱纹密布的瘦高老男人。他的目光澄澈、集中，偶尔对着镜头顽皮地笑一下，沧桑里有锐利，天真中似乎还存着一点恶作剧般的单纯。他长得跟我想象的一模一样，或者说，这个长相写出那样的小说理所当然，或者说，那种神奇的文字只有这样的人才配、才有能力写出来。抱歉，用这种八卦式的逻辑谈论萨拉马戈可能很不靠谱，但我必须把它说出来，因为一个作家与另一个作家的相遇，一个读者与一个作家的相遇，绝大多数时候都是这么的不靠谱。没准萨拉马戈本人会很认同，多少年来他一直坚持用类似不那么“靠谱”的逻辑强悍地讲述一个又一个故事——《修道院纪事》、《里卡多·雷耶斯辞世之年》、《石筏》、《里斯本围城史》、《耶稣基督眼中的福音书》、《失明症漫记》、《双生》、《复明症漫记》……以及我们将要谈论的《所有的名字》。

从1997年的那个下午开始，萨拉马戈一跃跻身于我个人偏爱的作家的极短的短名单内。这个名单多年来更新频繁，早已从1.0升级至3.0、4.0，很多大师来了又去，但萨拉马戈依然“硬硬的还在”。我以一个超级粉丝的专业姿态追读着他的每一个中文译本和可能找到的英文译本。

2010年6月18日，萨拉马戈在西班牙兰萨罗特岛家中去世，享年87岁。愿他老人家在天上安息。

我在小书店里偶遇《修道院纪事》的那一年，萨拉马戈75岁，出版了他的第十部长篇小说《所有的名字》。

这部旨在为众生、为“所有的名字”伸张的小说里，只有一个名字——萨拉马戈把他自己的名字慷慨地给了主人公——他称他为“若泽先生”；其余人物则回归众生，他们只代表他们的身份，他们分别是：助理书记员、正书记员、副注册官、注册官、陌生女子、一楼右边的老太太、医生、药剂师、校长、公墓雇员、公墓副看守、公墓看守官、牧羊人、陌生女子的父母；还有一位高高在上，永远不动，就是若泽先生躺在床上睡不着觉时看见的天花板，在萨拉马戈式的魔幻中，这位天花板同志与我们的若泽先生展开了多次深刻的对话。熟悉萨拉马戈的读者都知道，就算《所有的名字》中只有一个名字，也不是最少的，《失明症漫记》中一个人名都没有，只有医生、医生的妻子、戴墨镜的姑娘、戴黑眼罩的老人和斜眼小男孩。

很多年里我一直纳闷，萨拉马戈吝啬到都舍不得给自己的小说人物取一个名字，他是如何做到的呢。读过《所有的名字》我差不多明白了：有了确切的名姓你只是你自己，取消了命名你可能是所有人——此处“取消”一词换成“超越”未尝不更恰切。当萨拉马戈克制住自己对人物命名的欲望时，我觉得他更像若泽先生的天花板，不管我们这些助理书记员们眼睛睁没睁开、看没看见它，它都在，它悲悯地把一切都看在眼里。这个世界固然纷繁复杂，但正如萨拉马戈即便不用姓名去区分每一个人、我们最终也不会把张三与李四搞混一样，天花板条分缕析，它把所有人一一看在眼里，男人女人，活人死人，相依为命共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不应该把山羊和绵羊分开，也不应该把死人和活人分开。若泽先生最后要做的就是这件事。在这个意义上，若泽先生是天花板的使者。一个民事登记总局的助理书记员，处在登记总局权力等级的最低端，尽管他已经到了知天命之年，漫长丰厚的岁月依然把他塑造成了一个失败者，贫穷，乏味，沉默，仅仅依靠多年养成的刻板惯性，以及可笑的制作名人信息档案的改良过的职业病过活。这样平凡到可以忽略不计的人满世界都是，小说中最不该给予命名可能就得是他，但萨拉马戈隆重地委以“若泽”——失败者走进人群里，没有比这更合适的安排了。于是若泽先生在某一天晚上潜入登记总局，他想偷偷地拿出五个名人的信息登记簿，以丰富自己收集的名人信息档案。冒昧的第六张登记簿粘在了第五张下面，被他一起带回了家。作为闯入者的第六张是个女人，36岁，本市人，新的信息只有两条：一条结婚，一条离婚；此外的信息都来自36年前，那时候陌生女人还是个初生婴儿，卡片上记录了她的姓名、父母和教父母的简单信息。“类似的卡片在文件柜里肯定没有几千也有几百条。”萨拉马戈是这么说的，所以这个女人同样是个可以忽略不计的人。但是助理书记员发现了她。这个发现因为偶然，反倒重大，他突然觉得这个平凡的女人完全可以和一百个名人等价。需要理由吗？若泽先生没有理由，但我们都知道，若凡事都要讲出个一二三，我们根本没办法活下去。她完全可以很重要。她为什么就不能很重要呢？

