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豚文存系列之《一声短叹》，作者汪成法。 共收入《莫信诗人竟平淡——从从俞平伯的几篇集外文谈起》《沈从文、师陀与电影<边城>》《十八年间两面缘 ——沈从文与施蛰存最后两次会见时间考辨》等12篇文章。
海豚文存系列之《一声短叹》，作者汪成法，作者专长于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本书收录了作者12篇文章，分别是《莫信诗人竟平淡 ——从俞平伯的几篇集外文谈起》 《沈从文、师陀与电影》《十八年间两面缘 ——沈从文与施蛰存最后两次会见时间考辨》《幸存者的责任 ——读随感》《何人识得重与轻 ——从舒芜和他的周作人研究谈起》《认错与忏悔》《 另一种真实 ——也谈贾植芳“拒认”舒芜事件》 《由杨宪益说到翻译家研究》《文化交流的“拿来”与“送去”》《黄裳散文与“苦茶庵法脉”》 《青灯有味忆当年 ——读钟叔河随感》《当教授成为主编 ——我看陈思和主编》, 作者在文中说人、说事、说书，资料详实，见解独到，笔触细腻，值得一读。
汪成法，博士，副教授，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毕业，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Ⅰ 自序：一声短叹
1 莫信诗人竟平淡
——从俞平伯的几篇集外文谈起
11 沈从文、师陀与电影《边城》
30 十八年间两面缘
——沈从文与施蛰存最后两次会见时间考辨
37 幸存者的责任
——读《血色流年》随感
48 何人识得重与轻
——从舒芜和他的周作人研究谈起
64 认错与忏悔
84 另一种真实
——也谈贾植芳“拒认”舒芜事件
109 由杨宪益说到翻译家研究
117 文化交流的“拿来”与“送去” Ⅰ 自序：一声短叹
1 莫信诗人竟平淡
——从俞平伯的几篇集外文谈起
11 沈从文、师陀与电影《边城》
30 十八年间两面缘
——沈从文与施蛰存最后两次会见时间考辨
37 幸存者的责任
——读《血色流年》随感
48 何人识得重与轻
——从舒芜和他的周作人研究谈起
64 认错与忏悔
84 另一种真实
——也谈贾植芳“拒认”舒芜事件
109 由杨宪益说到翻译家研究
117 文化交流的“拿来”与“送去”
124 黄裳散文与“苦茶庵法脉”
147 青灯有味忆当年
——读钟叔河《青灯集》随感
156 当教授成为主编
——我看陈思和主编《上海文学》
十八年间两面缘
——沈从文与施蛰存最后两次会见时间考辨
在邵华强《沈从文年谱简编》、糜华菱《沈从文生平年表》、沈虎雏《沈从文年表简编》之后，吴世勇又推出了集大成的《沈从文年谱（1902-1988）》（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这实在是沈从文研究界的一件盛事，相信所有的沈从文阅读者和研究者都将会从此书中获益匪浅。
这部《沈从文年谱》在叙及沈从文的生平交谊时多次提到施蛰存，这当然是因为两位先生之间有着六十年的交往和友谊，而且六十年间还留下了很多见证友谊的文字，使得年谱在记录时有着可靠的根据，从而做到信而有征，凿凿可据。不过，由于六十年间的材料实在太多，在编写年谱时必然会采用相关的回忆文章之类的记录，而对这许多第二手的材料要想一一确切证明却又实在不易，因此出现某种差错也 就几乎是难以避免因而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这里要说的就是《沈从文年谱》在1981年7月结束时写下的一条记载：“7月，施蛰存带研究生到北京图书馆查资料时，到沈从文家拜访。这是他们1963年见面后十八年来第一次见面。”
