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精神病院种蘑菇_郁闷闷著_9787559482969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她想抢走我的女儿；寻爱替身；停不下来的周夸夸；我会在你上班时消失；共生的母子；他的大脑有自己的想法；无声流淌的病人；他们都向我示爱等。

她想抢走我女儿

　　精神病院最怕什么时候收病人呢？在我看来，一个是过节的时候，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合家团圆的节。还有就是夜班了，特别是夜班凌晨两三点的时候。在这两个时间来住院的病人一般都病得很厉害，家人没法留着过节，急诊没法等到天亮。

　　某个大年三十的夜班，我就收到这么一个“强强联合”的患者。

　　“铃铃铃……”

　　我正喝着咖啡强打精神，听见电话声一个激灵站起来，抬头看了一眼走道上的电子钟，正好是凌晨两点。

　　“喂，你好，这里是男7病区。”

　　“我这边急诊，备床！备约束！马上转一个病人，五分钟就到啊！”急诊护士匆匆说道，听筒里还隐隐传来警车鸣笛和男人的嘶吼声。

　　我放下电话，见护工小周师傅已经推好床在大厅里等着了。有默契，我心想，还朝他竖了个大拇指。这时系统上也跳出了新病人的名字：于超。

　　我戴好手套，刚拿上约束带，病区大门就被人踢响了，来了，准备搏斗！

　　刷开门禁，保安们和那病人扭作一团摔了进来。病人力气很大，右手不断把押着他的人推开，双脚气急败坏地乱踢，左手被一根约束带捆扎在背后，想来右手是从急诊过来的半路上挣脱了。按着他的保安大哥身形很高大，竟也稍落下风。

　　我和小周师傅努力在战团中找他的手腕，这种情况是不指望病人配合了，只能先约束起来再好好谈话。我好不容易把他的右手再次套上约束带，却怎么也拉不动。另一位保安大哥帮我拼命抓住带子，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另一端扣到病床上。

　　病人双手被我们扣住，就像一只红着眼的困兽，冲我们发出阵阵怒吼：“我不是精神病！我不是精神病！”

　　说着双脚又使出连环踢，大家被踢得无法靠近。我和小周师傅使了个眼色，小周师傅微微一点头，我大喊一声病人的名字：“于超！”他转头看我的瞬间，被小周师傅从背面扑上去按住双腿，我们终于将他四肢都约束住了。

　　“厉害厉害！”保安大哥们擦着汗由衷感慨，“这人在警车上和警察打，下车以后跟我们从急诊门口打到病房门口，力气还这么大！”

　　可不是嘛，明明是冬天，我的后背也汗湿了，过度用力的双手在签交接单的时候都有点不听使唤。

　　于超被迫躺在床上，紧咬牙关，鼻翼猛烈扇动喷着粗气，双眼怒睁盯着天花板，两个拳头死死握着，时不时地挣一下约束带，带起“咣咣咣”的响声。

　　我理解他，他现在肯定满脑子都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不甘心。

　　“小郁，你问过吗？他说话吗？”值班的男6病区的小王医生压低声音问我。

　　刚刚她走到床边看了一眼病人，于超用充满恨意的眼神剜了她一眼，显然不想和我们多谈。

　　“急诊交接单上记录，这病人是警察从高速上截下来的，据说开车开到200码，截下来以后警察发现车上还有个两岁的小女孩在哭。询问原因不回答，病人下了车就开始打人，打警察，打保安，警察怀疑他拐卖女童！”

　　小王一惊，马上又说：“不会吧！拐卖女童敢开到200码？”

　　我无奈地两手一摊，于超是从外地开车来的，家属还没赶到，我们知道的也就是急诊交班的内容。小王医生给于超开了针地西泮，想让他安静休息会儿。

　　我刚帮于超打完针，门铃又响了，保安说是于超的家属来了。于超的身份信息显示他家在几百公里外，我疑惑，家属怎么这么快就到了？

　　我刷开门禁，只见一位愁容满面的青年男人半扶着一位披头散发的女人站在外面，女人很憔悴，一时看不出年纪。

　　她虚弱地抬起头，双目赤红，声音也嘶哑了，问：“于超，在这里？”