若泽先生决定找到这个陌生女子。

开始我以为这是一场莫名其妙的爱情，一个单身的50岁男人，一个36岁神秘的陌生女人，不来一场恋爱说不过去，哪怕是单相思，哪怕是柏拉图之恋。可是萨拉马戈不写爱情——1982年，后来成为萨拉马戈妻子的皮拉尔·德尔里奥当时只有26岁，她去采访已经成为名作家的萨拉马戈，她表达了对《修道院纪事》里巴尔塔萨尔和布里蒙达两情相悦的喜爱，胜过对作家隐藏在文字中对现实和宗教的批判的看重。萨拉马戈回应道：“小姐，你完全没看懂我的小说，我从不写爱情。”不写爱情，那一个单身男人为什么在接下来的故事中，要殚精竭虑地去寻找一个半毛钱关系没有的陌生女子呢？他不惜冒险夜半进登记总局翻找资料，他伪造单位授权书去找相关人士查访，他旷工、装病，他像小偷一样潜入陌生女子小时候念书的学校偷窃档案卡片；末了就算他获知魂牵梦绕的陌生女子已自杀身亡，助理书记员先生依然假托登记局之名，进公墓寻觅她的葬身之地。在这些锲而不舍的情人式追索的过程里，一个循规蹈矩、沉默、胆怯、卑微的小公务员不见了，他嚣张、无所畏惧、谎话张嘴就来，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只有爱情才可能如此彻底地改变一个人。

天花板的看法和我一样。天花板在第157页说：“除非是出于爱情。”若泽先生认为该想法纯属“没头没脑”。但天花板又说：“只有你自己才能给出答案。”若泽先生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他无法说服天花板，同样他也无法说服自己。也许他缺少足够的时间去思考这个问题，因为他已经从床上爬起来，收拾干净自己，弄了点吃的，开始忙着给陌生女子的父母打电话。此时，陌生女子已经死亡，他要知道她为什么自杀。

自杀的原因很复杂，有多少个自杀的人，就有多少种自杀的原因。若泽先生最终没能弄明白陌生女子为什么不愿活下去。一个死去的人是否可以承载他的爱情？小说进行到这里，我和若泽先生一样困惑了，我想无所不知的天花板也会面临同样的疑难。萨拉马戈至此也打住，他“从不写爱情”，这是他的高明之处，笔锋一转，他开始写公墓，让若泽先生守着坟墓睡了一夜之后醒来，遇上了半高古半不着调的牧羊人。该牧羊人因为常年带领羊群出入墓地，基于自身诡异的生死观，养成了混淆死者的坏习惯，他热衷于把尚未立碑的新坟上的编号牌搞乱，当你认为坟墓里葬的还是A时，他已经把他/她换成B了。当然，他从不认为他干的是坏事，你批评他他跟你急。接下来，故事在漫长的寻找之后突然开始了加速度，民事登记总局的注册官要实施新政。他决定，登记总局从此改变信息卡片的摆放规则，逐渐取消生者资料区与死者资料区的隔离与对立，让死者永远和生者在一起，让一个人的死与他的生相偎相依，生死与共。

至此，一个追寻活着的人的故事，转变成如何处理死者的问题。死亡不等于不存在，不等于一切都烟消云散了，死亡只是一个人存在的另外一种形态，是活着之外我们继续存在的另一种形式。“……开始写一个最简单的故事——一个人寻找另一个人，”萨拉马戈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演说的最后部分说，“因为他意识到人生中没有比寻求别人更重要的了。这本书叫做《所有的名字》。不必写出来，我们所有人的名字都在那儿，无论你活着，还是死了。”

