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科学》、世俗化与“世界文学”_张燕萍_9787576055443

18世纪意大利思想家、美学家维柯的《新科学》在欧洲思想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著名比较文学学者奥尔巴赫和达姆罗什的世界文学研究都受到《新科学》的影响。维柯在《新科学》中对世俗与神圣领域之关系的探讨为我们重新思考世俗化理论和世界文学话语提供了契机。《<新科学>、世俗化与“世界文学”》是一部从世俗化理论角度出发研究世界文学话语、从世界文学研究的角度介入当代世俗化理论讨论的著作。民族和语言历来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主要“比较”框架，本书作者结合对维柯《新科学》的分析和对奥尔巴赫、达姆罗什的世界文学研究的考察，揭示出“世俗”、文字和作者等主题在世界文学话语建构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对完善比较文学研究视野的重要意义。本书重新审视了萨义德的“世俗批评”思想，提出世界文学研究并不“世俗”的观点。书中提出的论点在中英文学界都具有原创性，为学界提供了理解、思考和想象“世界文学”的新视角。

后记本书的缘起之一是我在“世界”的切换和较为自由的治学与教学环境下所体会到的让人兴奋的多样性与实现奥尔巴赫所谓的“多样性的统一”的可能与艰难。在较长一段时间里，我发现自己在同时处理不同领域和不同语言的问题，这个过程让我着迷。它让我强烈地意识到不同学科与研究领域间的互通性，也让我对自己比较文学研究者的身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与认同。在语言与学科交叉的多重传统与维度中，我尝试解剖自己，通过“认识你自己”来“认识世界”，通过“认识世界”来“认识你自己”。在本书的构思阶段，两本书对我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一本是2019年初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童庆生教授的专著《汉语的意义：语文学、世界文学和西方汉语观》，另一本是2020年初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达姆罗什教授的《比较文学：全球时代的文学研究》。为前书写作书评使我清晰地看到自己与维柯一脉的人文主义语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传统的关系不仅是师承上的，也是在作为现代汉语的使用者层面上的，而后书让我最感兴趣的地方是其多重叙述线索中关于作者个人学术成长史的脉络，特别是维柯一脉与保罗·德曼的解构主义的缠绕。研究这个传统涉及多重比较框架。在进一步的研究中我发现，一方面，涉及对这个主题根本性理解的“世俗化”主题是迄今为止最受忽视的；另一方面，对维柯的《新科学》的深入性研究在国内外学界都是缺乏的。对这两方面的强调使本书脱离了“人文主义语文学”的概念（虽然它包含了一种对它的修正性理解），而成为一部试图在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与文化和宗教社会学的联结框架下处理多样主题的著作。此书的写作包含了一种形式的反讽。作者对她的师承的研究用的不是她师承的方法。读者若有耐心读到此处，也许已发现作者的“解剖一切”的意图。书中对萨义德的评论和作者对书中所提到的许多她所敬仰的知识分子的评论一样，用了一种近乎严酷的批判态度。萨义德是作者非常尊敬和喜爱的批评家，此书至少在激进程度上已偏向萨义德。作者可以用汉娜·阿伦特的“我必须理解”为她的解剖一切的不敬辩护，但她无意为她曾信奉的晚年鲁迅的“一个都不宽恕”的刻薄精神辩护，因为她把此书最后的解剖留给这个刻薄精神。此书是essay，取其“尝试”而非“散文”的意思，因为它的不完美。如果它能照亮一个角落，或者抛砖引玉，它就完成了它的使命。它是萨义德理解中的beginnings，即开始与再开始。对维柯、奥尔巴赫和达姆罗什而言，对人文研究和现实生活中宗教因素的强调是人文精神的一部分，它不仅不与非理性等同，相反，它对各种形式的野蛮主义（barbarism）起着制约作用。本书的研究与写作得益于我在哈佛大学的一段访学时光。感谢复旦大学中文系给予我宝贵的时间，感谢哈佛的老师与朋友们给我的友谊。书中对解构与建构、作者之死/生、契约、起源/重复和结构/解构主义等问题的探讨受益于这段时间我与达姆罗什教授的讨论，在本书出版以前，我在复旦课堂上已试讲了对这些主题的相关思考。书中所发表的不够成熟的观点纯属作者本人的观点。要感谢达姆罗什教授一如既往的耐心引领，感谢复旦的学生们对我这个青年教师的一如既往的耐心与宽容。这本书的写作与出版要特别感谢复旦大学陈引驰教授的鼓励与帮助、朱刚教授和岳娟娟副教授的勉励与支持。衷心感谢复旦大学中文系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朱妙津、高建红和彭文曼三位女士为这本书的出版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在此致以诚挚的感谢。谨以此书向所有引领和帮助过我的老师们致敬与致谢。

