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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外交（修订版） 
定 价：8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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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近三百年的历史，从现代国家制度之父红衣主教黎塞留，到罗斯福、斯大林；从德国的统一、德国的两次战败，到战后冷战的开始与结束；本书旁征博引地论述了权利的均衡与外交的艺术塑造了我们这个世界的格局。
亨利·基辛格凭借其致力于国际事务的经验，运用丰富的历史知识及智慧幽默的文笔，描述了世界外交史上的重大事件，分析了各国外交风格的差异，重点揭示了美国外交政策的思想渊源，是一部了解近现代世界史的必读之作。
亨利·基辛格（英文：HenryAlfredKissinger，1923年5月27日－），是一位出生于德国的美国犹太人、哈佛大学博士、教授，与越南人黎德寿一同为1973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原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后担任尼克松政府的国务卿并在水门事件之后继续在福特政府中担任此职（被称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务卿”），20世纪美国最著名的外交家、国际问题专家，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作为一位现实政治的支持者，1971年7月，基辛格作为尼克松总统秘密特使访华，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发挥了中心作用，为中美关系大门的开启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他倡导缓和政策，使美苏之间紧张的关系得到缓解，他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有过多次热情的会见，并在1972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的会谈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促成了中国的开放和新的战略性的反苏中美联盟的形成。
1973年1月，基辛格在巴黎完成了结束越南战争的谈判，并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2006年10月北京大学授予基辛格名誉博士学位。主要著作有《论中国》、《大外交》、《基辛格越战回忆录》、《基辛格美国的全球战略》、《白宫岁月》《复兴年代》等。
序：基辛格其人其书金灿荣
第一章 世界新秩序 21世纪的国际秩序会出现一个似乎相矛盾的特点：一方面愈来愈分散；一方面又愈来愈全球化。对美国而言，在地位不分轩轾的国家间，协调不同的价值观与南辕北辙的历史经验，将是一种全新的经验，与上一世纪的孤立或冷战时期的实质霸主地位都会大异其趣。其他主要国家同样面临适应新出现的世界秩序的难题。 第二章 关键人物：西奥多·罗斯福或是伍德罗·威尔逊 在20世纪初之前，美国外交政策始终倾向于孤立主义。但随着美国国力日渐强大，以及以欧洲为重心的国际秩序逐渐瓦解，美国逐步走向国际事务。在此过程中，老罗斯福总统与威尔逊总统是两位关键人物。在他们主政期间，美国不情愿地涉入了世局的漩涡。两人均体认到美国在世局中应扮演重要角色，但他们却是以相反的理念解释美国走出孤立的原因。 第三章 由大一统到势均力敌：黎塞留、威廉一世与皮特 现今史家所称的欧洲均势体系出现于17世纪，随着大一统的观念衰微，在欧洲逐渐形成的民族国家在国家至上及权力均衡这两个观念上找到了依据，作为它们反正统的理论基础，并规范彼此的关系。最早提出相关理论的是法国，其主导人物是一位高阶教士，黎塞留。最重要的还是英国的出现，英国的外交政策明确支持维持均势，这强化并维持着欧陆的均势。 第四章 欧洲协调：英国、奥地利与俄罗斯 当拿破仑在厄尔巴岛度过首次被放逐的岁月之际，拿破仑战争的战胜国代表于1814年聚集维也纳，规划战后的世界。维也纳会议之后，欧洲经历了有史以来最持久的和平。众强国之间有40年未开启战端，而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后，又有60年未曾发生重大战事。