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和十八年_全勇先　著_9787506373296_图书馆读者荐购服务平台

　　本书是全勇先的中短篇小说集，全勇先是国内著名作家、编剧，现居北京，其代表作有《悬崖》《雪狼》《昭和十八年》等，书中收录有《恨事》《妹妹》《怪人怪命》《行刑者的冬天》等。全勇先的小说中其实有很多东北的方言俚语，但读起来却是那么妥帖，丝毫没有刻意追求文化印记和独特风味的夸张。

　　很久没有读到这样的小说了，难以置信的残酷和不可质疑的真实，让人不敢面对又无法拒绝。作者坦然的写作姿态和从容不迫的叙述，就好像这些小说是不经意间写出来的，　　很久没有读到这样的小说了，难以置信的残酷和不可质疑的真实，让人不敢面对又无法拒绝。作者坦然的写作姿态和从容不迫的叙述，就好像这些小说是不经意间写出来的，那种自然流畅的痛快却让人有不忍释卷的阅读快意。如此老道地向我们讲述人间种种“恨事”、“怪事”以及无颜面对的心灵细节的，却是一位60年代出生的作家。全勇先，一个独立行走在文学道路上的写作者，他的创作里没有别人的影子，他的小说也具有不可模仿的原创特征。我最早注意到他的小说源于一次偶然的阅读，短篇小说《恨事》的故事和讲述故事的方式让我产生一种阅读上的新鲜感。不久之后在书店里见到以此为书名的小说集，便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这时才发现，原来全勇先的小说世界如此纷繁，而我在任何一种新生代或先锋派的作家名单里，都没有见到过这个名字。
　　全勇先小说至少有三种人生，回到历史，抗日战争时期发生在伪满洲国的令人触目惊心的“恨事”，在他的笔下就有如一个亲历者在回味中的娓娓道出，已经除去了一时的愤怒火焰，而具有比战争本身更尖锐的沧桑感；直面现实，即使是最惨烈的人间故事，他都能够在一种平和、冷静的笔调中讲述出来，可他一点游戏和油滑都没有，他的责任感体现在，他以自己的冷峻告诉我们，这样的故事在现实中太多了，没办法大惊小怪；贴近心灵，在充满自叙色的人生故事中，让一种生存状态和灵魂挣扎的过程呈现出来，既没有粉饰堕落的造作，也没有放弃崇高后的无畏，他的姿态不是拷问式的咄咄逼人，而是一种平和的观察和缓缓流出。全勇先的写作姿态和心态，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即使对语言的处理也是如此，他的小说里其实有很多东北的方言俚语，这些语言和词汇已经在小说里起到营造氛围和保持文气通畅的作用，但从作家的创作来看，他并没有在意到它们的存在，它们甚至是在无意中不得被使用才出现的，所以读上去那么妥贴而没有刻意追求文化印迹和独特风味的夸张。
　　《恨事》、《昭和十八年》以及《白太阳红太阳》，可以看成是历史或战争题材的小说，作为一名年轻的写作者，全勇先对题材的处理有一种亲历感。前两篇小说的叙述口吻都是第一人称，末一篇里的朝鲜兵英唤也同样身影逼真。《怪事》里的李满江虽然只是个赶了一辈子马车的人，却“摊上过一般人几辈子都没摊上过的事儿”，如果这事儿没有足够的传奇和惊心动魄，那就会显出少见多怪的浅薄。这个年轻时老实巴交的赶车人，无意间被卷入战争的残酷中，经历了一次生命和精神的冒险。他迷路后落入“胡子”“土匪”的手中，能放他一命已是万幸，回家后却遇到皮货商人“小张”，在一通称兄道弟的热乎后，他和苦大仇深的“小张”天然亲切。