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第7版修订版）（套装上下册）_(美)斯塔夫里阿诺斯(L. S. Stavrianos)著_9787301204689

作者在《全球通史》中采用全新的史学观点和方法，将整个世界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的统一体，从全球的角度而不是从某一国家或某一地区的角度来考察世界各地区人类文明的产生和发展，把研究重点放在对人类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的诸历史运动、诸历史事件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和相互影响上，努力反映局部与整体的对抗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本书一经问世，受到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和巴勒棵拉夫高度评价，立即被译成多种文字，流传甚广，影响很大。本书上起人类的起源，下迄21世纪初多极世界相待时期，上下数十万年，一气呵成。除了政治、经济外，还涉及军事、文化、教育、宗教、科学技术、人口、移民、种族关系、道德风尚、思想意识等各个方面。读来颇觉新颖爽朗，有强烈的现实感。从文字内容来看，作者对庞杂的史料取舍恰当，对各种历史事件着笔简要，边叙边议，文字生动；从编写技巧来看，每章前冠以简明提要，承上启下，便于掌握线索，每章末附有选读书目，便于进一步研究。

　　每个时代都要编写它自己的历史。不是因为早先的历史编写得不对，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会面对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探求新的答案。这在变化速度成指数级增长的今天是不言自明的，因此，我们迫切需要一部提出新的疑问并给出新的答案的新历史。
　　例如，我们这一代人是在以西方为导向的历史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我们自然也生活在一个由西方居支配地位的世界中。19世纪和20世纪初叶是一个由西方享有政治、经济和文化霸权的时代。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接着发生的殖民地革命很快就结束了这种霸权，世界地图上一些庞大的欧洲帝国的消失便证明了这一点。地图上许多地方的名字和颜色都从根本上起了变化，从而反映了已在20世纪中叶以前出现的这一新世界。
　　我们渐渐不情愿地认识到，在今天这个世界上，传统的以西方为导向的历史观已不合时宜，且具有误导性。为了理解变化了的情况，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全球视角。尽管伴有种种精神求索的阵痛，但世界却完成了自己从旧到新的转变。到20世纪60年代，世界历史协会的出现、《世界历史杂志》的问世以及本书第l版的出版，皆证实了这种转变。
这又使我们回到原先的问题上：为什么本书第1版问世才几十年就又要出版面向21世纪的新版本呢?答案与出版第1版的理由是相同的，还是那句话：新世界需要新史学。20世纪60年代的后殖民世界使一种新的全球历史成为必需；今天，20世纪90年代以及21世纪的新世界，同样要求我们有新的史学方法。20世纪60年代的新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殖民地革命的产物，而20世纪90年代的新世界则正如教皇保罗六世所言，是“科技的神奇影响”的结果。这种影响的无处不在，显见于它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所引起的“种种巨大的问题”中。例如，20世纪末叶的学生们可能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一脸困惑地趴在木制书桌上想，如果这时遭到核弹的袭击，这些脆弱的木制东西如何抵挡得住呢?
　　地球母亲已产生人类生命；这一代的学生不仅要面对威胁人类生命的新危险，还要面对前所未有的威胁地球母亲的危险。海洋地理学家雅克·库斯托(Jaques Coust．eau)已发出警告：“人类在20世纪中对地球造成的伤害也许比在先前全部人类历史中造成的还要多。”同样，环境保护组织“世界观察机构”也于1989年下结论说：“到1999年，真正决定人类命运的时刻将要到来。随着世界进入21世纪，国际社会要么团结起来共同扭转危机，要么陷入环境恶化和社会解体的恶性循环。”。
　　由于物种与星球毁灭的黯淡前景，题有诸如《美国世纪的终结》、《世界的终结》、《未来的终结》和《历史的终结》之类书名的一系列著作已相继出版。如果我们认为自己不过是长长物种链上的小小一环，那么这些令人沮丧的书名也许是对的。现在地球上大约有4000万个不同的植物和动物物种，而在此前的不同时期曾经有50亿到400亿个物种。也就是说，只有1‰的物种存活了下来，而99．9％的物种都灭绝了。这一纪录似乎为目前上述“终结”系列著作的热销提供了统计学上的支持。
