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卖点
1.深刻透彻的解读，阐释古诗十九首字字能读却意味深长的魅力。没有比思君令人老更刻骨铭心的思念，没有比涉江采芙蓉更浪漫的姿态，也没有比努力加餐饭更鼓舞人心的激励。作者对十九首古诗进行深刻剖析，解读古诗中每一字、词、句之深意。
2.挖掘古诗背后有趣的东汉文人故事，生动再现他们的生活与情感。作者用细腻流畅的语言，描绘了东汉文人的远游、求学入仕、交游等方面的生活情况，呈现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盼望、对故乡亲人的思念、对朋友爱人背叛的愤懑……东汉文人的故事，生动而富有趣味。
3.文学与史学的结合，描绘了一段丰富多彩的东汉社会史。作者在解读古诗的同时，剖析背后隐藏的东汉社会的诸多面向，道出东汉文人强烈的生命意识觉醒，揭示东汉时期的复杂多变世态与人情。
4.品读古诗,寻找熟悉的人生经历，观照现实中的自己。本书的主题呈现了丰富的人生经历：少小离家求学、因为远游而思念家人、与知音好友相知相交、因生活中的种种不顺而思考人生的来路与归途……在品读古诗中寻找自己的影子，在古诗中观照现实。
5.书中附有多幅与汉代社会、本书内容相关的彩插并随机赠送精美书签。
编辑推荐
两千多年前的汉代，一众匿名者为我们留下了有着五言冠冕之称的十九首古诗。而今，胡大雷教授带领我们重新品味十九首古诗一字千金的魅力，挖掘古诗中隐藏着的东汉文人的生活，品味世情与历史。东汉的文人，他们忍受别离，遭受苦难、挫折、陷入困境，而又努力挣脱，寻求减轻痛苦的办法，他们憧憬、渴望、期望，却迎来了一个又一个失望与挫折……他们发出岁月忽已晚的感慨时，却仍在追求不止！短短的十九首古诗，简单平实、字字能读、寥寥数语，却道出了东汉文人的忧伤、思念、期望、愤懑、坚持……描绘了复杂多变的东汉世情；道出了我们与东汉文人那样，都有相似的离别家乡、朋友背叛、中年劳苦失意、彷徨，却仍努力追求的经历。诗中满是我们现实的影子！《岁月忽已晚》用隽永而生动的文字道出了我们平常的生活中的郁闷、困惑、挣扎、期待、憧憬、坚持……愿每一位困惑中的、失意的、努力拼搏中的，以及那些志得意满的朋友，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都能停下脚步，在品读古诗中观照自己。
节选了《前言》的第一节古诗数量之谜团与玄机，第二节作者之谜团与玄机，第六节文人生活之谜团与玄机。
编者按
前 言
《古诗十九首》之谜
所谓古诗，一般说来，就是指流传已久，而又难以确定其绝对年代的无主名的诗篇。魏晋以来，个人创作兴盛，诗人受到社会上的普遍尊重，诗都是有主名的，因此，南北朝时称汉代无名氏的诗为古诗，古诗成为一个特有之称呼，《古诗十九首》是这些汉代无名氏诗作的佼佼者。
《古诗十九首》，南北朝时就被誉为五言之冠冕与一字千金，虽然语句浅白若秀才对朋友说家常话，其魅力在于何处，将在下文一一讲述。《古诗十九首》格古调高，但由于至今时代久远，其产生之时的详情，留给世人许多饶有兴味的谜团，在讲述《古诗十九首》魅力之前，我们先来试着说说这些问题，给读者朋友解开这些谜团提供一点线索，再叙说谜团有什么奥秘，有什么玄机。
一、古诗数量之谜团与玄机
《古诗十九首》最早载录于我国现存的第一部文学总集南朝梁萧统《文选》，在其卷二十九杂诗类中，以古诗十九首为题，作者为无名氏。稍后徐陵《玉台新咏》录有《古诗八首》，作者为无名氏，其中有《文选·古诗十九首》中的《凛凛岁云暮》《冉冉孤生竹》《孟冬寒气至》《客从远方来》四首；徐陵《玉台新咏》又录有《枚乘杂诗九首》，其中有《文选·古诗十九首》中的《西北有高楼》《东城高且长》《行行重行行》《涉江采芙蓉》《青青河畔草》《庭前有奇树》（《古诗十九首》作庭中有奇树）、《迢迢牵牛星》《明月何皎皎》八首。如此统计下来，萧统《文选》录古诗为十九首，其中见于《玉台新咏》者，十二首。
那么，古诗一共有多少首呢？汉代无主名的古诗究竟有多少，今已不可考，但可以考虑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南朝梁钟嵘《诗品上》称古诗：其体源出于《国风》。陆机所拟十四首，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其外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虽多哀怨，颇为总杂。……客从远方来橘柚垂华实，亦为惊绝矣。人代冥灭，而清音独远，悲夫！陆机所拟十四首加上其外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有五十九首。看起来言之凿凿，但只是一个大略的数字。当然，这只是钟嵘所见的，应该还有钟嵘未见的。