世界文学论争 “世界文学”和“文学”的存在一样古老，但世界文学话语的兴起是在十九世纪，其中最著名的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歌德和马克思的先知性呼吁——“世界文学的时代已来临，每个人都应努力加速它的到来”“从众多的民族和地方文学中，出现了一种世界文学”。通常认为，世界文学话语是伴随着近代民族国家话语的兴起和资本主义市场的扩张而出现的，但需要指出的是，它也是伴随着福柯在《词与物》中提到的“人的概念”在十九世纪的出现与昙花一现而进入话语史的。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1935—2003）——一位汇通了福柯、葛兰西和对维柯人文主义创造性解读的后殖民批评家——对此再清楚不过。当他1969年把埃里希·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1892—1957）的《世界文学的语文学》（?Philologie der Weltliteratur“）一文译成英文，从而宣告“世界文学”进入比较文学学科主流话语之时，他在译者前言里所强调的，除了国族之外，便是“人性”（Humanit?t）。萨义德借奥尔巴赫之口表达了他对处于冷战意识形态下日益扁平化的世界的担忧，这种担忧九年后汇入他赫赫有名的后殖民理论奠基作《东方主义》（1978）之中，二十年后获得了它的漫画式表达——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备受争议的“历史的终结”（1989）。当代世界文学话语的复兴可以追溯到千禧年前后。帕斯卡尔·卡萨诺瓦的《文学世界共和国》（La République mondiale des Lettres，1999）、弗兰克·莫莱蒂的《世界文学猜想》（“Conjectures on World Literature”，2000）和大卫·达姆罗什的《什么是世界文学？》（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2003）的相继出版或发表悄然宣告了后殖民理论的死亡，后殖民理论“圣三一”被新的“圣三一”所取代。复兴的世界文学研究所关心的问题看似和后殖民理论处理的问题并无二致——国族、语言、文学生产和流通中的权力关系，等等。把过去二十年来关于世界文学的论争看作是复兴的世界文学话语与试图复活的后殖民理论间的论争并不为过。面对后殖民理论的死亡，加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在《一门学科之死》（Death of a Discipline，2003）一书中索性宣告了比较文学学科的死亡。但比较文学也可以生——斯皮瓦克在此书中重申了她的“星球性”（planetary)概念，她认为，“星球性”值得被探索，“因为它是一个未知的量子，几乎没有被暗示过，还没有穷尽我们希望它承载的意义”（Spivak，2003:102）。斯皮瓦克的“星球性”概念可以被看作是对崛起的世界文学话语中“世界”的抵抗与挑战。但“世界文学”中的“世界”还是一个新鲜的概念，其意义远没有被穷尽，甚至可以说尚未被探索。充满悖论的是，斯皮瓦克试图夺回后殖民理论话语权的尝试反倒拓展并丰富了世界文学研究——《一门学科之死》引发了艾美·埃里亚斯（Amy J.Elias）和克里斯丁·莫拉鲁（Christian Moraru）所谓的“星球性转向”（Elias and Moraru,2015），“星球性转向”的代表人物——耶鲁大学英文系的宋惠慈（Wai Chee Dimock）教授——将障碍研究（disability studies）和生态批评（eco-criticism）带入国族文学研究。此后，唐丽园（Karen Thornber）和珍妮佛·温佐（Jennifer Wenzel）等学者进一步拓宽了“星球性转向”的空间与伦理维度，而“星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界限也越来越模糊——唐丽园和温佐都是世界文学研究领域的学者。斯皮瓦克并非唯一对新兴的世界文学话语发起挑战的学者。本尼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学生谢平（Peng Cheah）在《什么是世界？论作为世界文学的后殖民文学》（What is a World? O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 as World Literature，2016）一书中，尝试对“世界文学”中的“世界”做时间性的解读，从而提供一个“改变”世界文学话语的“规范性基础”（Cheah，2006:2）。