年谱的这一记载，依据的应该是施蛰存1988年8月在沈从文去世后所写的悼念文章《滇云浦雨话从文》中的回忆：“一九六三年，从文因公出差到上海，住在衡山饭店。他和巴金一起来看我，其时我新从‘右派’改为‘摘帽右派’。……过一天，我去衡山饭店回访，适巧有别的客人接踵而来，我只能稍稍坐一刻，就辞别了。这一别，就是音讯不通的十八年。一九八一年七月，我带研究生到北京，在北京图书馆找论文资料。我挤出一个下午，到崇文门西河沿去看望五十年未见面的张天翼，此后，就到附近东大街去看从文。时已傍晚，话也不多，我想走了，从文和他夫人却坚邀我吃了晚饭走。我就留下来，饭后再谈了一会儿，我就急于回北师大招待所。这是我和从文最后一次会晤。”
然而，据《沈从文年谱》，1963年他只在下半年由全国
政协安排去广东、广西、湖南等地视察过一个月，并没有去过上海。倒是在1962年2月底，沈从文在结束开始于1961年年底的江西之行时，归途绕道上海、南京返回北京，在上海的时间是2月26日至3月3日，住在锦江饭店。虽然年谱中只记录了沈从文2月27日去巴金家拜访的事情，没有提到施蛰存，但施蛰存回忆中的那次“文革”前的见面，应该就是指的这一次。
另外，施蛰存这一回忆中说到自己“新从‘右派’改为‘摘帽右派’”，而据《施蛰存日记》（文汇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选编者沈建中在《编后小语》中的记述，施蛰存1957年8月被划为“右派”，1961年9月摘去“右派”帽子，说1962年年初“新从‘右派’改为‘摘帽右派’”似乎要比1963年更加切合实际。
《施蛰存日记》中被称为“闲寂日记”的部分，始于1962年10月1日，讫于1965年12月31日，其中1963年的日记中也确实没有和沈从文见面的记录。因此，应该可以确信沈从文、施蛰存二人“文革”前的那次见面就是1962年春天的这一面（沈从文所住的地方也应该如年谱所说是锦江饭店而
非衡山饭店），施蛰存的回忆有误。不过《沈从文年谱》既没有在1963年记录他和施蛰存见面的事情，也没有在1962年记录，对这次见面根本没有在当年的纪事中提到，第一次提到就是1981年7月的这一处追溯。
如此，则施蛰存回忆中所说的他和沈从文“音讯不通的十八年”就应该是十九年了。这也可以从《施蛰存日记》中被称为“昭苏日记”的那部分记录中找到证据。“昭苏日记”始于1981年7月7日，讫于1985年5月31日，其中1981年部分是施蛰存“1981年7月7日带研究生五人到北京图书馆阅书，25日返沪”的日记。其中7月14日的日记中有着这样的记载：“下午访张天翼、沈从文。”这也就是施蛰存回忆中他与沈从文在“文革”后那唯一的一次见面了，《沈从文年谱》在1981年7月所记的也就是这次见面，同时这也是沈、施二位先生之间的最后一次见面。
然而，施蛰存1981年2月20日所写的《重印〈边城〉题记》一文，却又提供了与此不同的信息。在这篇《题记》中，施蛰存提到他“去年”到北京见张天翼的事情，提到和沈从文见面并谈论重印《边城》的事情，也提到沈从文在
他写文章的当时正于美国讲学的事情（沈从文实际已于1981年2月17日回到北京），文中还写到了研究沈从文的美国学者金介甫：“去年八月五日，我在上海锦江饭店会晤了美国青年金介甫。”“我们谈了两小时的沈从文才分别，后来听说他果真到湘西去旅游。”金介甫1980年夏天的来华和沈从文1980年冬天的赴美都是日期明确的事情，而施蛰存为之作“题记”的《边城》于1981年11月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些都可以证明施蛰存的这篇文章确是写于1981年，而不会更迟。
如此，按照这篇文章的说法，施蛰存在北京和张天翼、沈从文见面的时间就不是1981年，而是1980年了。施蛰存回忆中所说的他和沈从文“音讯不通的十八年”就还真的正是十八年。
这一来就可以证明《施蛰存日记》中关于1981年7月到北京的记录是错误的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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