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小说理论批评流派研究_刘良明, 黎晓莲, 朱殊著_9787307040427

《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是一系列研究我国古代文学流派的丛书，《近代小说理论批评流派研究》是其中的一本，为大家介绍的是我国近代小说理论批评流派，包括传统评点叙说派、译介欧美西籍派、“新小说”派等等派别，具有很大的文学价值！
我国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古代文学流派纷呈，绚丽多彩，而流派研究却是一个薄弱环节，鉴于此，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一系列丛书，《近代小说理论批评流派研究》阐述了我国近代小说理论批评的各个流派，并对一些作家的作品进行了分析。本书共有五章，在第一章为我们介绍的是传统评点叙说派，并分别列举了《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名著的评说；第二章讲的是译介欧美西籍派，本章首先介绍了洋务运动与近代小说理论批评的新变，接着为大家介绍了一些著名的欧美小说译介者及其作品特点；介绍“新小说”派时，作者对梁启超、夏曾佑、狄葆贤等对于小说原理、小说原理、小说理论主张的观点、风格一一作了详细阐述；第四章、第五章作者分别对资产阶级革命派和理论研究派进行了深刻透彻的讲解，并对徐念慈等人的小说理论进行了介绍，同时还对管达如、吕思勉等人的作品进行了观摩，极大有利于读者对近代小说的研究、领悟。

后记
    二十多年前，当笔者进行中国小说理论批评研究的时候，曾经遇到很多困难。由于此前人们不甚重视这一学科，因此，相关的资料积累很少；又因为当时一些研究者几乎同时进入这一片“生荒”地带，可资借鉴的理论研究成果也不多。因此，发轫之初前进的步履极为艰难。十多年岁月流逝，经过许多同行研究者的共同努力，披荆斩棘，开辟草莱，如今的古代小说理论批评研究领域已大为改观：资料积累已颇为丰厚，论评史著也纷纷问世，这一学科已渐显繁荣景象。与此同时，笔者也和许多同行一样，经过十年辛勤耕耘之后，初尝收获的喜悦，于1991年出版了《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史》。
    笔者撰写的《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史》与其他研究者的同类著作略有不同。其他研究者的多数小说理论批评史著作内容包罗古代与近代，而以明清、近代为主。笔者则将古代小说理论批评的萌芽追溯至先秦时期的孔子及其弟子子夏。由于教学工作繁重及出版社对于出书篇幅的限制，也由于笔者当时对近代小说理论批评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因此，拙著终结于清代前中期，不包括近代。拙著《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史》先后在海峡两岸出版以来，海内外师友同行在谬加奖饰的同时，也殷切勉励笔者继续撰写小说理论批评史的近代部分。最近几年，适逢研究工作的需要，笔者将较多精力投入近代小说理论批评领域，现在写成《近代小说理论批评流派研究》这本小书，一偿夙愿。
    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承《文艺研究》、《人文论丛》、《武汉大学学报》等刊物惠予发表书中部分章节，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亦加以转载，使得笔者一些不成熟的见解得到更多读者与同行的指教。在此谨对以上刊物以及一直关心、鼓励我的师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虽然篇幅不大，却是集体合作的成果：全书由笔者拟订大纲及章节要目，并撰写序论和第一、二、三章；第四、五章则由笔者指导的黎晓莲、朱殊两位研究生分别撰写。后虽经笔者通读修订，然文成众手，笔调终难完全一致。又由于我们水平所限，书中疏漏必多，此祈读者批评指正。
    刘良明
    2003年6月于珞珈山居