也就是说，萨拉马戈先生完全赞同若泽先生：追寻一个活着的人，跟追寻一个死去的人，同样重要；这跟那陌生女子与一百个名人等值是一个道理。这是萨拉马戈先生和若泽先生的逻辑。所以他写了这部小说。问题是，小说和天花板一样，也有它自身的逻辑：“一个人寻找另一个人”肯定是不够的，“一个人寻找另一个人”只是个形式，最终你找到不能只是一个人，而应该是一群人，是所有人；如果一个人的确能够对应一个名字，那么你找到的应该是“所有的名字”。

于是我们知道，假如若泽先生的确曾对陌生女子生出某种复杂的爱意，那么这似是而非的爱情的目的，也不在于让彼此进入对方的生活，而在于将对方从匿名的状态中挖掘出来，在抽象和冰冷的档案卡片中重新发现和恢复个人鲜活的生命史。若泽先生对于人类的贡献也在于此：让登记局的档案里留下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萨拉马戈是个悲观主义者。在这个悲观主义大师众多冷峻和绝望的作品序列里，《所有的名字》有点异类，悲情之余多少有点喜大普奔的意思了。但它依然跟萨拉马戈的其他作品一样，是个寓言。寓言从来都无力于指导行动，只能作为一个提醒。它是不可能之事，仅在理论上成立。这大概也是萨拉马戈冷峻、悲观和绝望的重要原因。而这“成立”的“不可能”，恰恰是好文学的终极指标之一，作家批判、提醒、建构一个个乌托邦，为了让这世界一天天更加美好。寓言总是缘起于想象力与远见卓识深处的一个个陡峭的点。萨拉马戈尤其如此。

《修道院纪事》里有一只人造的大鸟，依靠人的意志去驱动，而这团密云一样的东西只有布里蒙达才能看见。《失明症漫记》，开车的男人等待绿灯的时候成了瞎子，他的失明像瘟疫一样开始蔓延，整个城市（除了医生的妻子）全看不见了。在《石筏》中，欧洲大陆沿着比利牛斯山断裂，葡萄牙和西班牙脱离欧洲大陆在大西洋上独自漂浮。《里斯本围城史》里有个校对员，在一本反对摩尔人的解放战争的书中，把“是”改成了“否”字，整个历史全变了。《里卡多·雷耶斯辞世之年》，大诗人佩索阿死了，他的笔名所有者里卡多·雷耶斯还活着，佩索阿从坟墓里走出来，诗人和他的笔名像两个人一样开始聊天。《双生》，历史老师特图里亚诺·阿丰索在一部三流电影中看见了一个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人，然后开始寻找那个演员。《复明症漫记》，是《失明症漫记》的姊妹篇，患过盲流感的那个城市的居民这一回突然擦亮了目光，商量好了似的，对当局的统治非暴力不合作，在政治竞选中集体投了弃权票……

为什么会有这些突发事件，萨拉马戈从不解释。《所有的名字》也起始于一个偶然：若泽先生碰巧带回了第六张登记簿，那张登记簿碰巧是那个陌生女子。你可能会问，如果第六张登记簿上是一个男人的名字，若泽先生还会有兴趣去找吗？我确信会。萨拉马戈一定会让他去找，因为当此时，萨拉马戈对寻找一个人有兴趣，男女不重要。萨拉马戈的兴趣基于他对人世的洞见，这一点具有必然性；选中陌生女子不过是为了便于想象力和论证过程的开展。而当萨拉马戈的论证过程有条不紊地展开时，你会逐渐忘掉突兀的开头，他的论证如此严密和强大，如此的现实主义，你都不相信这样的完全符合日常逻辑的现实主义推进方式是在为超现实的立意服务。开头有多虚幻多飘渺，此后的论证就有多扎实和多牢靠。

当陌生女子被选定后，萨拉马戈迈出了《所有的名字》的第二步——我一直有种感觉，萨拉马戈的写作通常有个“两步走”：第一步，大胆假设，就像科学家提出一个假想；第二步，小心求证。尽管假想只是一个简短的开头，它耗费的时间和气力肯定不比其后漫长的演算和论证少。较之于小说的重要性而言，两者势均力敌，甚至四两犹胜过千斤——第二步的活儿能干的人没那么多，但肯定也不会太少，而第一步，凤毛麟角，甚或只有萨拉马戈一个人可以胜任。鉴于此，我不打算穷究他是如何生发他那萨拉马戈式的奇崛、高昂的想象，追究起来多半也是瞎操心，倒不妨尝试说说第二步。