　　我问清来人身份，女的是于超的妻子，男的是她的哥哥。

　　我安排他们坐下，倒了水，告诉他们：“于超现在状态不稳定，什么也不讲，你们知道情况吗？”

　　“知道，于超想把女儿带走，不想让我妹妹找到，他脑子有病！”男人恨恨地说。

　　于超的妻子轻咳几下，稳定了一下声音，说：“于超是不对劲，他本身是有点多疑的人。自从我们有了女儿，于超就变本加厉地多疑，他怀疑有人要杀女儿，怎么跟他证明都没用。我想带他看心理医生，他就跑，跑到别的城市，不和我们联系，电话也关机。”

　　“那么这种情况有两年了？”我记得病史上说他的女儿两岁。

　　“是的，一开始偷抱女儿出去，但是女儿太小了，要喂奶，要找妈妈，于超出去一段时间会回家的。但是女儿年龄越大，他带出去的时间越长，有一次都二十四小时不回家了。我到处都找不到女儿，我急疯了，报警才找到他们！于超的理由是带女儿出去玩，手机没电了。

　　“后来，我不敢上班了，就在家看着女儿，我总觉得于超心里有打算，他不说话的时候就在想事情，会偷偷观察我在干什么。我真怕他把女儿带走再也不回来。快过年了，我带女儿回娘家住了一段时间，今天他突然上门来说想一起吃个年夜饭。我想过年一家人要在一起的，就让他进了我妈家。谁知道他趁我们烧年夜饭的时候，把女儿偷走了！”

　　于超的妻子说起伤心事，忍不住崩溃大哭，我递给她纸巾，她勉强收住情绪又道：“我发现他出门以后立刻就报警了。我和我哥开车追他，我们开了几个小时追到这里，可能是刺激他了，他越开越快。我们害怕死了，我们不敢追了，女儿还在车上呢！”说完，她泪流满面，累极了似的伏在桌上。

　　我心中不忍，拍拍她，告诉她可以平复一会儿，再让医生过来问病史。她无力地抬起头看着我，眼神空白，说：“你们治治他，他真的疯了！”

　　病史记录

　　姓名：于超性别：男年龄：33岁病史：2年

　　诊断偏执型精神分裂症。

　　患者信息职业：公务员。

　　两年前渐起敏感多疑，与同事关系差，针对领导，常因小事争执，脾气大、易激惹。

　　病程记录今年2月起，感到被监视，认为有人跟踪自己、加害其两岁的女儿。多次抱女儿外出躲藏。今夜患者在沪宁高速驾车时严重超速，被高速警察拦截后，发生搏斗，接触时语无伦次，情绪异常，直接送入院治疗。诊断为偏执型精神分裂症。

　　我进入工作系统，看到小王医生的病程记录首页上如是说。

　　巡视时我又仔细看了看被约束起来的于超，他微张着嘴巴已经沉沉睡去，地西泮开始起作用了，我试了试约束带的松紧也没有弄醒他。这个年他过得很忙，在丈母娘家偷出女儿，夜间超速疲劳驾驶，截停后又与警察搏斗，来医院又和我们挣扎了一番，他也该累了。

　　患者的面部、脖子、手臂皮肤有多道划痕，均为在外搏斗所致。

　　我在护理记录上写道。

　　03：10 患者入睡。

　　可能是病房安静了起来，我刚有些迷糊，突然听到有人叫“护士”。我聚焦了一下眼神看看时间，已经是新年第一天的清晨五点整。

　　“护士。”病人又叫，声音听着很陌生，是于超。他只睡了两个小时，但是人看起来清醒多了，情绪稳定，表情自然。

　　“我女儿在哪里？是不是在警察局？”于超问了他最关心的问题。

　　“在你老婆那里，你老婆昨夜追到本市，女儿已经被她带回家了。”我说。

　　于超默然，随后又一笑，说：“也好。”

