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曾远去的风雅：中国现代文学大师群像（全两册）_聂茂著_9787523408445

本书聚焦的24位作家是中国现代文学波澜壮阔发展史上的缩影，他们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灵魂，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主力军。本书以“雕刻”的方式聚焦作家的生平经历以叙事。“雕刻”的基点建立在传记之上，叙事的原点也带有较强的评述性。作者所写的是真实的文学大家，是文学大家生活的某个侧面，是文学大家作品中的一个主音，在细节的处理上，力求生动感人、客观冷静并符合实际。作者将文化、历史和时代背景杂糅，让纪实、抒情和日常诗化融合。在文本向度上，追求原创性、独特性、情趣性。全书文字清新活泼，叙事朴实简练，努力做到故事性、趣味性和励志性相统一，寓教于乐，以真正实现作者所追寻的“大教育、雅文化、准学术、泛美术”的创作诉求。

序

中国现代文学的精神与风骨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这是李白仗剑远游时写下的激情澎湃的豪迈诗句，从中不难感受到大唐盛世的蓬勃气象以及诗人洋溢的凌云壮志。而这一句诗词，也穿梭千年，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精神与风骨的生动写照。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学者吴义勤指出：中国现代文学发轫于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从一开始就带着强大的革命思想和创新意识，它是在 20 世纪初中国社会风云激荡的历史语境中诞生的，既是古老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变的必然产物，也是中国人民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民主、自由和科学的中国转变的心灵呐喊与精神渴求（参见吴义勤：《百年中国文学的红色基因》，载《光明日报》2021 年 6 月 22 日）。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就是一部中国革命史、战斗史和中国人民的心灵史。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都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开拓者。1915 年 9 月，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后来发表著名的《文学革命论》，率先举起文学革命的大旗。李大钊与陈独秀遥相呼应，发表了《什么是新文学》一文，将中国现代文学与社会写实联系起来，赋予文学创作丰富的现实性和鲜明的战斗性，而这正是中国现代文学最重要和最可贵的精神品质。瞿秋白与鲁迅先生是知己，他在翻译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时，满怀激情地写下《饿乡纪程》《赤都心史》等纪实名篇，感情真挚地表达了自己思想上焕发的生机。

文运与国运相牵，文之运势要有自己的团体与组织。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组织成立最早、影响和贡献非常大的文学社团之一，文学研究会在时代大潮中应运而生。以沈雁冰（茅盾）和郭绍虞为首的社团发起人主张文学为人生，号召文艺家们以血和泪的文字揭露黑暗、讴歌人民；创造社发起人郭沫若、成仿吾也及时发出自己的文学主张，倡导文学为艺术，要忠于内心的需求，表达浪漫与唯美。而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运动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 1930 年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的精神领袖是鲁迅，实际领导者是瞿秋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文艺界最重大的一件事就是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郭沫若、茅盾、夏衍、老舍、巴金等 45 人当选为该协会理事，老舍为总务部主任，主持日常工作。与此同时，延安革命根据地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为推动解放区的文艺运动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现代文学精神与风骨的突出表现在于：一大批优秀作家具有敏锐的政治觉悟、执着的艺术追求和强烈的爱国情怀。他们怀着炽热的心接受革命先进思想的洗礼，自觉承担起驱散黑暗、改造中国的责任与使命，冒着生命危险，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纷纷加入党组织。据吴义勤初步统计，先后加入党组织的作家有茅盾（1921 年）、蒋光慈（1922 年）、郭沫若（1927 年）、夏衍（1927 年）、冯雪峰（1927 年）、李初梨（1928年）、冯乃超（1928 年）、邓拓（1930 年）、丁玲（1932 年）、田汉（1932年）、陈荒煤（1932 年）、周立波（1935 年）、柳青（1936 年）、刘白羽（1938 年）、田间（1938 年）、魏巍（1938 年）、何其芳（1938 年）、

欧阳山（1940 年）、萧军（1948 年）等。其中，在理想信念的强烈驱使下，丁玲、何其芳、萧军、艾青、田间、卞之琳等一大批优秀作家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在火热的革命斗争和枪林弹雨中，他们经受住了严酷的考验，挥洒着他们的理想、激情与智慧，彰显了他们的精神、意志与风骨。