谢平的理论是基于他对世界文学话语的特定的解读之上的，他认为，“圣三一”世界文学话语是一种关于空间的、与资本主义全球化同谋的话语。他的理解带有强烈的后殖民理论色彩。但谢平似乎没有注意到，卡萨诺瓦、达姆罗什和莫莱蒂对世界文学的论述根本上都是文学史叙述——“时间”本来就是世界文学话语中不可忽略的维度。萨义德的学生阿米尔·穆夫迪（Aamir Mufti）和谢平一样，试图给圣三一世界文学话语注入他认为其所缺乏的伦理规范性。在其《忘记英语！东方主义和世界文学》一书的书名中，“东方主义”和“世界文学”都以复数形式出现，穆夫迪继承并放大了萨义德对世界文学消解民族文学的可能性的忧虑。艾米丽·艾普特（Emily Apter）的《反对世界文学：论不可译之政治》（Against World Literature：On the Politics of Untranslatability，2013）也将圣三一世界文学话语与全球化政治相联系，艾普特试图通过“不可译”的概念突出她所理解的“世界文学”的语言与伦理困境。和斯皮瓦克的“星球性”概念一样充满悖论的是，艾普特的“反对世界文学”最终成了一种“世界文学”——一种以“不可译性”为纽带建立起的世界文学理论模型。后殖民理论对世纪之交出现的世界文学话语的逆袭给我们几点启示。一方面，它提醒我们注意世界文学话语所具有的多重面向与其作为话语的强有力的涵盖性与周延性。如果说斯皮瓦克的“星球性”概念被“世界文学”的吸收与再造说明世界文学概念具有仍待被开发的空间与伦理潜质，那么谢平、穆夫迪和艾普特对世界文学话语的挑战则从不同角度提醒我们注意世界文学话语中易被忽略的时间维度、复数主义和后结构主义逻辑。另一方面，后殖民理论对世界文学话语的逆袭也让我们意识到，世界文学话语在根本上处理的是和后殖民理论所关心的问题不一样的问题。国族、语言、身份、性别都已被建构与解构，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是世界文学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些问题本身不需要世界文学话语，世界文学话语所做与能做的是在废墟上建构关于“世界”和“文学”的新的模型。达姆罗什、莫莱蒂和卡萨诺瓦都谦虚地把各自的世界文学话语说成是“问题”“方法”和“尝试”，三位学者都不同程度地、不约而同地吸收并改造了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中心—半边缘—边缘”（center—semi-periphery—periphery）模型，但三位学者都不把自己的世界文学话语称为理论。三人中看似最具理论野心的莫莱蒂是一位痴迷科学的出色的文本细读者。他的卓越的想象力为数字人文研究指明了方向，但他自己的数字人文研究却似乎永远处于起步阶段。作为世界文学研究的领军人物之一，莫莱蒂的主要贡献在于他为思考“世界文学”提供了富于创意与实验性的建设方案，这也是他创立并担任指导的斯坦福文学实验室的主要贡献所在。学界对莫莱蒂世界文学话语的研究历来强调的是他对进化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的运用，但或许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莫莱蒂的“远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充满想象力的社会学形式主义，将时间化为空间、空间化为图表，其源头可以追溯到俄国形式主义、诺思洛普·弗莱（Northorp Frye）的原型批评和格奥尔格·卢卡奇（Gy?rgy Lukács）的小说理论。卡萨诺瓦的《文学世界共和国》同样是一部充满了想象力的建构作品。卡萨诺瓦以布迪厄的充满争竞的人性为基础，以竞技场为原型，以年鉴学派的长时段为依托，建构起一个有首都、公路、疆界和格林尼治线的不平等的“文学世界共和国”。达姆罗什则横贯古今，以一篇“散文”（达姆罗什把《什么是世界文学？》定义为一篇尝试定义“世界文学”的散文［Damrosch，2003:281］，“essay”有“散文”和“尝试”的意思），尝试定义“什么是世界文学”——世界文学是没有“科学精准性”的“椭圆形折射”，是埃及象形文字khns的限定形态的双头兽图案（Damrosch，2003:281—4）。也许我们可以说，世界文学话语仍处于想象力丰沛、潜力充盈的童年阶段。它能处理的问题已超越了民族国家、身份政治、地域空间，但它对自身能处理的问题还没有足够的自觉。它能处理、已经处理却还没有被充分理解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世俗化”。“世俗化”的拉丁语词源意义之一便是“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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