　　“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我觉得他也太能接受了，和昨夜判若两人，莫不是忘记这是什么地方了。

　　于超无所谓地说：“精神病院嘛，你是精神病院的护士。我老婆一直要带我来的。我没病，我清楚得很，你们不要把我当傻子，内幕我都懂。我只是保护我自己的女儿。保护女儿有什么错？”

　　我点点头，他的片面之词我也接受，又问：“你还记得吗？你当时开车越来越快，飙车飙到200码，被高速警察从路上拦下来的。幸亏当时那条道上没车啊，不然多少人要出事？何况你女儿还在车子上，你觉得这叫保护？”

　　“你也说了是无人路段，说明我是有判断能力的，我自有分寸，我开车技术很好。我只是没注意到车速，当时很晚了想快点到目的地，我赶时间。我没有精神病。”于超晃了晃约束带，用命令式的语调对我说，“开锁！”

　　我很想给他开锁，但是我不能，于是我便岔开话题。

　　“你本来要去哪儿？”

　　“已经去不了了，还说什么？”

　　“为什么突然开那么快？”

　　“赶时间。”

　　“有人催你吗？”

　　“没有。”

　　“你开车时有没有什么与平时不同的情况？”

　　“没有。”

　　“听说有人会威胁你女儿的安全？”

　　“没有。我带女儿旅游，开得快是赶时间，还要我说几次？我和我老婆有矛盾，所以她说我有精神病。我是正常人，你看我正常不正常？我逻辑有没有问题？你们精神病院护士能不能不要看谁都有病啊！”

　　于超又怒了，偏过头不再理我。我什么症状都没问出来，每个问题他都有个“合理”解释，我在记录上写道——

　　患者态度抵触，具体思维内容不暴露。

　　有人要问，于超确实逻辑清楚，你们怎么判断他有病？

　　院里以前也收治过类似的患者。有一年，院里收治了一位大学老师，老师在评职称的时候受到一次挫折，渐渐觉得校领导在“刁难”他，评上职称的老师都是给了“贿赂”。他开始千方百计地收集所谓证据，跟踪领导。后来校方出面要求这位老师住院。同样，他在回答问题时都经过“深思熟虑”，甚至逻辑严密合理。反而是我，一度被他解释得哑口无言。

　　但我们回到精神病学中妄想的概念：“妄想是在病态的推理和判断的基础上所形成的牢固的信念。妄想内容与事实不符，缺乏客观现实基础，甚至有相反的证据，但患者仍坚信不疑。妄想内容是个体的心理现象，文化背景和个人经历对妄想内容的表达会有所影响。妄想内容涉及患者本人，且与个人有利害关系。只有在确定个体的思维同时满足上述特征时，才能认定为妄想。”

　　像这样具体思维内容不暴露的患者，一般通过监护人的描述，患者发生过的行为来印证他的意图。异常心理现象可概括为感知、思维、记忆、注意、智能、情感、意志行为、意识，以及人格（性格）等方面的障碍。我们探知他的思维内容仅是精神科评估的一部分而已，但是思维内容又非常重要，精神科护理上需要从思维内容分析风险，制定预案。

　　于超入院的第三天，情绪稳定了许多，我们遵医嘱给他解除了约束。他似乎“想通了”，表现得非常好，安静地合作，服药也配合，唯一的要求就是看看书，希望我们联系他妻子，送点书来看看。他觉得和别的患者没什么好聊的，没劲。

　　于超入院一周，可以给他安排脑电图检查了。对于这类检查，我们单位是按病区规定时间进行预约制，一般一次性预约十名患者，再由护士和接送护工一起送患者们集体去功能检查科。