文脉同国脉相连。1942 年 5 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一代伟人毛泽东把笔

杆子和枪杆子联系到一起，充分肯定了文学无可替代的战斗作用，是对中国传统文论中所提出的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承继与超越。

本书所聚焦的 24 位作家是中国现代文学波澜壮阔发展史上的缩影，他们的生命连同他们的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天空留下了永不湮灭的暗香。

看，他们一个接一个出生了，带着啼哭和呐喊，在暗夜的长空划下一道道闪电：他们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灵魂、硬骨头鲁迅和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胡适，是狂飙运动中凤凰涅的郭沫若、林语堂、茅盾、郁达夫、徐志摩，是廉洁正直以自清的朱自清、老舍、闻一多、俞平伯、沈从文，是太阳照在心河上的丁玲、巴金、赵树理、周立波，是别样风景的张中行、曹禺、钱锺书、萧红，也是凭窗远望，白云悠悠的孙犁、苏青、汪曾祺和张爱玲。他们出身不同，背景各异，个性鲜明，但他们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主力军，是国家的脊梁，民族的魂魄。他们怀着对文学的巨大热情，怀着改造中国的美好愿望，以及对中国未来的殷切期待，

用自己的青春、热血、才华乃至痛苦、眼泪和苦闷写下了属于自己的辛酸、荣辱及不悔的人生。而今，他们的生命虽已消逝，但他们的精神与风骨将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万古长存、熠熠生辉。

改革开放以来，文艺创作者扎根文化母土，将优秀外来文化经验本土化，创作了无数精品佳作。但是，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不时出现，网络舆论乱象丛生。更有甚者，一些文艺研究者缺乏文化自信，崇洋媚外，习惯用西方理论剪裁中国经验，自我矮化，沦为西方的发声器，附和西方个别鼓吹者全面否定中国文学，称中国文学是所谓的垃圾，抹黑中国文学的成就，其错误的价值导向不仅对文艺创作发展无益，甚至严重影响了人们的思想和社会舆论环境。

梁启超曾在书中自述他在巴黎拜会哲学家蒲陀罗（Boutreu，柏格森之师）时的情景，蒲陀罗告诫道：一个国民，最要紧的是把本国文化发挥光大……我希望中国人总不要失掉这份家当才好。不久，梁启超在巴黎和几位社会党名士闲谈，我说起孔子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不患寡而患不均，跟着又讲到井田制度，又讲些墨子的兼爱寝兵。他们都跳起来说道：你们家里有这些宝贝，却藏起来不分点给我们，真是对不起人啊！梁启超听后十分羞愧，觉得登时有几百斤重的担子加在我的肩上。梁启超之所以感觉肩上压着几百斤重的担子，原因在于很长时间以来，许多国人失去了自信，妄自菲薄，没有一个东

方古老大国民众应有的尊严、胸怀与境界。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如果我们自己都不珍视这些为中华民族创造了丰富精神食粮的文学大家，我们今天就没有资格谈论文化自信。而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生长在盛世繁荣的新时代，每个普通读者都要像樱花热爱春天一样热爱这些留下暗香的文学大家。广大文艺工作者则应以谦卑的心秉持这些文学大家的风骨与精神，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时刻牢记国之大者的创作宗旨，承续光荣传统，赓续民族血脉，努力做时代的记录者和历史的见证人。

1837 年，爱默生在哈佛大学发表了一个著名演讲，他郑重提醒美国青年，不要成为在美国的德国学者、英国学者或法国学者，而要成为立足于美国生活的美国学者。他认为美国人倾听欧洲的时间已经太久了，以致美国人被看成是缺乏自信心的，只会模仿的，俯首帖耳的。

爱默生的演讲促人警醒，也发人深省。我们一味地诠释、解读和讴歌欧美文学的种种先进和美好，却忘记了中国现代文学大家所彰显出来的民族气节、审美风范和家国情怀不比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文学逊色。由此可见，一个不重视作品的价值追求、不聚焦母国文化的文艺家或文艺理论工作者，怎么对得起脚下的这片厚土以及给他们以崇高荣誉的祖国和人民？因此，广大文艺工作者应当自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注重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根铸魂，努力提高创作的信心与能力，牢牢把握历史脉搏，坚持与时代同步，创作出既有世界视野又有中国风骨、中国精神、中国气派的文艺精品。这是全国人民的期望，也是中国文学的使命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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