　　不过，这种统计却具有误导性，因为在人类和所有灭绝了的物种之间存在着根本的不同。后者的灭绝主要是因为它们不能适应环境的变化，例如冰川世纪中发生的那些变化。相反，被赋予高级智能的人类则能够通过使用火种、缝制衣物、建造房屋等方法来让环境适应自己的需要。因此，人类是能够使环境适应自己的需要，从而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而不是奴仆的独一无二的物种。
主人和奴仆之间的决定性差别，可以用人类和天花之间的关系变化来予以戏剧性的说明。天花病毒是所有疾病中最令人恐惧的一种，它最初出现在至少2000多年前的远东，8世纪时被传播到欧洲，哥伦布发现美洲后又散布到美洲。随着欧洲人往其他大陆迁移，天花病毒杀死了无数缺乏免疫力的海外居民。美洲的印第安人、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以及波利尼西亚和加勒比海诸岛的岛上居民都因此而遭遇到了种族灭绝的惨祸。其实，天花病毒也曾在欧洲肆虐，并最终吞噬了欧洲大陆上三分之一的人口，其破坏程度与瘟疫相当。
　　对天花病毒的征服始于1796年；那一年，英国医生爱德华·詹纳(Edward．Jenne)发现接种或感染了牛痘的病人对天花有免疫力。如今，若干种类的天花病毒被隔离在美国和俄国科学家的实验室里，所以，天花与人类的关系给完全颠倒过来了。已知的最后一个天花病例出现在1977年的索马里。1980年，人类宣布天然的天花病毒已被根除。
　　科学家们一度建议把实验室中余留的若干种类的天花病毒样本也彻底毁掉，以防止它们传播开来。但是人们延迟了做出这一最后决定的时间，因为这些病毒可能会对将来的研究有用。现在，科学家们已制造出无害的天花DNA片段，并有完整的基因草图可供研究，这样，天花病毒的样本存留与否也就无关紧要了。1996年1月，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执行董事会一致同意将1999年6月30日定为销毁全部残存的天花病毒的日期。至此，这一长期以来折磨人类的病毒杀手已被镣铐锁牢，等待它从前的受害者确定一个日子来处决(和消灭)它。由此可见，人类已俨然成为生物和非生物世界的最高统治者。
　　物理学家沃纳·海森伯格(Werner Heisenberg)总结说：“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世界上只面对自己，而不再有其他任何伙伴或敌人。”但是，对我们这个时代来说，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类的这种首要地位乃我们当今全球性隐忧与恐惧的根本原因。在消除了所有可能的对手之后，人类不再面对任何敌人，我们面对的只有自己。
　　这种与我们的内我而不是外部世界的新的对抗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它不仅仅要求人类获取更多的知识和技术；事实证明，我们在这方面的能力是无与伦比的。同时，它还要求用正确的伦理导向来确保知识被运用于正确的方向和目的。在科学革命兴起的17世纪，英国哲学家培根(Francis Bacon)曾提到过科学革命的潜力，也警告过它可能带来的危险。他热情洋溢地赞美通过科学追求“知识与技能”，但他同时也提到，这种追求需要用“人性和慈善”来加以引导，而且这种追求不应该是“为了自得其乐、争强好胜、高人一等、追逐名利、争夺权位，或其他任何类似的卑微目的，而应该是为了改善生活”。
　　我们可以在每天的电视节目以及福特罕姆大学(I~~ordham)的年度报告《社会健康指数》中痛苦地发现，我们对于培根的警告忽视到了何种程度。上述报告是在青少年自杀率、失业率、吸毒率、高中学生辍学率以及住房占有率等统计数字的基础上做出的，它反映了美国社会的基本状况。结果表明，美国社会健康指数从1970年的75点降到1991年的36点——就连该年度报告的主编都称这一下降是“可怕的”。
　　社会健康状况中的这种“可怕的”恶化并不只限于美国。海洋地理学家雅克·库斯托从早7点到晚7点在巴黎散步的过程中也发现了这一点。他散步时带了一个计数器，“每当我遇到人们向我推销我不需要的东西的时候我就按一下计数器，结果一天下来我总共按了183次。”
类似库斯托的这种经历俯拾皆是。无论是在巴黎、雅典，还是在洛杉矶、墨西哥，都会遇到这种情况。但是，作为一个勤于思考的科学家，库斯托由此开始探究这种个人经历的社会意义。他在调查中总结出：“控制这种破坏性的消费主义不是个人的义务，而是整个社会的责任。我不是生态治国论者，绝不是。但是当你在街上开车看见红灯的时候，你会停下来。你不会认为红灯试图限制你的自由，相反你知道它是在保护你。那么为什么在经济学中不会有同样的事情?责任要靠社会机制而不是个人美德来维系。”。