  文龙以上这些有关批评家评点小说的议论大多是针对张竹坡而发。作为批评《金瓶梅》的大家，张竹坡对该书的阐释与批评带有强烈的个人主观色彩。他在《第一奇书非淫书论》中曾谓：“小子非套翻原板，固云我自作我的《金瓶梅》。”由是我们也不难理解张氏对《金瓶梅》的阐释在某些地方确是偏离了作品的原意。这在文龙看来即是“未得其真”。其中，文龙对张竹坡“深许玉楼”而“痛恶月娘”的观点最为不满，曾多次在回评中予以诘难。文龙于小说批评有破当然也有立，作为立的方面．他提出了小说批评的两个标准“真”与“细”。他认为只有做到这两点，方不致为“酒醉雷公”，“一味乱批”。为了达到“真”与“细”的标准，文龙又给小说批评家们提出了几点要求：其一，在评价小说作品中的人物时应遵循一定原则，“不可过刻，亦不可过宽；不可违情，亦不可悖理”，一定要“就时论事，就事论人”，不能“爱其人其人无一非，恶其人其人无一是”。其二，批评家要有较为丰富而全面的学识修养。其三，在批书时。批评家应保持良好心态，即十八回回评中所言“心要平，气要和，神要静，虑要远，人情要透，天理要真”。作为一个优秀的小说批评家，文龙以上议论当是有感而发，而其中不少内容，即使在当今仍能给予我们很多有益的启示。
    第三节其他小说作品的评说
    传统评点序说派除前述围绕几部名作的评点外，还有当时人们关于侠义公案小说与狭邪小说的论说。
    鸦片战争以后，列强人侵中国，上层统治者屡挫于外患，普通民众也难以对入侵者进行有组织的抵抗，于是寄希望于侠客清官，幻想有这一流人物出来扶危济困，除暴安良。在此情势下，侠义小说应运而生，广泛流行于民间，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儿女英雄传》与《三侠五义》，其他尚有《施公案》、《彭公案》等作品，它们也吸引了理论家的目光。在这些作品的序言中，他们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儿女英雄传》成书于1849年以后①，卷首有雍正十二年观鉴我斋及乾隆五十九年东海吾了翁所作序文各一篇，时间当为伪托。惟马从善光绪四年戊寅（1878年）序所署时间较为可信。该书问世后，当时曾受到广泛的称赞：“满人小说，《儿女英雄传》最有名，结构新奇、文笔瑰丽，不愧为一时杰作。”⑦作者文康，镶红旗人，姓费莫氏，字铁仙，号燕北闲人，约生于嘉庆初年，卒于同治年间。文康出身于显贵的八旗世家，祖父辈官至总督、巡抚。本人捐资为理藩院郎中，咸丰初年，官安徽凤阳府通判。然“晚年诸子不肖，家道中落，先时遗物斥卖略尽，先生块处一室，笔墨之外无长物，故著此书以自遣”。③所作《儿女英雄传》叙雍正初年正黄旗汉人安学海为人正直，治河时不肯行贿，被河工总督陷害入狱，其子安骥持银救父，途经能仁寺遇难，得侠女十三妹（何玉凤）救助，同时获救的民女张金凤在十三妹的撮合下与安骥成婚。十三妹之父此前被大将军纪献唐害死，十三妹誓报父仇。后纪献唐被朝廷处死，十三妹意欲出家，经安学海、师父邓九公等人规劝嫁与安骥。安骥在二凤激励下连中举人进士，宦途顺利，一门荣耀。胡适曾经说过：
    依我个人看来，《儿女英雄传》与《红楼梦》恰是相反的。曹雪芹与文铁仙同是身经富贵的人，  同是到了晚年穷愁的时候才发愤著书。但曹雪芹肯直写他与他的家庭的罪恶，而文铁仙却不肯写他家所以败落的原因，还要用全力描写一个理想的圆满的家庭。曹雪芹写的是他的家庭的影子，文铁仙写的是他的家庭的反面。①
    的确如此，观鉴我斋②所作《儿女英雄传序》中认为：“修道之谓教，与其隐教以不善降殃为背面敷粉，曷若显教以作善降祥为当头棒喝乎？”③  《红楼梦》中所写的内容当然就是“不善降殃”，最后“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文康则虚构了“作善降样”的境界表达他的理想，虽然其思想见解与《红楼梦》不可同日而语，但他对于小说的人物塑造问题，却有意识地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作品缘起首回“开宗明义闲评儿女英雄引古证今演说人情物理”开头就以八句韵语作为全书纲领：
    侠烈英雄本色，温柔儿女家风；两般若说不同，除是痴人说梦。
    儿女无非天性，英雄不外人情；最怜儿女最英雄，才是人中龙凤。①
