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崩溃》（一译《瓦解》）、《动荡》、《神箭》、《人民公仆》，这四部小说被称为钦努阿?阿契贝的“尼日利亚四部曲”，可谓“史诗”之作，表现了19世纪英国殖民者来到尼日利亚至尼日利亚独立时期的全部历史。
其中长篇小说《神箭》以一场父子关系为背景，重点描写白人传教士在非洲的罪恶行径，特别是其在非洲土著内部制造矛盾的手法以及武力镇压的过程。白人对非洲文化的鄙视，对非洲人的贬低，在这部小说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本书其实是一部“种族（文化）灭绝”的历史见证。阿契贝运用小说的形式，完整地捕捉了最为拙劣的殖民主义行径，完成了种族学上无法完成的任务。作品极具内涵与深度，令读者读之身临其境，读后悲痛难掩。
钦努阿·阿契贝的代表作之一，相对其其他小说，更具内涵与深度。
评论称，仅凭本书，阿契贝便早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钦努阿?阿契贝——现代非洲小说之父 “尼日利亚四部曲”之《神箭》 一部尼日利亚民族的动荡史诗！ 部落文化与西方文明冲突背后的永久伤痛！ 在他的伟大面前，索因卡、马哈福兹、戈迪默、库切 四位诺贝尔奖获得者都深感不安与惭愧。
钦努阿·阿契贝（ChinuaAchebe）,1930年生于尼日利亚。著名小说家、诗人和评论家，尼日利亚乃至非洲最著名的作家之一。以尼日利亚伊博族人民独立前后的生活为题材的“尼日利亚四部曲”是其代表作。其中《瓦解》在1958年发表后，即获得布克奖，是非洲文学中被最广泛阅读的作品。
他的文笔恳切深沉，反映了非洲社会与殖民地政治的现实，备受国际瞩目。英国《独立报》称他是非洲最伟大的小说家。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代总序）
如果仅仅将钦努阿·阿契贝理解为一位“政治作家”、“社会作家”，无疑是错误的。甚至可以说，在当下的中国，翻译、出版、阅读钦努阿·阿契贝的价值，也就在于“如何理解钦努阿·阿契贝”。
——题记
一、比夫拉知识分子
在当代国际文坛，钦努阿·阿契贝是一个备受瞩目的名字。他被誉为“现代非洲小说之父”，因为他第一次写出了“发自非洲人内心世界的英语小说”；他还在《远景》和《外交杂志》评选出的“全球百名公共知识分子”中名列第三十八位，因为他不屈不挠地就全球和祖国尼日利亚的政治、社会事务发言；除了诺贝尔文学奖，他获得了几乎能够获得的所有国际重要文学奖项：2007年，他击败菲利普?罗斯、拉什迪等人，获得第二届国际布克奖，因为“全世界的作家都在为新的现实和新的社会寻求新的语汇和新的形式，阿契贝为他们指明了道路”。2002年，他获得德国书业和平奖，因为他是“西部非洲大陆文学传统的缔造者”——在他之前获得这个奖项的是哈贝马斯，在他之后获奖的则有苏珊?桑塔格、帕慕克等。
钦努阿·阿契贝生于1930年的尼日利亚，属于伊博族，家庭信奉基督教；尼日利亚的另一位著名作家、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索因卡则为约鲁巴族人。尼日利亚共有250多个民族，国内的三大民族分别是豪萨—富拉尼族、约鲁巴族和伊博族。伊博族散布于尼日尔河和克罗斯河之间，占有全国人口的近五分之一。在部落时期，伊博族一直没有建立严密的政府组织，每个村落各自为政，与外界隔绝，甚至没有统一的语言。由于伊博族的封闭和强悍，曾被殖民者诋毁为“耽于吃人肉的恶习”。伴随着殖民统治的深入，伊博族的很多人逐渐信奉了基督教，并以注重教育、发展经济而闻名。
上世纪70年代，萨特曾经说过，假如他是一位比夫拉知识分子，他绝不会从事文学工作，而应该做医生、司机等对社会更有贡献的工作。对于世界历史来说，尼日利亚内战——“比夫拉战争”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这是现代社会第一次以饥荒为作战手段。1960年，尼日利亚从英国殖民者手中赢得独立，国内部族冲突加剧，伴随着新的石油资源的发现，1967年内战爆发，史称“比夫拉战争”。血腥的“比夫拉战争”使尼日利亚全国死亡300万人，其中100万人死于饥荒。这场战争促成了“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建立，并引导全球开始关注非洲饥荒问题。
钦努阿·阿契贝就是一位“比夫拉知识分子”——战败的一方，内战后被边缘化的伊博族。