萨拉马戈从来都认为自己的写作就是“工作”。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他说：“对我来说，重要的事情就是我好好地完成了我的工作，根据我的标准，好工作是——这本书按照我所想的方式写了下来。”我猜此处他说的是第二步：论证符合预设，他满意了。在《所有的名字》中，当第六张登记簿被若泽先生带离登记总局之后，萨拉马戈就由文学家变成了科学家，或者说，由诗人变成了学者，他得像写论文那样一点点朝小说的终点论证过去。

我想象萨拉马戈在第六张纸之后又拿出一张纸，上面列出的是寻找一个人可能有的多种方法。这些方法必得在日常的逻辑里一一运行，甲法不行换乙法，乙法不行换丙法，丙法不行换丁法，以此类推。故事的延宕需要这些都参与进来，哪些先哪些后萨拉马戈必须给出充分的理由，否则就会露馅，故事将四面漏风。比如，若泽先生寻找了半天，陌生女子的教母突然“狡黠地笑了，说道，也许在电话黄页里找找不是个坏主意”。此时，如果萨拉马戈先生没有提前准备好，肯定会和若泽先生一起心跳加速，因为这实在是寻人的最便捷方式，如果你真是要调查一个人的下落的话。由此，我们看到若泽先生被迫直面这一问题：究竟为什么寻找？天花板也参与到类似的提醒和诘问，它和所有的当事人一样，负责发现各种可能性的漏洞，让若泽先生/萨拉马戈先生一个个解决。假如你在阅读过程中曾产生不同的疑问，那么小说结束，你会发现这些疑问都会得到答案。这是萨拉马戈的写作方式，他列出问题的各种可能性，接着逐一解决。这个思维缜密的大脑，写小说如同做论文。

不得不说的还有他的修辞风格。标志性的但也饱为诟病的标点吝啬病，原文里他只用逗号和句号，正常的叙述倒还好，一旦陷入无始无终的对话，简直是灾难，你必须高度集中才能弄清楚哪一句话是谁说的。但这一特征恰恰又是他对文学的贡献之一，因为模糊了叙述和对话的界限，反倒扩大了句词的功能：当一句话既可以被理解为常规叙述，又可以被当成对话之一，它的含混和复杂油然而生。很可能也是在节省标点的启发下，萨拉马戈发明了一种独特的推进故事的方式：虚拟的将来时及对话。这一假设绝非心血来潮，而是为了打开空间，参与叙述，当某个突如其来的问题需要解决时，虚拟的场景如约而至：

然而只有在很久之后，在我们现在叙述的这些都已经无关紧要时，若泽先生会发现同一位幸运女神这一次又神奇地站在了他这一边，让他避免了灾难性的后果。他原本不知道，这栋楼的一家住户，出于魔鬼的巧合，正好是登记局的一名副长官，我们可以轻易地想象出那情景会多么骇人，我们这位大胆的若泽先生敲开门，展示卡片，也许还展示了假授权书，而开门的妻子欺骗他说，您晚点再来吧，等我先生回来，一向是他处理这些事情，然后若泽先生会回来，满怀期冀，却会撞见愤怒的副长官将他当场抓获……这一回就好像他的守护天使不停地在他耳边劝告，他决定将调查方向改为周边的商铺，若泽先生就这样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拯救了自己……（P93-P94）

显而易见，萨拉马戈通过这种虚拟的将来时及对话弥补故事可能出现的漏洞：陌生女子可能的住处与登记总局同处本市，且相距不远，若泽先生的秘密寻访难道不会曝光？这一段虚拟的场景告诉我们，会，但若泽先生因为幸运女神的眷顾成功地避免了。

此功能之外，这一技法其实还可以作为审美的逃逸之术。正面强攻过不去的地方，避重就轻地来那么一下子，这转身可是既体面又华丽的。而且，因为这一将来时的引入，小说的层次感更强，意蕴也会愈加丰富。当然这只是我题外的发挥，未必合萨拉马戈的本意。