    这就是说，作者力图在小说中把“天性”与“人情”统一，将“侠烈英雄本色”与“温柔儿女家风”融合。这一艺术追求，在其托名观鉴我斋所作序言里阐述得更清楚：“其书以天道为纲，以人道为纪，以性情为意旨，以儿女英雄为文章。其言天道也，不作元谈。其言人道也，不离庸行。其写英雄也，务摹英雄本色。其写儿女也，不及儿女之私。本性为情，援情人性。有时恢词谐趣，无非借褒弹为鉴影而指点迷津；有时名理清盲，何异寓唱叹于铎声而商量正学，是殆亦有所为而作与不得已于言者也。”②作者明确表示自己的写作是为了宣扬“天道”与“人道”，而且宣扬天道时并不作玄虚无稽的空谈；谈人道时则密切联系日常生活，即将对天道人情与英雄儿女的表现都寓于现实生活的故事情节之中。尽管作者在序文中一再表示他要以“苦口”“婆心”去“维持名教”，这点现在看来未免有些保守卫道，但他将“侠烈英雄本色”与“温柔儿女家风”融合为一体的写法却颇有新意。前者表现为一种有如龙飞昊天的阳刚之美，后者则表现为一种宛若风舞修篁的阴柔之美。作者在缘起首回中借帝释天尊的口道：“这‘儿女英雄’四个字，如今世上人，大半把他看成两种人，两桩事。所以一开口便道是某某英雄志短，儿女情长，某某儿女情薄，英雄气壮。殊不知有了英雄至性，才成就得儿女心肠；有了儿女真情，才作得出英雄事业……”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将常人看来对立的两种性格特征，巧妙地结合在作品主要人物十三妹一个人身上，让这一人物成为超越此前小说作品人物形象的新人。十三妹的形象，不但《水浒传》里没有，《红楼梦》里也没有，在同时的其他小说作品里也是仅见的。她至今仍然受到读者的喜爱，并且成为古代小说作品里深人人心的艺术形象之一，活跃在戏曲舞台及说唱艺术里。这说明作者在理论指导下的自觉探索与有意识的追求是成功的。
    作者着意探究小说理论井运用于创作实践的例证在小说中尚有不少。如第十六回叙及十三妹的身世来历时写道：“你看这十三妹，从第四回书就出了头，无名无姓，直到第八回，他才自己说了句人称他作十三妹，究竟也不知他姓某名谁，甚么来历。”作者为何如此故弄玄虚？其实他是有着缜密的考虑的。由此引出了作者关于人物的主次地位及小说结构布局的议论：
    这稗官野史虽说是个玩意儿，其为法则，则如文章家一也：必先分出个正传附传，主位宾位，伏笔应笔，虚写实写，然后才得个间架结构。
    以下结合作品实际进一步解说道：“即如这段书，是十三妹的正传，十三妹为主位，安老爷为宾位；如邓、褚诸人，并宾位也占不着，只算个‘愿为小相焉’！但这十三妹的正传都在后文，此时若纵笔大书，就占了后文地步，到了正传写来，便没些些气势，味同嚼蜡；若竟不先伏一笔，直待后文无端的写来，这又叫作‘没来由’，又叫作‘无端半空伸一脚’，为文章家最忌。然则此地，断不能不虚写一番……所以才把这文章的筋脉放在后面去，魂魄提向前头来。作者也煞费一番笔墨厂这一席话把小说作家用心良苦的惨淡经营和盘托出，对读者的欣赏委实大有裨益。虽然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早就涉及到类似理论问题：“《水浒传》不是轻易下笔，只看宋江出名，直在第十七回，便知他胸中已算过百十来遍。若使轻易下笔，必要第一回就写宋江，文字便一直帐，无擒放。”但金氏《水浒传》评点精义纷呈，这段议论稍嫌简略，似未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而文康作为小说家现身说法，他密切联系小说创作，详加剖析阐发，比之金圣叹的评点，说服力无疑更强。至如书中细节描写的新鲜生动。语言的诙谐风趣，也是作者苦心经营的产物，胡适早于近80年前已在《儿女英雄传序》里言之甚详，此处毋须烦言了。
    与《儿女英雄传》刊行约略同时，另一部侠义公案小说代表作《三侠五义》由同一书坊刊行。①  《三侠五义》问世不久，就引起了著名学者俞樾的注目。俞樾（1821-1907年）字荫甫，号曲园，浙江德清人，道光三十年（1850年）进士，官翰林院编修、河南学政，晚年主讲杭州诂经精舍凡三十年，从学者甚众，如黄以周、章炳麟、吴昌硕皆其佼佼者。俞氏擅经学、精考
    据，一生著述繁富，汇刻为（春在堂全书）。他虽为著名经学家，却并不抱残守缺，对小说戏曲等通俗文艺也颇为关心。他说：“天下之物最易动人耳目者，最易人人之心。是故老师钜
    儒，望皋比而讲学，不如里巷歌谣之感人深也；官府教令，张布于通衢，不如院本平话之移人速也。”②他曾亲自动手对《三侠五义》进行修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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