库斯托在《消费者社会是我们的敌人》一文中得出的这一结论是很重要的，因为消费者社会正在全世界范围内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例如在中国，当毛泽东于1949年开始执政时，社会上流行的是“四大件”：自行车、收音机、手表、缝纫机。后来，消费者所期望的物品逐步上升到“八大件”，增加了彩电、冰箱、摩托车等。如今，这一单子还在不断变长，近来增加的大件是汽车。汽车在第三世界亿万“贫苦人民”中已成了社会地位的标志。在1990—2000年之间，印尼的汽车拥有量从272524辆增长到675000辆左右，印度从354393辆增长到1100000辆，而中国则从420670辆增长到2210000辆。

　　由于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古典希腊文化普及到整个中东，形成一个新文明；希腊化时代一词就来源于这一新文明（见第4章第3节）。公元前336年，亚历山大继承其父亲腓力二世的王位后，首先严厉地镇压了底比斯的反抗，使其他希腊城邦只好默认他的统治；接着，于公元前334年，他率领马其顿士兵向东方的波斯人发动进攻。渡过赫勒斯滂海峡后，首先侵占小亚细亚，然后攻占叙利亚、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公元前330年，占领大流士的国都波斯波利斯，征服整个波斯。第二年，征服者继续东进至兴都库什山和大夏，再从那里向印度进发，深入旁遮普。只是由于士兵们拒绝再前进，亚历山大才不得不从印度退回巴比伦，公元前323年他在那里患恶性疟疾病逝，终年33岁。亚历山大病逝后，他的部将为争夺对庞大帝国的控制权而长期彼此征战；到公元前3世纪初，形成三个王国。一是马其顿王国，它回复原状，成为一个疆域不大、希腊化的民族王国，虽未能直接统治其南面的希腊诸城邦，但基本上控制了这些地区。另外一个是托勒密王朝统治下的埃及王国，它自然资源丰富，又有大海和沙漠作坚固的屏障，是三个王国中维持最久的一个。最后一个是塞琉西王朝统治下的王国，它由帝国的亚洲诸行省组成，是三个王国中疆域最广的一个。正因为这些王国拥有大量土地物产，它们只得跟周围许多敌人进行连续不断、难以取胜的战争。它们先把在印度的行省割让给印度国王旃陀罗笈多，接着又将小亚细亚割与凯尔特族入侵者，将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割与帕提亚人。最后，公元前1世纪，罗马征服了地中海沿岸旧帝国遗留下来的行省，征服了马其顿和埃及，从而结束了希腊化时代，开始了罗马时代。虽然亚历山大的帝国是短暂的，但继其而起的诸王国却完整程度不等地生存了三个世纪；在这期间，中东也希腊化了。埃及和亚洲诸行省土地富饶，提供了种种前所未有的机会；成千上万的希腊商人、行政官员、教师、专门职业者和雇佣兵受这些机会的吸引，从各自的城邦移居那里。从而，为新的希腊化文明——一个实际上各方面都与其前身古典文明不同的混合创造物——奠定了基础。由于城邦遭到破坏，日渐衰微，所以政治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希腊城邦为了生存下去，试行建立同盟。亚该亚同盟包括除斯巴达以外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各城邦，埃托利亚同盟包括除雅典以外几乎整个希腊中部。虽然它们常给描绘成联邦组织，但实际上只是些中心权力机关没什么权力的同盟。它们过于软弱，建立得也太晚，使诸城邦在罗马军团到来之前，只能在邻近一个或另一个帝国的势力范围内活动。就后起诸王国的城市来说，它们与古典时代的希腊城邦完全不同。它们内部由于希腊移民与土著民族间的差别而分裂。而且，它们总是完全从属于一个或另一个帝国。如果城市居民由于暴虐的国君，或者更坏，由于懦弱的国君而遭难，城市无能为力。实际决定不是由公民大会做出的，而是在法庭或战场上做出的。因而，可以理解，城市居民都全力以赴地积聚财富，贪图享受，让贫民和奴隶自己设法谋生。于是，旧城邦的公民精神和社会内聚力为自私自利和阶级斗争所取代。经济状况和经济制度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希腊本土不仅政治晦暗，而且经济衰落。过去，它依靠出口酒、油和各种制造品来换取海外殖民地的各种粮食和原材料。但是，到公元前4世纪时，这些殖民地已扎根下来，发展了自己的工业、葡萄园和橄榄园。虽然希腊本土经济衰微，但许多希腊人却因移居此时向他们开放的中东而致富。他们以冒险精神和先进的商业、金融方法做出许多贡献。他们发现了波斯王朝积蓄的大量金银财宝，使之流通；采用或更广泛地使用诸如空吸式活塞泵、水车、螺丝钻子和水压机等技术发明。希腊人还掌握大规模的公共工程和国有企业，包括灌溉系统、矿山、采石场、盐田、“皇田”和制造华美织物和陶器的工场。结果，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地区贸易和生产率获得相应增长。不过，收入的分配极为不当。虽然投机商利用收益的增长大发其财，但奴隶数目增加，自由劳动者的地位下降。总之，这是一个不仅生产率不断提高，而且经济不平等和社会冲突也日渐加剧的时期。P115-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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