战争期间，钦努阿·阿契贝被迫离开在尼日利亚广播公司的工作，先为伊博族的“比夫拉政府”工作，后在美国教书和写作。作为一个作家，他亲历了尼日利亚剧烈的社会动荡——部落文化与西方文明的冲突、尼日利亚争取独立的斗争，然后是“比夫拉战争”，然后是战争之后依旧动荡不安、军事冲突不断的尼日利亚和西部非洲。政治伴随着他的文学创作，他曾经说过：“一个非洲作家如果试图避开巨大的社会问题和当代非洲的政治问题，将是十分不恰当的。”因而，钦努阿·阿契贝的全部文学创作，就是展现尼日利亚的社会变迁，比如著名的“尼日利亚四部曲”——《瓦解》（ThingsFall Apart，1958）、《动荡》（No Longer at Ease，1960）、《神箭》（Arrow ofGod，1964）和《人民公仆》（A Man of the People，1966）；短篇小说集《战地姑娘》（Girls atWar，1972）、长篇小说《荒原蚁丘》（Anthills of theSavannah，1987）以及评论文集《创世日前的黎明》（Morning yet on CreationDay：Essays，1975）、《尼日利亚的不幸》（The Trouble withNigeria，1984）。其中，尤以他的“尼日利亚四部曲”最为著名，可谓“史诗”，表现了19世纪英国殖民者来到尼日利亚至尼日利亚独立时期的全部历史——《瓦解》的主题是殖民者的到来和伊博族社会的瓦解，《动荡》叙述了一个伊博族青年在殖民者“创造”的城市文明中的茫然，《神箭》描述了基督教对尼日利亚部落文明的蚕食，《人民公仆》讲述了独立之后尼日利亚以部族为单位的“选举政治”的丑陋。
二、天鹅之歌
然而，如果仅仅将钦努阿·阿契贝理解为一个“政治作家”，无疑是错误的。甚至可以说，在当下的中国，翻译、出版、阅读钦努阿·阿契贝的价值，也就在于“如何理解钦努阿·阿契贝”。因为中国和尼日利亚一样，自19世纪起开始遭遇殖民主义的战争，旧的社会体制轰然倒塌，血腥的内战使民族分裂……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国的文学强调政治性和社会性，我们曾经把钦努阿·阿契贝视为“亚非拉兄弟”；如今，后殖民主义理论在中国蓬勃发展，一些学者又将他的作品理解为对殖民主义的控诉。一部好的文学作品，永远比政治复杂，甚至比社会复杂。以上两种解读，实际上贬低了钦努阿·阿契贝。钦努阿·阿契贝固然关注政治与社会，关注殖民主义对尼日利亚的掠夺和破坏，然而，这些问题不是他作品的真正“主题”。在反殖民主义和现实政治的表层之下，他所关心的，依旧是文学的永恒主题：在文化和道德的巨大变化之中，人有什么作为？
钦努阿·阿契贝的代表作《瓦解》创作于1958年（两年后尼日利亚赢得独立），该书出版之后，引起巨大轰动，全球共售出了一千万册。小说的故事很简单：英雄如何走向末路。该书题词引用了爱尔兰大诗人叶芝的名句：“Turningand turning in the widening gyre/The falcon cannot hear thefalconer/Things fall apart；the centre cannot hold/Mere anarchy isloosed upon the world。”这首诗名叫《基督重临》（The SecondComing），在此引用几句中文译文：
在向外扩张的旋体上旋转呀旋转，
猎鹰再也听不见主人的呼唤。
一切都四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
世界上到处弥漫着一片混乱，
血色迷糊的潮流奔腾汹涌，
到处把纯真的礼仪淹没其中；
优秀的人们信心尽失，
坏蛋们则充满了炽烈的狂热。（袁可嘉译）
在叶芝写下这首诗后几年，居住在清华园的历史学家陈寅恪写下了《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
1927年6月2日，国学大师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在《瓦解》的结尾，主人公奥贡喀沃以一种为部落所不齿的方式结束生命，自缢于树上，“他的死尸是邪恶的”，“污秽了土地”。就奥贡喀沃的自杀来说，殖民者的到来和侮辱，仅仅是一个外部因素；导致他选择自杀的深层原因，是部落坚守千年的文化与道德在溃散；促使他走向自杀之路的，则是个人的“暴怒”性格。
在钦努阿·阿契贝笔下，英国殖民者的到来，给伊博族的部落文明以最后一击，而在这之前，部落文明在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之后，已经出现裂缝，慢慢溃散。