可这个白面书生的小子，原来是伪警察所的成员，竟然在得到他的指点后，带人把专打日本人的“胡子”连锅端掉了。其中的“王司令”原来正是赫赫有名的抗日英雄赵尚志将军。小说里的“我”始终是一个惊魂未定的旁观者，一个在茫然中被拉进其中的参与者，这个英雄被害的故事，在这样一种眼光和叙述基调中被处理得起伏不定，充满传奇。其中散发出的欺骗与被欺骗的气息，又为整篇小说注入特别的动感。让人一想起来就从“骨头缝往外咝咝冒凉气”。《昭和十八年》正好相反，抗日英雄常龙基（小说里叫常高丽）利用时机击毙日军高宫楠木实隆的故事，被一个亲历全过程的韩国士兵讲述出来，让一个本应进行宏大叙事的壮烈故事，浓缩在一个短篇小说的篇幅中，以一种回忆的语调更加切近地展现出来。不失英雄的壮烈，更添人间情味。《白太阳红太阳》则全面走近战争，展现一幅我们陌生的历史画面。作者本身具有的身份条件（全勇先是一位韩裔中国人）和环境背景（他生长在东北佳木斯），使他有可能描述一种我们十分陌生的战争故事。英焕是一名混杂在日本侵略军当中的朝鲜人，虽然都身披日本军服，其中的朝鲜士兵和日本人却有许多鲜为人知的冲突故事。英焕的身份成为他人生悲剧里的主题，他是一个被抓来的朝鲜人，却是一个地道的“日本鬼子”，他出生入死都是为了逃亡，而结果还是以一个“日本军人”的身份终了军人生涯。他最后消失在人海中，一生的经历只有屈辱。这种荒唐的人生，它最终的罪人是残酷的战争和无人道的罪行。作者的基调不是控诉，却在平静与无声中传达出同样强烈甚至更为悠远的悲愤。
　　我惊讶于年轻的全勇先创作中的历史穿透能力，也为他把握题材和处理主题时的分寸和力度感到兴奋。他为自己小说里掺入的独特味道作了准确的搅拌，在并不卖弄的平淡中显示出老道和从容。他选择的战争事件其实足够巨大，但他的叙事角度却总是取其一端，甚至不是最重要的一端来展开，《昭和十八年》里的韩国老兵是一个参与围追常高丽的普通士兵，《恨事》里的李满江在谋害赵尚志将军事件中，是一个胆怯的旁观者，《红太阳白太阳》里的朝鲜人英焕是日本军人里的少数派或“另类”，正是通过这些卑小的人物，使那些具有历史性影响的重大事件涂抹上更多的人间色彩，读这些小说，如同听一个老兵讲自己的战争经历，总和图片说明及历史教科书有所不同，这种不同不是作者想在历史事件的评价上追求什么新意，而是使更加具有小说意味。一个英雄壮烈地死了，是一个故事，而这个英雄的壮烈过程引起其他人的惊恐、悲伤以及其他感情反应，使其成为小说情节。
　　全勇先并不是专写战争题材的作家，他对民间生活的关注和感情投入同样体现在他的创作中。《牛叫》《狗娘养的盲流》《怪人怪命》在我看来应当是他从事小说创作的初步。故事相对集中，还不敢完全展开；语言也中规中矩，并没有漫延的想法。不过已经可以看出一点他小说创作的兴趣点。真正让我们看到全勇先写作实力的，是他的中篇小说《天上天下》。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家族情仇故事，张村长和他的儿子张大横横行乡里已非一日，李顺和他的父亲李幸福不过是其中最受欺压的一家人。李顺从小就生活在张大横的阴影下，他喝过张大横的尿，因为他不肯接受张大横的欺蛮；他尚未过门的妹妹被张大横们拉到县里作了结扎手术，因为李顺的媳妇躲避结扎回了娘家，他的妹妹于是大难临头。同是一片天，张村长和村民李幸福之间其实就是天上天下的差别。李顺最终还是毙命于张大横的屠刀之下，他的几个公安局的兄弟不得不抓了他。