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规则与秩序：18-19世纪重庆商人组织的研究》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8-19世纪重庆商人组织的实践历史研究：以巴县档案为中心的考察”的最终研究成果。该项研究以清代巴县衙门档案为基本史料，考察18－19世纪重庆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商人和商人社会组织，从清代重庆商人组织运行实践解释清代城市民间社会的结构性变迁，解释传统城市基层社会的建构过程，从重庆商人组织在城市社会生活与商业发展中扮演的角色，分析其社会功能以及他们对城市社会秩序的影响。认为中国传统城市社会是一个一元多层、等级伦理色彩明显的社会，国家与基层社会之间存在着从意识形态到生活规范、社会秩序的多重复合联系，既有国家正式制度与民间社会组织相互冲突的实际，也有国家制度与民间组织相互依赖、相互支持、相互补充的现实，这些特点相互联系，构成了清代城镇国家主导、民间治理的社会生活秩序，引导了城市工商业者的日常行为，造成清代工商业发展和国内市场的制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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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8—19世纪重庆商人的实践历史研究：以巴县档案为中心的考察”(编号：10YJA770004)的最终研究成果。本书以《巴县档案》为基本史料，着重从18—19世纪重庆商人的历史生活实践分析商人组织的相关问题，从历史实践出发，解释中国传统城市基层社会建构的特色及其治理逻辑。
实践历史的研究方法，是黄宗智先生结合自己长期的历史研究体验提出来的一个学术概念，也是他所倡导的一种研究方法。这种方法特别注重基层档案史料的使用，关注历史生活的过程甚至细节，从人们的历史生活实践出发，重点观察历史生活中人们的行动，具体地分析中国社会演化的内在逻辑。它超越了传统研究中重视应用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理论和概念，“理性”地解释中国历史，特别是“理性”地解释中国社会生活史的形式主义方法，也避免了琐细地罗列中国社会经验，片面强调中国历史特殊性的狭隘认识。比如，我们对18—19世纪重庆商人组织的研究，就不再沿用源自西方中世纪城市生活的“行会”概念来概括重庆的商人组织，纠缠于商人组织与地方政府的联系为一端，强调其“封建性”的特征，将历史上形形色色的商人组织看成是封建势力阻碍社会发展的工具；我们也不再简单地直接套用现代“市民社会”等概念和理论，把“国家与社会”看作是相互分离的两个层面，将重庆的商人组织看成是与国家对立的、自主自治的社会组织，不再像罗威廉按照西方城市的样貌来描摹汉口市民社会的历史那样描摹重庆商人组织发展的历史。我们注意到，在《巴县档案》中看到的那些在清代重庆影响巨大的商人组织有强烈的官方背景，也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和现实社会基础。其产生与发展根植于重庆居民城市生活的深厚土壤，与城市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水乳交融。这些商人组织在18—19世纪重庆的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与西欧同行有着巨大的差别，我们只有从城市居民历史生活的“实践”出发，从中提炼出紧密连接理论与经验的分析概念和思路，才能清楚地认识重庆商人组织在18--19世纪重庆的社会生活、商业与社会发展中扮演的角色。本书围绕商人组织这个城市基层社会节点，以重庆为实例进行单体城市的研究，对于分析和理解其他中国传统城市基层社会问题会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本书选择重庆为研究中心还基于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也是最关键的是资料因素。清代重庆地方政府留下来的档案文献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案例材料，这些材料能够保证我们的研究建立在历史生活实践的基础上，改变以往相关研究生活实践不足的状况。注重使用地方档案，才能对中国传统基层社会那种“国家主导，民间治理’’的社会生活秩序有比较直观的认识，使我们的研究结论比较贴近、符合历史生活的实际。从基层档案出发，直接观察和感受历史生活的细节和过程，这也是“实践历史”的研究方法发展的基础。
第二，经过明清时代的大规模移民开发，经济的区域分化已经逐渐明了，就像王业键所指出的那样，全国的经济格局分为“已开发区域”、“开发中区域”和“边陲未开发区域”三个部分，东南部的江浙沿海属于“已开发区域”，而湖广、江西、四川等省则属于“开发中区域”。清代区域问的交换关系是，“已开发区域向开发中区域输出资本、工业产品和技术知识及财政援助，相反地，后者向前者输出原料及粮食等”。重庆既是川东门户，也是以四川为中心的新发展区域与东部广阔的先发展区域建立经济交换联系的枢纽。重庆的商业发展为本地商人组织的成长和发达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重庆商人组织化的程度高，商人组织的规模庞大而且社会影响面广，他们对重庆城市基层政权建设和社会秩序构建都影响巨大。18--19世纪重庆商人组织发展的历史，足以成为中国传统城市基层社会建设的一个范本。