小说的主人公奥贡喀沃是一个顽固、易怒的人，他是部落的英雄，固执地坚守着部落的文化和律法，辛勤地种植木薯，维持着一个家庭的体面，并且在部落中享有盛誉，在祭祀的时候充当“神的代言人”。为了这种坚守，小说中，奥贡喀沃两次挥刀斩人。第一次，在部落的复仇仪式上，他挥刀砍死了自己的养子——一切从此刻开始瓦解，“他觉得自己仿佛是个喝醉了酒的巨人，在用蚊子的脚走路。他的头上不时发冷，全身也跟着哆嗦起来”，家庭和儿子永远没有原谅他（小说的后半部分，他的儿子信奉了基督教，这给了他致命一击），部落中的人对他的残酷也感不满（“但是如果神说我的儿子应该被处死，那我既不去争辩，也不去做执行人。”）第二次，在部落会议上，他慷慨激昂地向白人宣战：“我们所有的神都在哭……因为他们受到了可耻的亵渎……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恶魔连根铲除……”，他挥刀砍死了白人的信使。在执著地坚守部落律法和维持自己的“强大”的同时，他没有察觉，部落的律法和文化，社会的结构和人心，已经在悄悄改变。这一改变的过程，是必然的、不可逆转的。
三、古希腊悲剧英雄的复兴
如果仅有时代变迁的主题，钦努阿·阿契贝依旧是一个二流作家。《瓦解》之所以卓越，在于钦努阿·阿契贝塑造了一个“悲剧英雄”。英雄是文学的永恒主题，甚至是二三流文学的唯一主题，所谓英雄和美女的故事是也。然而，《瓦解》中的奥贡喀沃，是对古希腊悲剧英雄的复兴。奥贡喀沃是一个“暴怒”的人，他在维持部落律法的同时，也在冲撞律法——“他的第一个妻子和第二个妻子惊慌失措地从自己的茅屋里跑出来，哀求他，提醒他这一周是神圣的。可是奥贡喀沃打起人来，是一不做二不休的，甚至于连神都不怕。”因为在圣洁的日子对神的冒犯，他被部落放逐。在这一刻，个人的悲剧命运，就与部落衰颓的命运融合为一，纠缠在一起，走向屈辱的终结。小说的语言始终是克制的，奥贡喀沃的命运具备一种古典美：庄严肃穆，简洁，沉稳，清晰。在历史的进程面前，黑非洲文化的衰颓不可避免，英雄的悲剧命运也不可避免。唯有悲剧主题，文学才得以成立；唯有在悲剧主题中展现个人命运不可逆、不可选择的历程，英雄的形象才得以成立；唯有在文学所描述的个人命运中注入悲剧的因子，个人的命运才得以在文学上成立。
中国近一百多年的历史，和尼日利亚一样，均处于传统文化与道德溃散、新的文化与道德建立的时代，也就是李鸿章曾经说过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实际上也是世界各种文化的共同命运。钦努阿·阿契贝引用的叶芝名诗，“一切都四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世界上到处弥漫着一片混乱”，描述的是基督教文化的溃散。陈寅恪的《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描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溃散。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则描述了整个西方文化和道德的溃散：“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
对于传统文化，钦努阿·阿契贝并没有赞美和哀婉。甚至在《人民公仆》中，钦努阿·阿契贝在小说开篇就以嘲讽的笔触描述了“猎人协会仪式”（西部非洲的某些部族对英雄的欢迎仪式），随即在小说的展开中批判了尼日利亚的部族政治。钦努阿·阿契贝着力描写的是传统文化与传统道德衰颓的过程，而不是这一文化与道德好与坏的问题。无论好坏，钦努阿·阿契贝以及他笔下的众多人物，都浸透着这一文化的残余因子，成为自身生命体验的一部分，如同他的小说中俯拾皆是、随处可见的部落神话、歌谣、谚语。身为传统文化与道德中人，面临这一文化溃散的不可逆命运，人可做可为的，实际上是很少的。“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陈寅恪笔下的王国维，就是钦努阿·阿契贝笔下的奥贡喀沃。
王来雨
2008年6月4日于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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