《所有的名字》只有十来万字，以我个人的阅读感受，也并非萨拉马戈最得意之作，但它的问题意识、叙述方式、写作的内在秘密，以及某些我在这篇序言中没有涉及或者没有能力涉及的特点，又是“最萨拉马戈”的。无论你把它放在千本万本小说中，它都不会埋没自己，只要翻动它的前几页，它就会告诉你它姓什么。萨拉马戈，不会是第二个人，因为萨拉马戈如此与众不同。

从我站在那家小书店阅读《修道院纪事》的时候起，我就把他从古往今来的作家中区别了开来。在作家们不同的队列中，他单独站出一队，这一队目前只有他一人：这类作家能把奇崛的想象、务实的行文、蓬勃的游戏精神、清冷的理性、深重的怀疑主义、诡异的修辞以及彻骨的荒谬感几乎完美地结合到一起。这让萨拉马戈成为一个既执着又散漫、既狭窄又宽阔、既冷静又激情、既深邃又天真的大师。十余年来，无数次阅读萨拉马戈，每当我费尽心思要总结我的阅读感受时，头脑中都一次次闪现他不同角度和表情的面孔，仿佛这些小说都写在他的脸上。

2014.07.06知春里

门框上方有块窄长的金属板，上过釉，白色的背景上是黑色的字——民事登记总局，有些地方的釉色已经破裂脱落。大门古旧，最外层栗色的漆也已开始剥落，木头的纹理看上去仿佛剥下的毛皮。正面共有五扇窗。一旦跨过门槛，就能闻到旧书的味道。的确，没有哪一天没有新的纸张进入登记总局，它们属于外面陆续诞生的男男女女，但是这味道一成不变，这首先是因为所有的新纸一经制造出来，它们的命运就是开始变旧，其次是因为，没有哪一天不会写下死亡原因和对应的时间地点,更多时候在旧纸上，但不少时候也在新纸上，每张纸带有各自独特的味道，并不总会对嗅觉黏膜产生刺激，这有时不时弥漫在登记总局空气中的些许芳香为证，灵敏的鼻子可以嗅出这香气是由玫瑰和菊花对半混合而成。

紧靠大门是一扇高大的屏风，经过上嵌的两块玻璃就能来到一间硕大的方形房间，工作人员就在这里办公，他们和公众之间由一长条连接两头墙壁的柜台隔开，只在一端留有推拉门以供出入。自然，房间的摆设符合级别上下要求，不过和谐不仅体现在此，还表现在几何学上，这可以用来证明美学和权威之间并无不可调和的矛盾。第一排桌子和柜台平行，属于八个助理书记员，他们的任务就是接待公众。这些桌子后面是一排四张桌子，一样均匀分布在一条直线上，这条线从大门起一直延伸到房屋阴暗的边际。这些桌子属于正书记员。后面的一排属于副注册官，有两位。最后，理所应当的，是注册官独自一人，平常人们用“长官”称呼他。

对全体工作人员的任务分配只满足一个简单的原则，即各级人员有义务完成能力范围内的所有任务，只有小部分需交由上级处理。这意味着助理书记员必须从早到晚不停工作，正书记员有时工作，副注册官偶尔工作，注册官基本不工作。八位前台忙个不停，刚坐下马上就要站起来，总是从桌子跑到柜台，从柜台奔去找索引卡，再从索引冲去档案区，然后马不停蹄地重复这个顺序或者其他排列组合，而他们的上级无论远近都无动于衷。要理解本书的中心故事，那些虐待、舞弊和造假行为如何能够如此轻易地发生，这一因素必不可少。