第三，清代重庆有230多年和平发展的历史。无论是国内战争还是近代中外战争都没有对重庆的城市生活产生直接的破坏性影响，这在商业发达的近代中国城市中是少有的实例。清初以降，重庆商人组织发展历史是连续不断的演化过程，因此也就更多地保持了中国城市社会的传统关系格局，重庆留下的历史记载也就更加真切地反映了中国传统城市基层社会结构演化的特殊状态。借助于《巴县档案》的实态记录，我们对中国传统城市的认识会更加细致、更加具体，也更加接近历史生活的动态过程。这是以往以碑刻、地方志等资料来研究中国城市商人组织的时候难以实现的目标。注重历史实践的动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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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研究资料的说明
研究上述问题，主要是依据20世纪以来大量新发现的地方档案和基层司法实践材料，包括各种涉及工商业方面的诉讼案卷、碑刻、行规、习惯，以及地方政府、基层司法官员的相关记载，其中最重要的是《巴县档案》及相关材料。现存总数达11．6万卷的清代《巴县档案》(四川省档案馆收藏)是清代重庆地区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全面见证，也是清代城市商人组织历史实践活动的具体样本。档案中有关矿产开发、交通运输、货物交易、市场分配，以及城市手工业和商业行帮直接参与的市场管理等方面的大量文件，包括行规、章程及参与诉讼的各方的相互辩驳的文件，还有保存在这些诉讼文件中用以调处当时各方关系的商业行规和商业契约等，是当时城镇社会生活的原始记录。它们和那些官方调处商人之间的商业纠纷的司法记录汇聚在一起，反映了清代重庆城镇工商业行帮与官府之间、行帮之间，以及行帮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复杂联系。
清代重庆是一个商业发达、交通位置重要的城市。移居这里的外省商民与当地土著居民一起创造了城市繁荣的商业贸易，使这座城市具有典型商业城市的特性。其居民主体是从事航运、贸易、农副产品的仓储、加工、交易的商人，是大量从事生活服务和靠手工业谋生的非农业居民。城市里有数以百计的各种行、帮、会馆、公所和神会等商人组织。一些重要的组织成立之时或者发生重大变故的时候都要向官府送禀备案，取得官府的认可，当他们之间发生业务纠纷的时候，又要呈请官府委员主持调处，直至上诉到官府衙门直接审理判决。大量的商人组织、商业行规就这样在诉讼资料中保存了下来，这些资料所记载的事件和人物活动，生动地保存了当时商业组织运行的基本概貌，反映出清代城市商人组织在城市居民生活中的真实运行状况。重庆还是清代四川省乃至整个西南地区的大城市，是川东道、重庆府和巴县县衙的驻地，又有类似“八省会馆”这样的强势商人社团，《巴县档案》记载了城市商民与官府各级衙门交往的事例，保存了大量官民之间在政治、经济、司法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互动记录。这些具有浓郁地域色彩和丰富生活内涵的档案史料，为我们描绘了当时城镇的社会关系及商业关系的真实图景，是我们研究历史上中国的基层社会与国家关系问题的第一手资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历史研究不能实地参与调查久远历史生活的不足，有助于我们将清代城镇商人社会的研究推进到新的水平。通过对这些材料进行重点分析，有助于我们考察清代城镇商业发展的制度环境。
《巴县档案》由四部分文件构成：一是清代巴县本县衙门日常行政事务中形成的历史档案文件；二是四川省其他县送来的与巴县相关事件的文件；三是朝廷、省、道、府下发的文件；四是巴县地方官员处理本地发生的各种刑事和民事案件过程中形成的司法卷宗。这些文件不仅对于研究重庆城市史有极高的价值，对于研究四川其他县及四川省的社会变化也有很好的历史价值，同时有助于我们了解清朝的政令贯彻执行情况。《巴县档案》是我们研究清代中国城市基层社会变迁的最重要史料之一，无论案卷数量还是质量都是国内现存清代县级基层档案之最宝贵者，是一座内容丰富的文献宝库。以往对该档案的使用受到国内史学研究范式的深刻影响，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人们比较注重挖掘其中有关阶级斗争与城市反帝反封建斗争方面的资料。四川省相关研究单位曾经整理出版过若干专辑，例如，四川大学历史系编的《四川人民反帝斗争档案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62年)，《刘义顺自述》、《自立军会党名单》、《四川义和团灭清剿洋兴汉揭帖》(均发表于《历史研究》)，《余栋臣起义资料补辑》(刊载于《近代史资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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