权力均衡降低诉诸武力的机会，共同的价值观则减低诉诸武力的欲望。 第五章 两大革命家：拿破仑三世与俾斯麦 克里米亚战争后欧洲出现了混乱局面。设计欧洲新秩序是两个著名人物，拿破仑三世与俾斯麦，两人后来更成为针锋相对的敌人。这两个人以现实政治为政策基础，即国际关系纯由实力决定，强者掌控全局。两人相互利用，维也纳会议的安排完全被推翻。铁血宰相与高深莫测的法皇，给后人带来了深刻影响。后者留给法国的是策略上的动弹不得；前者留给德国的是难以企及的丰功伟业。 第六章 现实政治自食其果 基于现实政治的外交政策促成了德国的统一。但德国的统一却使现实政治自食其果，造成与原意全然相反的结果。德国统一后成为欧陆最强大的国家，而且国势与日俱增，使欧洲的外交起了革命性的变化。欧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难题：应如何应对这个位于中部的新兴巨人？ 第七章 步向毁灭的政治机制：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欧洲外交 到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结束时，曾维护和平达一世纪之久的欧洲协调已名存实亡。欧洲列强盲目地投入两极化的对抗，最后也像50年后的冷战期间一样形成两大阵营。多年来史学家一直在辩论谁应为一次大战的爆发负责。但我们举不出是任何单一国家导致如此疯狂地迈向毁灭。欧洲所有主要国家都有其短视与不负责任之处，而且想法很天真，正是它们一手造成了那场深植于欧洲人共同记忆中的大灾难。 第八章 卷入战争旋涡：迈向军事毁灭之路 199到了1914年，欧洲均势已恶化成两个敌对的联盟，彼此势不两立，对可能的后果毫不在意。大规模的政治联盟加上一触即发的军事战略，这种可怕的组合注定会引起大量流血牺牲。大家忘记了俾斯麦的忠告：“终战时领袖们无法如开战时一般理直气壮，而且必将自食其果。”当大势已定时，奥匈帝国消失；参战的四个王朝中，德、奥、俄三个已被推翻，只有英国王室还保留着；两千万人死于战火。 第九章 外交新面貌：威尔逊与凡尔赛和约 在这场前所未有的三年杀戮后，欧洲只见断垣残壁及热情的幻灭，此时美国挟其信心、实力与理想主义登上国际舞台。威尔逊对世界秩序的想法是标榜脱离旧世界的经验与准则另起炉灶，他和他的信徒认为，世界安全所需要的不是维护国家利益，而是把和平当做一个法律概念来加以维护，这种民族自决与集体安全的原则令欧洲外交官不知所措。 第十章 胜利者的困境 凡尔赛和约的监督执行建立在两个相互抵消的基本概念上。其中一个概念因太过广泛，另一个则因太过狭隘，均告失败。在战后国际秩序中遭遇最不幸的是“胜利国”法国。法国领袖知道凡尔赛和约的条款无法令德国永远处于弱势，福煦对凡尔赛和约看得很真切：“这不是和平，只是休战20年。” 第十一章 史特瑞斯曼与战败国的复兴 左右20世纪20年代外交大势的政治家，不是来自战胜国，而是来自战败德国的史特瑞斯曼。史特瑞斯曼是战后德国首位懂得善用凡尔赛和约赋予德国的地缘政治优势的领袖，也是唯一一位懂得如此的民主领袖。他明白，即使在凡尔赛的重重束缚之下，德国仍有实力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由此他得出一个现实政治结论：他有机会重建德国到至少1914年前的水准甚至更高。 第十二章 假象破灭：希特勒的崛起与凡尔赛和约的毁灭 289希特勒的崛起代表世界史上最大的灾难之一。如果没有希特勒，基础薄弱的凡尔赛国际秩序原可以和平或至少不致酿成巨祸的方式被推翻。在这个倾颓过程之后，德国必然会成为欧陆最强大的国家；而之所以会演变成一场充满杀戮与毁灭的人间悲剧，全都是一个恶魔般的人物造成的。 第十三章 斯大林待价而沽 如果意识形态能够决定外交政策，那希特勒与斯大林就绝不可能联手。但地缘政治上的共同利益是一股强大的结合力量，促使希特勒与斯大林这两个往日仇敌唇齿相依地结合在一起。尽管斯大林与希特勒同样的妄自尊大，但他有无比的耐心。正因为斯大林深信其政治思想代表历史真理，因此他毫不留情地追求苏联国家利益，全不受在他眼中被视为虚伪的道德包袱或感情因素所阻碍。 第十四章 苏德协定 苏德协定为斯大林争取到两年时间，苏日互不侵犯条约则使他在六个月后，得以将远东军全部投入莫斯科的保卫战。但他低估了希特勒极端急性子的性格。斯大林赌希特勒是个理性的人，但他赌输了；希特勒赌斯大林很快就会败北，但也赌输了。只不过斯大林的错误可以弥补，希特勒却失算了。 第十五章 美国重回战场：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 欧洲均势遭到威胁，迟早会迫使美国介入，以阻止德国称霸世界的攻势。