　　那天，于超的问题很多，他说从来没检查过脑电图，才随便问问。于超一边走一边问接送护工：“一共要进行多少检查项目？病区多少人去？远不远？要检查多久？检查太久要上厕所怎么办？”

　　接送护工看着于超很和善的样子，热情地回答了。

　　我总觉得他问题太多了，但是问得又很正常，突然叫他别问就很生硬。我的徒弟小李看出我有点在意，他说：“老大，你在看于超？你觉得他有想法？要不，我站于超后面去吧。”

　　此时我们正走出楼道，队伍往功能检查科方向拐弯，小李正在往前快走几步。于超突然回头，看到小李往前的瞬间，迅速掉头，往功能检查科相反方向跑去！

　　他想跑！他还是要跑！

　　小李已经拔足飞奔去追人，边跑边怒吼：“病人逃跑！病人逃跑！帮忙！帮忙！”

　　我马上把剩下九人围成一圈，由接送护工看着，我在通道处向住院处的门口大喊：“保安关门！保安关门！”

　　太傻了，我心想。

　　我们单位的住院处入口特地设计得很小，仅一张病床宽度，门口有一名保安值班。横贯三栋住院楼的通道很长，约有一百米，有一名保安巡逻，通道两头的门有门禁。往前就是门诊，门诊的巡逻保安更多，各科医生们的诊室门口也有保安。追人途中小李会不断呼叫帮助，医院大门口有查验健康码的闸机，还有导诊员、护工、志愿者……

　　我和小李的大喊并没有震慑到于超，他甚至加快了脚步。我远远地看到他把一位帮忙的白大褂推得踉跄倒退，狂风一样地刮出去了。

　　我身边还有九人，我不能离开去追于超。如果剩下的人也起了逃跑的念头，我和护工绝无可能拉住他们。

　　于是，我做出放松的表情对病友们说：“很快就会追回来，大家等他一会儿。”

　　几分钟后，护士长派了小金和小鱼下楼支援。一见面，小金就对我伸出两根手指头作跑步状，说：“唉，这下我们病房出名了。病人嘛，追得回来；奖金嘛，跑了。”我哭笑不得，把病人们交给她俩，自己回去善后。

　　于超回来的时候，我正在办公室和护士长汇报情况，斟词酌句，态度端正，手都放得规规矩矩。透过玻璃窗，我看着于超和几个工作人员不断扭打纠缠，我感觉时光倒流了，仿佛大年夜和今天的时空重叠。两个不同的起因，不断交汇，最后重叠成一个结果。

　　办公室隔音效果不错，于超像一条落入网中的鱼，不断翻腾、挣扎，嘴巴一张一合的。小李和保安在战团中好不容易扣住他的手腕，还是小周师傅扑上去按腿，这次他扑得有点熟练了。

　　“待会儿去安抚患者，向床位医生说明情况。还有，别忘了上报不良事件。”护士长说。我知道，她还得去护理部申请看监控，查明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看我们的应对是否及时。患者外跑属于安全方面的意外，万一患者在住院期间发生失踪或伤亡，医院要负责，我们整个科室都会赔得抬不起头。

　　我回病室来到于超床前，他竟然像看到什么搞笑视频似的，对着我“哈哈哈”地大笑起来，我看着他，突然明白了小说里描述的“笑不达眼底”是什么意思。

　　“我们哪里做得不好吗？”我稳了稳自己的情绪。

　　于超沉默。

　　我其实有些感谢他，他本身是很有素质的人，没说过污言秽语来贬低我们。

　　“我不明白，我很想听你解释解释。你这一周表现得真的很好，我想如果你保持这种状态，配合治疗——”

　　于超听到“配合”二字不由得冷笑起来，笑完朝我怒吼道：“配合？配合什么？我重申一次，我！没！病！”