全勇先就此把李顺的父亲引上了一条“民告官”的故事套路中，最终的结局看上去还是亲者快，仇者痛的，张大横被枪决了，却发誓到了阴间也不放过善良的李顺。小说的结尾意味深长，被撤职的张村长坐着“公安”的吉普车为儿子上坟，李幸福路遇之后狠狠地来了一句：“‘反了你们这帮王八蛋’李幸福说，‘这是共产党的天下’”。在这篇小说里，作者始终给予张氏父子同样的故事地位，他们仿佛在一个舞台上表演，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画面，蛮横与懦弱，凶残与善良，嚣张与忍让，都向我们冲着脸走来，逼得人无处躲闪。全勇先小说的一切都建立在他的故事之上，没有更多的花样，这种看似简单事实上最为不易的小说作法，在今天这样的文学气氛中是十分难得的，主题不但没有先行而且也并不抢眼。
　　成熟的叙事能力是全勇先小说最突出的特点，他那些故事有些漫不经心，想到哪儿说到哪儿的味道，四处铺陈。不过你不会感到零乱和庞杂，他有相对集中的人物和故事框架。对要表达的主题，叙述者几乎没有说过一句，正是在一系列极其日常化的故事里面，却隐藏着不可剥离的主题内涵，在全勇先的小说里，你不会看到一张急着要跳到读者面前的作者的脸，也没有任何我们并不稀见的拿腔作调，不管这种装腔作势是出于自命不凡的思想优越还是搔首弄姿的扮酷。全勇先似乎特别喜欢用第一人称叙述故事，中篇小说《行刑者的冬天》和《漫无边际》即是例证，他讲的故事具体逼真，并不想在每一个情节上都缀上主题的钮结，所以常给人一种“自叙传”的印象和感觉。即使象《无颜面对》这样以全知角度展开叙事的作品，语气和氛围中一样流露出非亲历而不可的真实感。全勇先的小说人物和故事几乎没有什么寓言和象征的因素，所以分析他的小说就有一种特殊的困难，《行刑者的冬天》里的“我”是个职业的行刑者，在这样的人物身上赋予点人生哲理的东西不但容易的，而且也是必要的，可他却坚持只讲故事，不讲“道理”。全勇先本色的小说笔法也许谈不上是什么创造，但在我看来却是今天的文坛上应当珍视和提倡的写作姿态。

　　附记：作者在此有必要说明，这篇忝列为“序”的文字，其实作于2002年，发表于2004年的《小说评论》，那时，我和全勇先还互为陌生者。但阅读他小说带来的兴奋至今仍

　　我妹结婚一年多了，她的那间小屋一直都没有动，那是娘留着给她回来住的。这回她跟人跑了，我娘还是谁也不让动，屋里的东西全都按原样儿摆好。娘那么大岁数了，在外面干完了活，就回那小屋里老半天老半天坐着，一声没有，一动不动，谁喊也不动弹。我当时心里恨我妹妹，心想你还当我面起誓什么天打五雷轰的，你就不怕将来遭报应?再一个你骗我这个当哥的，你心里也没这个当哥的啊。也恨那个狗男人吉乃臣。我那天喝完酒，到她那屋里一顿乱砸，把那画也给扯了，我说：“打今天起就当老郑家，没养活过这个孽种。”
　　那阵子我恨我小妹，小妹啊小妹，你也太狠了，跟了一个野男人跑了，家也不管了，爹妈也不认了，你让我们全家怎么在这悦来镇抬得起头来？
　　后来，好多年就过去了，我妹一直没有消息。小日本投降了，东北光复了，全国解放以后，共产党得了天下了。清算的时候孙汉耆总算没什么民愤，改造了一阵子就放回家去了。现在都新社会了，我妹离家出走的事算不了什么了，她的做法还赶了时髦了呢。当初她要跟孙汉耆过下去，不就成汉奸家属了。我娘那时候身体就不行了，一天到晚坐在炕上，地都下不了。应了那句从前的老话，叫“老太太过年——一年不如一年”。我估摸老太太活不几年了，心里就只想着一件事，就是把我妹找回来。我娘苦了一辈子，心里放不下的就是我那不听话的小妹妹，我想娘死的时候怎么也得让她闭上眼睛啊。我就专门去了趟奉天找我妹妹。