而美国实实在在、与日俱增的实力，也必会把它推向国际舞台的中心。不过这一切之所以能如此迅速且彻底地实现，完全归功于罗斯福，一位伟大而勇敢的领袖。不到三年，罗斯福将坚决拥护孤立主义的人民带向世界大战。罗斯福以耐心沉着达成他的目标，在每个阶段一步步教导人民他们所需面对的问题。 第十六章 三种和平途径：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 在1942～1943年的冬天，德国的作战气势大为受挫，盟国领袖们终于可以开始想想胜利以及未来世界的大格局。每一个胜利者都以自己本国的历史经验发言。丘吉尔希望在欧洲重建传统均衡体制；斯大林的主张则反映出他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传统的俄罗斯外交政策之结合；而罗斯福不愿以地缘政治看待世局，他在战时忍辱负重乃是为美国日后重建全球均势的大策略打基础，尽管美国一直否认它事实上如此的作为。 第十七章 冷战的开始 不管是多么无可避免，大战结束，留下一个地缘政治大真空形势。权力均衡已毁，广泛的和约依然虚幻难测。世界因意识形态不同而分裂为两大联营。1946年3月5日，在美国密苏里州富尔顿市，丘吉尔针对苏联的扩张主义敲响警钟，形容“自波罗的海的斯德丁，到亚得里亚海的的里雅斯特港”，已经落下一副“铁幕”。 第十八章 遏制政策的成功与苦痛 美国选择了西方团结优先于东西谈判的策略，它的确别无选择，因为它不能冒着风险接受斯大林暗示和解之议，然后再发现他只是利用谈判来破坏美国努力在建立的国际新秩序。因此，遏制成了西方政策的指导原则，持续了40年之久。 第十九章 遏制政策的困境：朝鲜战争 1950年6月25日，美国突然被迫必须正视遏制歧义不清的问题：以传统的方略而言，韩国是个试金石，可以判断彼时正在形成的两大对立之势力范围的分界线何在。但是美国人却有全然不同的认知，它把朝鲜战争视为正邪之战，是代表自由世界而战。遏制政策的模糊歧义给美国人民加上极沉重的负荷，他们被要求忍受严重伤亡，容许其领袖在抵抗侵略和避免全面战争的狭窄航道中艰苦摸索。 第二十章 与共产党人的谈判： 阿登纳、丘吉尔与艾森豪威尔 1952年3月，朝鲜战争仍未结束，斯大林已做出外交姿态要解决冷战。但斯大林的继任人没有韧性坚持通盘谈判，也没有权势能做出进行通盘谈判所必需的全面让步。最后，和平变成可望而不可即的。到了1955年，欧洲战后解决总算出现，它却正是罗斯福生前刻意要避免的结果。两个武装阵营在欧洲大陆心脏地带对峙，在欧洲大量驻军--地地道道的势力范围划分举动。不过，这样的安排倒提供了若干程度的安定。 第二十一章 避开遏制政策：苏伊士运河危机 意气风发的赫鲁晓夫不会听任美国的势力范围繁荣而不加捣乱。他将在斯大林认为不在苏联势力范围之内的地域兴风作浪，把美苏竞争的热点跨出欧洲范畴，第一个引爆事件即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虽然惨痛代价不小，这一危机事件却象征着美国挑起世界领导的重担之开始。 第二十二章 匈牙利事件：欧洲的剧变 匈牙利和前面的苏伊士事件，给下一阶段的冷战定下了坐标。苏联保持住它在东欧的地位；包括美国在内的民主国家，在中东的地位则相对受挫。苏联找到绕过遏制的一条道路。由于美国领袖不愿冒上子弟的生命，去为一个虽然碰触美国人良心，却又完全与美国安全利益不相干的事情牺牲，因此美国听任匈牙利在历史演进的大海中沉浮，美国的盟国也深深体会到自身的无能。 第二十三章 赫鲁晓夫的最后通牒： 柏林危机，1958～1963 赫鲁晓夫存心要找一个突破点展现东西方力量已经有了长足变化，决定利用柏林的脆弱。整个柏林危机期间，赫鲁晓夫就好像一位棋手，布局非常惊人，然后就坐下来期待对方思索再三后不战而降。经过整整三年的最后通牒和血液凝固的可怕威胁之后，赫鲁晓夫的唯一真正“成就”就是盖了一座柏林墙，最后却成为象征苏联的柏林政策大失败的笑柄。 第二十四章 西方联盟的概念： 麦克米伦、戴高乐、艾森豪威尔与肯尼迪 世界两大阵营相互对峙并相安无事的时候，所谓大西洋共同体内部潜在的歧见就浮现出来。随着柏林危机落幕，英国首相麦克米伦、法国总统戴高乐和美国总统肯尼迪，有必要整合他们对同盟的性质、核武器的角色，以及欧洲的前途等等彼此相异的观点。 第二十五章 越南：陷入泥淖，杜鲁门与艾森豪威尔 二次大战结束后的头20年里，美国带头从残破的世界废墟中重建一个崭新的国际秩序，并且加入它有史以来第二次和平时期的同盟组织，更发起对发展中国家技术援助的计划。然而在中南半岛，上述美国在海外介入的模式全都破裂。 第二十六章 越南：走向绝望，肯尼迪与约翰逊 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对共产党谈话的解读，使得中南半岛不再被当做冷战中多场战役中的一场。