　　说完，于超又开始“咣咣咣”地砸床栏，那床栏就是他的出气筒，这些杂音代表了他发自肺腑的呐喊。

　　我不太阻止患者砸床栏，砸就砸吧，坏了打电话给后勤维修组修呗。如果能以这种方式发泄掉苦闷和压抑，也挺好的，起码他没有伤害别人或者伤害自己。说到底，他的挣扎反抗对他自己来说，也许叫作自卫。但精神科护士不能与患者争辩和讨论症状的真实性，只需要在恰当的时机，肯定其所见所思的“个人感受”的真实性，暂时认同患者的所见所闻。之后再弄清楚事情的实际经过，了解患者的情绪反应，把事实本身与患者的主观感受剥离开来。

　　于超砸了一会儿像是不耐烦了，忽地坐起来对我说：“护士，我实话告诉你，我老婆才有病。她怕我把她关起来，才先对我下手！我这几天想明白了，大年三十晚上发生的事情都是圈套！我入套了！”

　　“怎么说？”我放下手中的笔，开始进入于超的逻辑世界。

　　“一年前，我渐渐发现我老婆经常背着我上网搜索东西。我觉得很好奇，但我一表示出想看的意思，她就马上按掉界面，顾左右而言他。有天晚上，我趁她睡着，看了她的搜索记录，她搜索的都是精神分裂症！你知道，现在一个人身体不好的时候总会上网搜搜，百度一下，看看症状什么的。如果她没病，她为什么突然要搜精神分裂症？”

　　“有道理。”

　　“还有，每次我去抱女儿，她都很紧张。我作为一个父亲，抱抱自己的女儿，她紧张什么呢？我抱女儿出去，她眼神就不对劲了，像防着我。如果她没病，为什么要防着女儿的亲生父亲？”

　　“确实。”

　　“好，你认同我的话了。我还有证据，大年夜那天，我老婆的哥哥一直在暗示我一些事情，比如他问我最近有没有接触什么人，有没有受人影响，负面的那种影响，对我老婆和我女儿今后有没有计划。如果不是我老婆出了问题，她哥哥为什么要含沙射影？”

　　“所以，你一直认为你老婆得了精神分裂症？”

　　“证据都告诉你了，还要我怎么说？！”

　　“你为什么经常抱女儿出去？一出去就很久不回家，为什么呢？这是我不能理解的地方。”

　　“因为我老婆的眼神不对劲，我觉得她的眼神有含义，她不太想要孩子，我怕她做出什么事情害女儿。我必须为我女儿先做出反应，安全了再回来。”

　　“高速飙车也是因为这个？”

　　“不是故意要飙车，我是踩油门踩得忘记车速了。那天我听见她和家里人商量，要把女儿一直留在娘家，我绝不能接受！我老婆情绪不稳定的，她老是哭，还会偷偷哭。我开得快也是因为她和她哥跟踪我，她想抢走我女儿，我先下手罢了！”

　　我走出于超的逻辑世界，深表震惊，他和他妻子的描述竟然互为因果，那么到底谁才有病？

　　“于超，你有没有病，我作为一个护士无法做出诊断。但是你的生命安全我有责任，你不能再跑了，你尝试过了，我们就会加强安保，没有必要彼此折磨，你觉得呢？”

　　于超没理我，不置可否。

　　我家里有幅年代比较久的水墨画，传承了几代人，其中一位估计是不甚爱惜，害得画上被虫蛀了几个洞。传到我妈手里时，她很介意，就托人重新揭裱。揭裱时需要师傅对画做全面评估，把原画裁出来，淋水，慢慢把画心从旧裱上分离，再托底，修复，最后重新装裱。画还是旧作，却也是新的。

