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377年黑死病爆发的第一次封城，到新冠疫情期间的方舱医院，再到制药公司高管和流行病学家为新型冠状病毒爆发做准备的闭门模拟……本书结合了田野调查、公共卫生、历史和社会学的视角，将人类过去几年经历的隔绝和不确定性，放到一个更大的历史脉络中去考察。
“隔离”的历史，也是一部公共卫生发展史。“隔离”（Quarantine）源自意大利文quarantena，意思是“四十天”。后疫情时代，隔离将成为未来的新常态。政府在危急状态下如何管控人口？个人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隔离措施的限度在哪里？跟随本书作者走访位于杜布罗夫尼克、威尼斯的中世纪至近代的隔离检疫场所，当代隔离检疫实验室和隔离病房，边境检疫站，地下核废料封存设施，NASA航天检疫部门等，你会对“隔离”的影响与意义有全新的理解。
直到证明安全
这本书从一个假设展开：人类作为混乱、有缺陷、具潜在传染性、自私自利的存在，隔离是我们共享的历史以及我们共同未来的中心。在即将成书之际，新冠疫情的爆发成了我们书写案例的一部分。那些有能力执行与管理大规模人口隔离的地方，就是能将这种新疾病控制得最好、在对经济和社会造成最小破坏的情况，还能降低死亡率的所在。
这本书的报道完成于新冠疫情前几年，我们始终坚信隔离具有现代意义，即便有时难以使人信服。即使对于公共卫生官员，强制隔离的伦理、经济和社会成本，使之成了不太讨喜的选项。在我们受约翰·霍华德启发而展开的地中海检疫所之旅结束以后，我们在日内瓦多停留了一些时间，与塞尔维·布兰德（Sylvie Briand）博士会面，她是世卫的全球传染病防治计划的领导者。布兰德很惊讶我们想写的不只是一部纯隔离史。虽然布兰德承认隔离在有限状况下行得通，但她也警告，隔离充满了道德风险，包括歧视与不平等，其他较不具侵略性的措施往往好处更多，或至少能降低附加伤害。“我们通常不建议隔离”，她说道，显然为我们专程飞来日内瓦听这番话感到很抱歉。
尽管存在缺陷，许多人仍愿意相信隔离对我们的未来很重要。新出现且具大流行病潜力的疾病在未来可能不减反增、越来越普遍，正是这些顾虑使改革变得更加迫切。在我们飞往欧洲前，我们与国防高等研究计划署（DARPA）的马特·赫本（Matt Hepburn）上校进行了对谈。赫本是一项名为普罗米修斯计划的总监，致力于病毒性呼吸道感染的预后快筛。这是发展流行病预防能力的一系列措施中的一环，目标是预测一个人在接触病原体后，是否会在出现症状前就具有传染性。
尽管这样的工具看似能消除不确定性，赫本仍强调，就算普罗米修斯计划成功，隔离仍然会是军队的重要工具。他告诉我们，在第一线的情境里，一旦考虑到暴露和诊断之间的延迟， 加上未知的大爆发、医疗基础设施不足、高速地理流动等因素， “通常除了隔离外，我们别无选择”。
纵观历史，一派人主张应该消除能使新传染病出现和传播的条件，另一派人则坚信发展技术是阻止下一次爆发的关键。在某种程度上，这两种论点都是正确的，但无论哪一方都无法解决未来的流行病问题。隔离依旧无可取代，这种断开循环能降低感染率，让医疗保健系统不至于崩溃，也能降低病毒突变、产生抗药性的可能。
尽管先进的传染建模、位置追踪和数据探勘的出现，让隔离得以更精准实施，且微小、准确到几乎无法察觉的地步，但新冠期间采用了这些方法后，我们发现在现在的隔离与黑死病时代的措施几乎无甚差别。企图使用复杂的计算模型，以改善封锁导致的影响和成本，这样的政治努力却导致人们对各类颜色分层、分阶段、微观限制的抱怨，这套逻辑对于大多数民众而言不透明到让人心累，且执行者似乎也无法完全理解这套规则，许多民众只好凭着自己的直觉，结果往往是灾难一场。精准隔离不只不公平，也无从执行。
正如我们所见，隔离的未来肯定是攸关检测、追踪、监视、抑制和控制的技术问题。它攸关通风系统、管线网络、废弃物的处理掩埋，同时也是文明议题，是政治与文化间的合作问题，让人在面对未知疾病时意识到共同责任。因应这种不确定性，以及优先考虑集体利益而暂时放弃自由的能力，仰赖政治领导人和人民的合作、自我牺牲、信任和谦卑。
在美国，新冠大流行给人最深刻的教训之一，就是在当今的政治氛围中，连口罩这样单纯的东西都能被抹黑成对个人自由的严重侵犯，以至于在美国的大多数地区，人们根本无法接受戴口罩。真诚的、以小区为中心的自我牺牲之举，例如不与朋友或家人见面，或避免举办生日派对或酒吧派对等大型聚会，都被扭曲成出格行为，莫名就与美国建国精神背道而驰。在当今美国的文化政治中，以疾病控制之名将国家或小区放在首位，并未被视为爱国，反而是没骨气地臣服于威权控制。