　　这么些年过去了，我心里的火全都消了。毕竟是自己的亲生妹妹。她做得再不对，也是自己的亲妹妹啊。那几天在奉天，我找了几个从前的桦川老乡，四处打听我妹的下落，可是听到的人都和我说，这奉天这么大，这么多年了，两个大活人上哪儿找去。走在道上的时候，我就想我妹就活在这个城市里呢，要是能碰上她该多好。
　　那些天我脑子里想的都是我妹妹，回来的时候，我在哈尔滨倒车，顺路就走到了东北烈士纪念馆。可是我做梦都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那天的事，就好像老天爷安排好了似的，我没想到我在这里能碰到我妹妹。那天我一进馆里，在最里头的一个角落里，冷丁一下看到墙上挂的一张大照片，我妹妹被镶在一个大黑镜框里，笑眯眯地瞅着我呢。我一下子想起她小时候和我藏猫猫时候的样子，她照片上那表情就好像是正从门后蹦出来，对我说：“哥呀，我在这儿呢。”当时我就哭了，我说：“这不是我妹妹吗？我妹妹怎么不叫香芝，不叫致民，怎么叫冷云了？”
　　那天我抱着照片就哭了，纪念馆的工作人员还以为我受了感动，还扶我坐下，给我倒水啥的。我跟他们说这照片上的人是我妹妹，叫郑致民，不叫冷云。
　　服务员给我倒杯水，说：“老乡，你认错人了。她叫冷云，是八女投江中的烈士。”我说：“你们听我说，我不是疯子，也不是精神病，这张照片我家里还有，是我妹在佳木斯师范念书的时候照的。”
　　一听我这样说，那几个解说员就把馆长给找来了。他们看我真不是精神病，啥事都说得有鼻子有眼，当晚就把我留住了。
　　几个月后，后来当了省长的陈雷专门接见了我，给我安排了城里的工作。他原来叫姜士元，是我妹在佳木斯念书时候的同学。还有他的夫人，当年的朝鲜姑娘李敏。他们见了我都掉了眼泪。
　　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八女投江的冷云，就是我妹妹。
　　我妹在佳木斯上师范的时候就加入了地下党，那个马成林、小杰子，还有那帮子平时在一起的小青年，都是抗日的地下党。吉乃臣是他们后发展的党员。我妹和他，当时并没有上奉天，而是投奔东北抗日联军去了。为了不连累家里，为了不暴露别的地下党，她和吉乃臣是按地下党的指示，以私奔的名义离开的。他们到了抗联第五军后才结婚，当时我妹妹化名冷云，吉乃臣化名周维仁，结婚两个月，吉乃臣就让鬼子给打死了。我妹妹后来生了个姑娘，三八年六月抗联西征的时候，托军部谢副官抱送给依兰土城子一位朝鲜族老乡家抚养。后来，听说抗联的冯仲云将军在解放后到依兰前后找了三年，也没有找到。那年月兵荒马乱，那地方又受过鬼子大扫荡，一个刚生下来两个月的孩子，怎么好找得到呢？
　　我到过我妹牺牲的那条乌斯浑河，一看是条不太宽的小河岔子，我想我妹怎么能在这小河里淹死呢。后来那同志跟我讲说这“乌斯浑河”在满语里就是“凶猛暴烈之河”的意思。你别看现在它不宽，可要是到了涨水的时候，它水深流急，上百米宽。我听他们给我讲那天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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