　　精神科的治疗有时候就像这个揭裱的过程。

　　我们评估患者，提取出他的精神症状，给他药物治疗，改善认知，最后修补他心灵的“洞”，裱一个给他安全感的“底”。

　　于超的“严密逻辑”其实并没有动摇我，但我需要给他一个暂时的“感同身受”，药效到位以后再去“剥离”。他这种其实是非常典型的系统型妄想。妄想的内容前后相互联系、结构严密，他的描述中有一个核心问题——怀疑妻子得了精神病。于是围绕这个核心，他会将周围所发生的无关事件与妄想联系在一起，自我援引演绎，缓慢发展，最后变成一个结构牢固的妄想系统，难以打破。

　　我向于超的床位医生和护士长汇报了于超的“证词”，并且主动上报了不良事件。护士长说她会亲自与于超再沟通，达成不外跑协议。

　　对于超来说，我的上级领导给出的承诺和约定，比我说的更有效力；对我来说，接下来的工作会顺利许多。我不知道护士长具体和他说了什么，但是于超看起来确实“安分”多了。

　　就这样又过了几天太平日子，我以为事情会一直这样顺利下去，于超会像其他病人那样按部就班，完成整个疗程，宣教，出院，皆大欢喜。

　　于超在出逃计划失败后，话更少了，还是看看书，发发呆，关注的点转移到了每周三次的电话、视频探视上，他每次都要通话。

　　患者们都很珍惜这个机会，有时候增加一次通话，让家属觉得自己病情稳定了，就是增加一次提前出院的机会。

　　轮到于超时，我拿出公用手机给他，他双手接过时简直有些虔诚，连说了三四个“谢谢”。

　　拨通电话后，于超明显压低了声音，显得声线低沉又柔和：“老婆，你最近还好吧？我挺想你的，也想女儿。

　　“对，老婆，我很好，我保证不会再抱女儿出去了。

　　“嗯，老婆，你相信我，只要你接我出院，我可以写保证书，我绝对做到。”

　　“你相信医生？你怎么不相信我呢？你要我怎么做才会相信我？”于超开始激动了，我连忙走过去干预。

　　“喂？喂？”于超难以置信地看着通话结束的界面，猛地把公用手机往地上一砸！迟了，手机弹到我鞋上。

　　排在于超后面的病人冲上去，猛揪住他的衣领，一拳砸在他脸上，吼道：“你摔了，我们用什么？！”

　　我真的怒了，真是大年三十夜班来的，连个年都过不下去的超强病人啊！这于超真是一出又一出，循环再循环啊。

　　“护工师傅！帮忙！”

　　我没等到护工师傅来，转身抄起隔壁配餐间的拖把，大声喝道：“打，再给我打呀！打到明年，你们再陪我过个年！”

　　精神科的同事们都有条件反射，听到翻天覆地的响声就纷纷冲进来，分成两组，各自按好病人。保安到达时，同事们已经把于超带回一级病房了。

　　事已至此，我不想跟于超沟通了，我觉得自己在白费口舌。他就像块撬不动的顽石，我的杠杆，“啪”，折了。

　　我决定去找负责于超的床位医生老董。此时，老董正坐在办公室抖着腿喝茶，唱《五环之歌》，看他的神经梅毒文献，这是他最近的研究方向。

　　“董医生，你这个年过得不错啊？”我笑着对他说。

　　“那还不是因为郁老师一整年的关照，哈哈哈哈。”老董看起来挺欢乐。

　　我把“肚破肠流”的公用手机放在他桌上，温柔地说：“那你报答我吧，这个赔一下，谢谢。”

　　“凭什么？”

　　“凭是你的病人砸的。”

　　“你自己没看好。”

　　“你治疗不到位。”

　　老董抖腿的毛病突然好了，身形一正，打开医生系统，帕金森一样指着屏幕说：“你看看这个药量，你看看到不到位？”

　　我逐条看着医嘱，老董已经给于超改了氯氮平，前天还加药一次，药量确实已经很足了。可是于超这个大闹天宫的劲头是从哪里来的？

　　老董的眼镜片反射出幽光，他问道：“药，真的吃下去了吗？”

