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艺术（第33辑）（推崇传统文化之风 ﹒倡导笔墨与生活的融合﹒推动艺术的人文探寻）_许宏泉　主编_9787513315531

　　“裤头师父”郭莽原
　　周矩敏呈现民国人物之“散淡人生”
　　周实谈流沙河与《书屋》
　　韩羽讲述穆涛、沈峻书札背后的故事
　　汪曾祺字如其人
　　丘挺的“猪仔”，南方的孩童，毕立伟的静物——三位青年画家的个性之作
　　马休、游若昕诗选

　　我以“散淡人生”为主题以民国文人入画有近十载了，其间所绘成的布衣先生难计其数，这些同门的弟兄，如今不知都浪迹何处了？
　　2009 年我去加拿大，在多伦多一个华人开的中餐厅用餐，偶然发现一张美术辅导班招生的广告。从我笔下走出的布衣先生竟堂然驻立于青松下，在异国土地上也那样从容淡定，丝毫不见水土不服的倦意，相反小眼愈发炯炯有神，大有中华文化传播使者的风范！招贴是中英文书写，文字和图形设计在一起，竟也妥妥帖帖。细细品味：咖啡中悠悠地飘出了茶香。其实民国时期，学贯中西的先生很多，如胡适、徐志摩、郁达夫、梁实秋、梁启超、林语堂……他们都留过洋，通晓洋文，又有深厚的中国旧学功底，着装上也是忽儿布衫，忽儿西装，文言中掺杂着白话，白话中掺杂着英文。这是新文化复兴运动中所出现的一种新语体，影响悠久。而现在能用文言、白话、英文相间写文章
　　的人不多了。董桥先生是佼佼者，文章写得漂亮，但由于中文不达意而掺入英文，苦了不懂英文的读者，无疑，滞碍了阅读的快感。
　　以前是中国学人留洋，学习西方文哲理学的经验，从而推动中国文化的改革。而今，中国学人赴洋，传授中国文化，让天下人更了解中国。文化使者谓何人？不相知，却似曾相识。
　　以民国先生入画，初始的一点感觉日久生情般变为满怀情意。反而再画古人高士、释道人物就觉得浅白、太假。提笔间自觉或不自觉涌出的民国人物亲切而自然，没有刻意去追求身份证式的众生相，抓住几位典型，始终让他们在画面中优哉晃荡，像不求肖，就没有对号入座的嫌疑。反而在营造一种新的视觉语境时，丰富了意象空间。我作画，并无意去专门说事，兴至笔随，类似闲记式的文字随笔。叙事、状物、说理、寓意、寄情皆不刻意而为，构图也不拘传统章法，开合转承，随意而择。完全是在一种平和状态中，让情绪放松后的信手拈来，全无定律可循。记得，有人曾请教汪曾祺，写作该如何讲究结构，汪说：“随便。”一个文友不服了——我教了一辈子作文结构，你却说随便？汪先生便圆转其词道：“是苦心经营下的随便。”随便中不露经营痕迹，苦心后尽现信手的轻松，这是我想追求的技艺境界。
　　早期的画作以人物为主，稍后人物被引出庭堂踯躅于树木繁花中，现今完全游履于庭园山水间。亦景亦人，模糊了山水画与人物画的界限，没有依循传统规矩走，仅凭自己的想象去编织理想中的家园。这是被诗化后能寄情的家园。
　　当然作者忘情，却不能苛求观者同感。当年俞平伯在清华讲诗词，正言未启，自己先在讲台上闭着眼睛摇头晃脑朗诵之，诵毕，连称“好！好！好！就是好！”。学生正等他解释好在何处，他却朗诵起第二首诗词来了。其实诗人和画家一样，一旦入境，茕茕孑立，一莲一花皆自在，别人要理解个中味，也必须趋步渐进，随之熟悉、品味，再生发遐想。画与诗同，百嚼百味，一定要细究画中桃源今何在，就没意思了。刘文典讲曹丕《典论·论文》边讲边吸烟，一支接一支，一小时只讲了一句，全场仍为之陶醉，有时隐喻的玄虚比直白更增添诗意的空间。
　　人的认知能力取决于两方面：一是经历，二是阅历。经历促生记忆，阅历累积经验。我没有直接经历，但有间接经历。建国初，民国的生活做派仍俯拾可见：文人尚有闲情找个园林雅集，书场夜夜爆满，剧院高挂着黑白明星照，茶馆跑堂的声声吆喝，图文并茂的小人书，充斥着中外广告的月份牌……新中国一时难改变的旧时俗，我适时相遇。那时穿着打扮不是唐装，就是中山装；女人穿旗袍或列宁装，以烫长波浪发型为时髦。我们理发叫剃头，式样是三七开，或者是中分头，不留发际，光脑袋像扣着一只锅盖。大人抹上一点凡士林，吹理一下，簇新发亮，煞是风光。我们小孩只能用小喷壶喷上一些水，梳一下，发型最多保持十分钟左右，等干了、蹦跳一下，发型不见了，就剩一典型的马桶盖。儿时我外婆家有一只民国时期珐琅嵌银丝的座钟，每到准点，一个肩扛钟锤的报时人准时敲击，顺时针进出，依左循右，风雨不怠。我好奇报时人不工作时在做啥。一天趁大人不在，终于动手去揭秘，把报时人从门里硬是拽出来，但再也回不去了，从此，悠扬悦耳的钟声不再。这种记忆在以后的阅读经验中慢慢累积丰满，最终，引发出用图式语言唤回前尘印象的冲动。