事情没必要闹到这个地步。通过隔离、基本的卫生和社交距离措施，我们可以互相关照，并在过程中学会敦亲睦邻。隔离的未来不仅仰赖技术，也仰赖我们自身，如果我们不将自己视为公众的一分子，我们就永远不可能有公共卫生。我们个人的身体没有多少办法阻止疾病传播。而作为社会性动物，隔离是我们集体免疫系统的一部分，是面对病毒威胁的行为反应。就像我们内在的生理防御一样，隔离是由部分有效的各种因应措施拼凑而成的，因此也有可能反应过度而反扑自身，也可能以失败告终，让传染病溜走而导致大流行。尽管如此，它还是提供了我们迫切需要的保护，因为新的疾病不断从世界各地遭破坏的生态系统、都市扩张和工厂化农场中涌出，通过游轮和飞机直逼我们而来。
在未来几十年里，我们几乎肯定会更加依赖隔离，而不是逐步解封。在未来的世界中，越来越多疾病已经开始以SARS、MERS、埃博拉和新冠肺炎的形式出现，我们更迫切需要找出新方法来实施检疫隔离，我们发明新型的隔离和检疫方式，这些公共卫生干预措施的成本和益处将更透明、更平等，并体现出更庞大的社会价值观。
以疾病控制之名，使得我们必须生活在一个雾里看花的世界，这样的前景一片黯淡，但这实际上不见得是反乌托邦式的。不确定性可能意味着机遇，也可能意味着威胁。正如我们在旅途中一次又一次看到的那样，隔离是一种奇怪但强大的“创造力与连结”的泉源，也能借此让人们看见过去被忽视的社区。薄伽丘《十日谈》（Decameron）（书中人物在隔离之中躲过瘟疫，诉说着彼此的故事）与封锁期间在奥马哈经营广播电台的一对夫妇之间，有着一条漫长而令人愉快的特殊连结。阿波罗号航天员坐在改装的清风车中，与尼克松总统那场不真实的会面中的笑语也连结成一道线索，与丹尼斯·范德维尔德（Denis Vandervelde）等收藏迷从检疫中搜集来的数以万计明信片和信件联系在一块儿。正如本书所彰显的，我们已经知道怎么让隔离措施变得更好。眼下，在下一次大流行之前，趁着我们对新冠疫情记忆犹新时，该是时候行动了。
隔离可以也必须重新设计。正如从杜布罗夫尼克到武汉、从约翰逊航天中心到国际可可检疫中心、从陆军工兵部队将曼哈顿会议中心改造为物联网智慧家居、从核废料隔离试验厂到崔氏隔离箱的种种例子，我们具备改造隔离空间的技术与材料知识。我们应从一开始就对隔离严正以待，激发设计的创造力。如果我们在打造各种建筑时没有早早考虑隔离，最后往往会花上昂贵又繁重的代价。正如美国太空总署月球岩石馆馆长茱蒂斯·奥尔顿在一份概述阿波罗计划期间犯下的疏失报告中指出的，在任务规划早期，就必须整合隔离需求，尽力减轻工程师对各项要求的反弹，让最终解决方案能更便宜，也更有效。
隔离可以也必须改革。卡西·希考克斯为被隔离者的权利法案指引了道路。如果公卫当局要求人们暂时放弃行动自由，他们必须保障承担照顾责任，并保证依循正当法律程序。我们需要相信这些承诺会确实兑现。没有信任，就不可能控制疫情，赛特隆不厌其烦提醒我们：“一旦信用破产，当你不得不做出艰难决定时，就会陷入困境。”赛特隆说，“信任只能通过时间、通过行动中的真理建立，而不是在紧急情况下空口说白话就能办到。”
隔离可以也必须重新想象。它不只是一项公卫工具，也是活生生的现实，但人们面对后勤挑战时显得欠缺规划，更不用说其情感代价了。隔离过程中的每一步，无论是自愿或是强制的，都需要从生命经验的角度重新思考。正如艾琳·韦斯特盖特（Erin Westgate）向我们建议的，隔离措施不必然是单一的，为什么不同时建造方舱和开发家庭隔离工具包，供人们选择呢？“我们不是一直这么问孩子：‘你想穿红色睡衣还是绿色睡衣？’”她说， “如果你能说服人们，让他们在隔离的某些层面能自行选择，让他们能掌控情况，或许就会使隔离在政治层面上更易被接受，并对个人更有意义。”
隔离可以也必须重新建构。朝令夕改的法规和限制永远不可能是疾病的最佳解方，只会成为对感染传播零副作用的“治疗”。讽刺的是，即使隔离确实有效、即使它按下的暂停键能遏制疾病传播，它仍然往往被看作是过度反应。我们应该将隔离理解成一个过程、一项具人口规模的计划，它是利用科学消除不确定性、测试和测量的方法，以便理解未知的事物。我们永远无法完全“正确地”理解隔离，顶多是少犯点错。
隔离可以也必须在文化上被重塑成一种个人责任，这是为了避免一些迫在眉睫、对技术执法的反乌托邦式反抗行为。即使许多隔离措施失败了，我们也必须理解，实际上这些失败很少是技术上的，而往往是因为蓄意反抗以及对隔离真实风险的误解。
隔离措施不仅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也是为了保护他人，包括亲人和陌生人。归根究底，它所诉诸的，不过是合理地占用一些空间和时间：我们只是在下一次的探险前，暂时停下脚步，直到世界恢复安全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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