　　藏药，精神病患者对抗治疗的常见方法之一，精神科护理四防之一。四防分别是防冲动，防外跑，防自杀，防藏药。在于超这里，可能已经破防三次了。

　　我戴上手套，要对于超进行一次彻底搜查。

　　我已经熟悉了于超的性格，也不绕圈子，单刀直入地问：“于超，你最近有没有好好吃药？”

　　“吃了，你们每次不都要检查的吗？”

　　“好，我要再检查，请你配合。”

　　“随便查。”于超闭上眼睛，显得大义凛然。

　　我搜了他病号服的所有口袋，面盆水杯，床垫被套枕套全部拆掉换新，一无所获。挺好，于超至少没有蓄积药物。

　　“我吃了。”于超再次肯定道。

　　小李推了个治疗车过来，对他说：“抽血，查你的血药浓度，用实验室报告证明。”

　　“凭什么又抽我血！我不抽血！”于超左右挣扎，前后摇摆，不让小李扎压脉带。

　　于是，我又去找他床位医生的晦气。老董很识相地过来替我们按住于超的胳膊，说：“于超，你这样其实很危险。首先耽误你自己出院，你其实控制不了情绪，很多行为都是你冲动导致的；其次耽误我给你治疗，因为我不好判断你的病情了，万一我药量用大了，你那次刚好吃了，你就会过度镇静，这个锅谁来背呢？”

　　“你给我吃药！你就是个庸医！”于超恨道。

　　“行吧，那不吃药了。”血已经抽好，老董潇洒地大手一挥，说，“满足患者的合理要求，今天开始改成打针。”

　　于超啊于超……

　　血报告结果出来了，他的氯氮平浓度非常低，藏药是实锤了。可是每次发药我们都带着电筒查看口腔、水杯、指缝、口袋，确保患者咽下去。他会变魔术吗？层层检查之下要怎么藏，藏哪里呢？

　　“他都上厕所吐喽。”说话的是于超邻床的老病人——总裁。他像是看穿了我的心思，幽幽说道：“我前天中午拉屎拉不出来，正蹲呢，他进来在我隔壁坑位抠喉咙。”

　　啊，对了，于超常常要求上厕所。我们的厕所不能安装摄像头，必须保护患者隐私。所以这一切都只能猜测，最有可能的情况是他一方面大量饮水，促进排泄，另一方面假借上厕所，实则刺激咽喉引吐，药物治疗压根没有跟上去。

　　总裁确实对我们病房的一切了如指掌，我赶紧去茶歇室找了一根香蕉伺候总裁吃，我说：“下次早点告诉我，我给你剥两根。”

　　“中。”总裁一边吃一边答应着。

　　几天后，于超的老婆来了，这次不是来找于超，而是来找我的。我纳闷得很，哪儿有家属点名找护士的？

　　她扎着一束整齐的马尾，淡淡的妆容，站在门外，颇有无风香自远的气质。瞬间，我脑海中已经回忆不起大年夜里她绝望苍白的模样。

　　“小郁护士，”她微笑着打了声招呼，递过来一个纸袋，说道，“听医生说，于超砸了你们的手机，对不起，这是赔给你的。”

　　“没事没事，那个破手机不值钱的。我刚好有理由换新手机，已经把旧的留在病房里用了，我们领导同意的。”我掏出新手机给她看，膜还没贴，手机壳还在路上。

　　“你看，国家也不允许啊。”我又指了指墙上的宣传栏，图文并茂地写着卫健委的“九不准”。

　　“我本来就想换手机的，真的，本来还犹豫，现在刚好有理由了。”我补充道。

　　于超的妻子笑了，她说：“那我不能为难你，我待会儿找你们护士长吧。但还是要跟你道歉的，真心对不起。”

　　我摆摆手，顺便告诉她于超藏药的事。一般发生过藏药的患者，回家后还有可能发生藏药。她家里还有个小朋友，万一翻到了精神科的药品，非常危险。我必须提醒她保管好于超的药。