　　我羡慕那些从民国江山走过来的人，那种带有老派风格的着装，中装，长衫，马褂，旗袍，素妆中总透出几份清气。（现在也有人穿，但属时装，味道远不及以前。）他们的雅兴和举止现时人是学不来的。那时，渊博温煦的能人多，三五知己怀才相遇，说金石，说考证，说轶闻，说掌故，话题散漫。表面上看，他们的闲聊天马行空，一议多题，内容也时时转换，飘移不定，但是，他们个个满腹经纶，长言短句皆复渊然，随便说说也能说出似杂著般的有趣事来。这种安然于后花园的闲情，这种超脱政治漩涡的淡然，正是民国文人十分小资的生活状态。尽管物质生活不及现时丰饶，但是，他们在品味人生时那种快活，那种透出机敏、闪耀灿烂的享受，那种浸淫书斋文化后洋溢出的丰泽，怎不让人羡慕，让人追怀。怀旧真好。吟旧不关风和月，是对纯粹文化回归的一种向往。
　　如今，民国风雨桥上行人稀，阑珊处的期盼渐行渐远，忽隐忽现。在街上真碰上一位蹒跚而至的民国遗老，恐怕也和文化记忆中的灿烂相去甚远。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章太炎在苏州办国学讲习会，学生从全国各地鱼贯而来，盛时有百人之多，如今这些文林长辈大多乘鹤西归，留下的也仿如旧时月色般冷寂。在日月换新天的当今，他们被边缘得恍如隔世了。当时的学生朱季海先生仍健在，现居苏州。每天端坐在双塔公园长廊尽头，春寒夏暑，一个人端杯茶无语静思。一个从旧时烟雨中信步而来的老人。他的《楚辞解故》被称为“学界天书”，研究楚文学的人本来就少，同辈人大多又走了，知音寥寥，独守孤寂。
　　往事如烟，同门贯耳的师兄不少，周作人，钱玄同，黄侃，朱希祖，鲁迅等。他们的学识被天下人推崇，他们的个性做派也成了当代名士的典范，丝毫不逊魏晋。刘师培，黄侃，章太炎，名士做派过了头，被称为民国文坛三“疯子”。所谓“疯子”，指言行举止有悖常理，名士愈“疯”愈能引起世人注目。黄侃留学日本时，一次内急夜起，随意向楼下小便，时楼下住客正挑灯夜读，见此大骂，黄侃亦反唇相讥。两人舌战酣畅，即互报姓名，黄侃才知楼下客是章太炎。不骂不相识，黄见章学识闳富，为己不及，遂有了日后的师生缘。师生共“疯”，颠覆了传统的儒教礼仪，却丰满了后人对他们的认识，增添了无限乐趣。自古名士多风采，那些好玩的能忆可传的轶事趣闻，朱季海先生一定比后辈知晓更多。可他极少谈及，仿佛仍沉浸在旧学的语境中，非正道而不感兴趣。虽然他也看报，但终究难入时流。朱老其实是老派学究的典型，处世谨慎，行为端正，做学问十分顶真，和其他社会文人相比，世故相对简单。也因为他执著的学究气，他注定不能成为文坛时尚的弄潮儿。
　　民国属于三千年不遇之乱世，大批留洋回归的学人，掀东土西潮，推动了文化复兴变革运动，也使人文关系更趋复杂。民国文人依生存状态大可分为四类：院校文人，专职文人，拿政府奉禄的御用文人和乡绅私塾文人。当时正处改朝换代的动荡期，传统的文人品格开始分化。志向相近者纷纷聚拢。结社，结会，结盟，各种形式的社团组织像雨后春笋般出现。热血者意气风发，为各自的政治理想倾力倾为。保守者，仍维护既往的礼法，做一个旧体制的守道者。而剩下的投机者则趋附权贵，唯利是图，有些人甚至丧失了文人的基本品格。乱世出英雄，英雄的浩气刺激了文人价值观的分化。天路漫漫，人各有志，各走各的。文人被沙场点兵直接涉政者毕竟是少数。大多数文人属野逸者，他们恪守文人独立的品格，对参与时政表现出一种若即若离的中庸姿态。没有庙堂的傲气，不沾草莽的匪气，他们是民国文人品格保持最为完整的群体。他们的集体品
　　格趋大同，谦和、散淡、斯文，但个性彼此却大相径庭，文人相轻之事时有发生。黄侃在北大授课时，主讲小学。陈焕章也在北大讲授小学。因学术观点不同，黄竟扬言要与陈“刀杖相决”。这种文人相轻引起的过激言词，连文坛巨匠鲁迅也难脱俗，他和林语堂因误解而经常互以尖酸犀利的语言各尽嘲讽之能。其实这都是文人过过嘴瘾的惯用方法。他们宁可失和而不相往来，但决不走极端。胡适写辜鸿铭的文章有误，辜要求胡适在报上公开道歉，否则向法院起诉。大半年后胡适见到辜，问：“辜先生，你告我的状子进去了没有？”辜说：“胡先生，我向来看得起你的；可是你那段文章实在写得不好！”阅读民国文坛那些热热闹闹的轶事，你会发现所有的文人游戏都遵循着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会准则，昨天报上还互相口诛笔伐批驳对方，今天却能在酒肆中言谈欢笑，他们诋毁对方看似不留情面，其实游戏文章的规矩彼此拿捏得极有分寸，在人格方面从不伤筋动骨。文人的胸中气象便是靠着这种公众的道德保障得以发扬的。
　　民国文坛终于静寂了。掸去岁月的浮尘，无论是名士还是“疯子”，反观他们，个个鲜活生动。尽管他们的才、学、品以及是是非非早已远离人们热议的中心，但是重拾记忆，其时其人就像一串裹着历史包浆的红檀珠，抚摸愈久，文化的光泽愈亮，—他们是真正的文化贵族。
　　怀揣怅惘回顾民国—能不忆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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