就新边疆而言，中南半岛乃是决定性的一役，它将判别游击战可否制止、冷战能否胜利。随着越南战场死亡人数的上升，抨击美国外交政策的论调，由挑战政策的有效性转为质疑其必要性--由攻击美国在越南的作为，进而抨击它在全球的作为。 第二十七章 越南：解脱，尼克松 责任落在尼克松政府肩上，带领美国退出它有史以来第一次不成功的战争，也是它第一次面对道德信念与实际可能冲突的海外承诺之失败经验。很少有其他外交政策任务比此更艰巨；也没有任何国家能经历此一转折而无挫折与痛苦。尼克松在冷战以来最分歧破碎的国内环境之下，挑起这令人伤心的担子。 第二十八章 地缘政治的外交政策：尼克松的三角外交 整个冷战时代被视为坚若磐石的共产主义阵营，亦已出现严重缝隙。其中重要的是，中共和苏联的分裂破坏了莫斯科是统一的共产主义运动首领之假象。因此美国外交亦出现新机会。尼克松是西奥多·罗斯福以来，第一位以国家利益执行外交政策的美国总统，事实上，这是实现美国理想主义的最务实做法。 第二十九章 国际紧张关系的缓和与不满缓和者 美、苏、中三角关系打开一系列重大突破之门；结束越南战争；协议保证能自由进出分裂下的柏林；苏联影响力在中东地区大减，也开始了以、阿谈判程序；以及召开欧洲安全会议。这些事件各个环环相扣，大有关联。东西关系缓和了下来。尼克松的“和平结构”是针对国人渴望结束海外冒险行动的回应，尽管也遭受了许多的批评。 第三十章 冷战的结束：里根与戈尔巴乔夫 冷战开始时，美国正期盼和平时代来临。冷战结束之际，美国却要重振精神准备迎接漫长的新冲突时代之来临。苏联帝国崩溃之速度甚至快过当年崛起之势；美国亦以同样快速度转变其对俄罗斯的态度，不到几个月即由敌对变为友好。这一切都极富戏剧性。 第三十一章 关于世界新秩序的重新思考 20世纪最后一个十年的初期，威尔逊主义似乎胜利了。然而，世界新秩序还在酝酿期，它和它所取代的旧体制一样，必须对下述三个问题提出答案：国际秩序的基本单位是什么？它们互动的方式是什么？它们互动，以什么为目标？ 致谢 图片目录插图1919年1月25日，威尔逊总统在巴黎和会上发表演说； 华盛顿总统告别演说手稿。嵌入人像：乔治·华盛顿，以斯图尔特(Gilbert Stuart)绘像为蓝本的雕刻像 联合国大会一景 左：老罗斯福总统，1905年8月；右：威尔逊总统，1919年7月 左：奥兰治亲王威廉；右：黎塞留大主教 1815年维也纳会议 左：俾斯麦；右：拿破仑三世 英国首相迪斯雷利 德皇威廉二世与沙皇尼古拉二世 由左到右：兴登堡、前德皇威廉二世及鲁登道夫(Ludendorff)，摄于1917年 由左至右：劳合-乔治、奥兰多、克里蒙梭及威尔逊，1919年摄于凡尔赛 由左至右：克里蒙梭、威尔逊、桑尼诺男爵(Baron Sidney Sonnino)及劳合-乔治，合影于1919年6月28日，签署凡尔赛和约之后 路德(Hans Luther)、布莱恩及史特瑞斯曼(右)，与德国代表团成员合摄于国际联盟 希特勒与墨索里尼1937年于慕尼黑 斯大林与助理摄于最高苏维埃第一次会议。左起分别为与会代表：布尔加宁(Nikolai Bulganin)、日丹诺夫(Andrei Zhdanov)、斯大林、伏罗希洛夫(Kliment Voroshilov)及赫鲁晓夫，时为1938年1月26日 莫洛托夫于1939年8月签署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其身后为里宾特洛甫及斯大林 罗斯福总统与丘吉尔首相在1941年8月的大西洋宪章会议上 丘吉尔、罗斯福与斯大林在雅尔塔，1945年2月 左：丘吉尔、杜鲁门与斯大林在波茨坦，1945年；右：艾德礼、杜鲁门与斯大林在波茨坦，1945年8月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与各国贵宾，合影于1955年5月签署奥地利国家条约之后P469杜勒斯在朝鲜三八线，1950年6月 艾森豪威尔与丘吉尔在伦敦，1959年 赫鲁晓夫与纳赛尔在莫斯科，1958年 布达佩斯事件期间，匈牙利街头，1956年10月 肯尼迪与赫鲁晓夫在维也纳，1961年6月 左：肯尼迪与麦克米兰在百慕大，1961年12月；右：戴高乐与阿登纳在波恩 奠边府的法国步兵，1954年4月 林登·B·约翰逊，1965年12月 亨利·基辛格与黎德寿在巴黎，1973年1月 勃列日涅夫与尼克松，1973年6月 福特总统与多勃雷宁大使(左)和勃列日涅夫(右)在海参崴，1974年11月 戈尔巴乔夫与里根在维也纳，1985年11月 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中国、俄罗斯和日本的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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