为了不要说着说着就忘记如此重要的问题，我们理应从了解档案和索引放置在何处和如何运作说起。结构上主要分成两大类，如果用简单的话说就是按照自然法则，分成死人的档案索引和活人的档案索引。已经不在人世的，他们的档案基本被安置在这栋房子的后面。由于死者的数目不停增长，后墙经过一段时间就得扒掉，然后往前扩几米重建。很容易得出结论，虽然由于一直有人出生，对于生者文件的安置让人担忧，但这一难题到目前为止解决得挺令人满意。对于档案采取的是在搁板上水平压缩放置个人卷宗，而对于索引卡则使用了薄乃至超薄的卡片纸。除了前文述及后墙的不便，历史上设计登记总局的建筑师的眼光令人赞不绝口，他们无视只知墨守成规的守旧派的反对，主持在办公人员后方建设了五条与天花板同高的巨型书架，中间的书架顶端最为靠里，都快要靠上注册官的豪华座椅了。两边书架的顶端则更靠近柜台，中间的两条，怎么说呢，就在半路上。目击者无不认为这工程超凡浩大，因为一直延伸到屋里深处肉眼难及的地方，还因为从一定位置起就漆黑一片，只在需要查阅案宗时才会亮灯。这些就是承载生者之重的书架。死者，或者说他们的文件，还要深埋在更里面，摆放的条件并没有得到理应的尊重，所以每当有亲属、公证人或司法人员来档案总局索要另一个时代的证书或文件副本，就得花大工夫来找。这部分档案的混乱程度由一个原因造成而且不断加剧，那就是越是古老的死者，摆放的却越靠近所谓的活动区，紧挨着生者。按照注册官的妙语，这构成了两倍的负荷，因为极少有人会关注他们，隔很久才会来一个研究鸡毛蒜皮历史细枝末节的怪人。除非有一天决定把死者和生者分离，在别处另建专收死者的档案局，除此之外无可救药。正如人们所见，那次一位副注册官在错误的时间选择提出按照相反的方式整理死者档案，将更久远的死者摆放得更远，而将较近日期的放得更近。按照他的官话，这样的顺序便于接触当前的死者。众所周知，这些人会写遗嘱，分配遗产，因此尸骨未寒的他们极易成为争论争议的对象。讽刺的是，注册官批准了这一想法，但条件是需要提案人自己负责日复一日将那些规模宏大的古代死者的个人卷宗推至深处，这样才能腾出空间给更近的死人。为了忘却这一愚蠢透顶行不通的提议，同时也为了转移对自己受到羞辱的注意力，副注册官别无他法，只能请求下属书记员分一部分他们的工作给他，这样一来就从上到下打破了历史形成的阶级和睦。这一事件助长了漫不经心、怠忽职守和犹豫不决，直到数月后，一位学者来到登记总局进行一项受委托的纹章研究，但却在如地下墓穴迷宫般的死者档案区迷失了。直到一周后他才奇迹般被人发现，又饥又渴，筋疲力尽，开始说胡话，他能够存活下来还要多亏绝望中大量吞咽旧纸，那些纸都无需咀嚼，直接在嘴里融化，未在胃里停留也未被消化。注册官之前已经下令让人把这位冒失学者的登记卷宗拿来，准备宣告其死亡了，这时他决定无视已经造成的破坏，官方说法将其归咎于鼠害，同时下达了一份内部通告，决定强制要求每位需要进入死者档案区的人都必须使用阿里阿德涅之线，违者罚款乃至停发工资。

然而，我们也不能忘记生者的困难。人们早就知道，或许是由于与生俱来的无能，或许是由于实践中学得的狡诈，死神在选择受难者时并不是根据已经活过的岁月，然而用无数对此发表过观点的哲学和神学权威的话说，也许正是这种方式，通过不同乃至截然相反的途径，在人心中间接造成一种悖论的效果，即天生对死亡恐惧的智力升华。不过，回到我们感兴趣的话题，死神唯一不会被指责的一点是，不会有一个毫无才干或其他明显特质的老人被无限期遗忘在世间，只是让他一天天变得更老。没有哪一天书记员不需要从生者的搁板中抽出卷宗将其放置到里面的仓库，也没有哪一天他们不需要把依然在世的人往顶部挪，甚至有时候神秘的命运会开点讽刺的玩笑，让他们只在那位置待一天。根据所谓的自然法则，来到架子顶部意味着你的运气已经到头，没有多少路可走了。架子的尽头，从所有意义上来说，都是坠落的开端。然而，有时候会有卷宗不知出于什么缘由，一直在空白的最边上支撑着，抵抗住最后的晕，在超出公认的人类生命建议长度后依然年复一年地坚挺着。起初这些卷宗会在书记员中激起职业上的好奇，不过不久以后他们就开始不耐烦，仿佛这些不要脸的老寿星是在固执地削减、消耗、蚕食书记员自己生命的长度。如果我们考虑到有数不胜数各个层级的书记员，他们的卷宗过早地从生者档案中提出，而那些顽固存活者文件的外皮慢慢发黄，直到在架子顶部变成黑乎乎不雅观的斑点，冒犯公众观感，那这些迷信的人并没有搞错。这时候注册官对一名助理书记员说：“若泽先生，把那些封皮给我换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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