　　“嗯，一定。我还听说，他一直以为我有精神病，还说我会害女儿？”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怕实话实说会伤透她的心。我不确定在现在的于超眼中，他的妻子是什么样的角色。她的关心和焦虑，被敏感多疑的于超进行了反向解读，并且他把日常生活中无关的信息都赋予了病态的含义。

　　长达两年的相互猜忌里，他们之间还有感情吗？她能理解于超吗？

　　有人说，爱是激素分泌，爱是多巴胺产生；有人说，爱是人间烟火，爱是岁月漫长。精神科不浪漫，甚至很残酷，常常让爱经受考验。精神科让人类思想底层的黑暗和恐惧浮出水面，让人性中的弱点袒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你爱的人在精神折磨中也许变了一个人，他顶着原来的躯壳，却有了完全不一样的灵魂。

　　她的声音打断我的思绪，她又说：“我还想问问，正常人能做精神鉴定吗？”

　　我一愣，我从没听说过正常人要做什么精神鉴定。

　　她眼里很是期待，接着说：“我是这样想的，于超是个讲究事实依据的人。如果你们能给我做个鉴定，有了官方的文件，他应该就能相信我没有精神病了，他是不是就会好？你觉得这个方法可行吗？”

　　她似乎已经深思熟虑过了。

　　“不能，我们的精神鉴定其实叫作司法鉴定，是判定当事人是不是精神障碍，是否有刑事责任能力的。普通人没法申请这个鉴定。患者的那个叫作诊断，其实不叫鉴定。”我解释道。

　　“哦，这样，是我想当然了。”她肩膀一塌，很是失落。

　　回到一级病房，我给于超换了一根红色腕带，代表他是极高风险患者，以后每班工作人员看到这个腕带，都会对他进行严格“四防”。

　　随着药物治疗的跟进，于超有段时间很困，每天都有十个小时左右的睡眠时间。睡眠很重要，睡眠对大脑的恢复是不可替代的，并且不能被提高性能的休息时间所取代。每次醒来，他的眼神都变得更加清明，我知道他正在恢复。

　　患者近一周表现安静合作，情绪平稳，表情神态自然，服药配合，未见明显不良反应。日常生活自理，能参与康复活动，已完善相关检查，自知力部分恢复。

　　我在护理记录上写道。

　　“手机的事情，对不起。”于超走过来说，“那时候我真的太想回去了。我老婆把电话一挂，我突然就控制不了心里的火，我觉得我不应该在这种地方。”

　　于超已经可以把事件与感受“剥离”，用平稳的情绪回头审视自己。

　　他和我谈起妻子，他说：“我觉得我老婆会和我离婚。我做了很多错事。”

　　“不会吧，你老婆人很好。”我停下笔，发自内心地说。

　　于超停了一会儿，似乎正在自嘲，又说：“会的。”

　　“于超啊，你能不能不要这么犟啊？”我无奈地说，“你看过《杀死一只知更鸟》吗？有时候你看到的并非事情的真相，你了解的也只是冰山浮在水面上的一角。咱们也相处一段时间了，你给我的感觉是非常讲究逻辑关系的。但是人的情感太复杂了，推理不了的。你对外界的态度决定你的内心体验。你自身的精神定力，决定你未来的方向。”

　　于超没有反驳。

　　我忍不住告诉他：“你发病最严重那会儿，你老婆来过，她愿意为你去做精神鉴定。她说，如果有鉴定报告，你肯定就会相信她，就会变好了。”

　　于超出院那天正月也结束了。

　　我是下夜班，已经提前告了别。回家时在医院停车场，我遇到了于超的老婆，她叫我，站在一棵红梅树边挥着手。

　　真好，回家去吧，我也向她挥挥手，不说“再见”。

你还可能感兴趣

我要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