第二种情况，有些时候，乐府也有称为古诗的。《汉书·礼乐志》称：至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汉书·艺文志》称：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乐府作品是汉代具有代表性意义的文学，民间乐府诗的发达以及朝廷的采集，对文人的诗歌创作自然是一个激发，如现在就留存有辛延年《羽林郎》、宋子侯《董娇饶》等五言乐府。乐府与古诗相较，都是不署作者名的，其不同就在是否有音乐性、是否配乐。于是，有些未被朝廷采录的诗或原已入乐而失了标题，脱离了音乐的歌辞，后人无以名之，也称之为古诗，或有些古诗可能入过乐，如《古诗十九首》中有好几篇，唐、宋人引用时就称为古乐府，而清代朱乾《乐府正义》就干脆说：《古诗十九首》，古乐府也。例如《孔雀东南飞》一诗，《玉台新咏》题作《古诗无名人为焦仲卿妻作》，《乐府诗集》则收入杂曲歌辞，题为《焦仲卿妻》。因此，乐府中也有些是古诗。
第三种情况，《文选》卷二十九杂诗类中，录有李少卿（陵）《与苏武三首》及苏子卿（武）《诗四首》，经历代考证，已确定这些作品为假托李陵、苏武所作，因此这些假托之诗也是汉末古诗，这些古诗为《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所录，为李陵录别诗二十一首，这些作品数量还不少。
古诗有十九首与五十九首之别，给文学史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古诗十九首》是否有统一的主题？其统一的主题放在五十九首中将怎样来看？古诗五十九首中还会有别的什么主题？
二、作者之谜团与玄机
称之为《古诗十九首》，首先应该明确，这里的古诗是有特定含义的，是指汉末无名氏的五言诗歌作品，这种情况从以下《古诗十九首》的作者考述可以见出。
南朝梁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讨论《古诗十九首》的作者：
汉初四言，韦孟首唱，匡谏之义，继轨周人。孝武爱文，《柏梁》列韵；严马之徒，属辞无方。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按《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沧浪》，亦有全曲；《暇豫》优歌，远见春秋；《邪径》童谣，近在成世：阅时取证，则五言久矣。又《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比采而推，两汉之作乎？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
刘勰先说汉初流行四言，如韦孟之作，或有柏梁体七言，但莫见五言；又说五言自《诗经》以来就有，则五言久矣；再说到《古诗十九首》的作者，语气不是很肯定，有枚乘（字叔）、傅毅，但时代是两汉之作。
南朝梁钟嵘《诗品序》中讨论《古诗十九首》的作者问题：
昔《南风》之辞，《卿云》之颂，厥义敻矣。夏歌曰郁陶乎予心，楚谣曰名余曰正则，虽诗体未全，然略是五言之滥觞也。逮汉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诗眇邈，人世难详，推其文体，固是炎汉之制，非衰周之倡也。自王、扬、枚、马之徒，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从李都尉迄班婕妤，将百年间，有妇人焉，一人而已。诗人之风，顿已缺丧。东京二百载中，唯有班固《咏史》，质木无文。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
先说五言之滥觞，再说汉时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最后称古诗……固是炎汉之制，但又称东汉二百载中，五言绝少。而其《诗品上》论古诗，称旧疑是建安中曹（植）、王（粲）所制，言外之意这些古诗即是东汉末年之作。
唐代李善注《文选》，说：
并云古诗，盖不知作者。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诗云：驱马上东门。又云：游戏宛与洛。此则辞兼东都，非尽是（枚）乘，明矣。昭明以失其姓氏，故编在李陵之上。
李善称，有一种说法是称古诗为枚乘所作，故《玉台新咏》有枚乘杂诗九首之录。李善又称，因其中有辞兼东都者，即有东汉的作品，那么，称古诗全为枚乘所作的说法就是错误的。
现在一般认为，《古诗十九首》非一人之辞，非一时之作，为汉代末年无名文人所作，即沈德潜《古诗源》所说：《十九首》非一人一时作。《玉台》以中几章为枚乘，《文心雕龙》以《孤竹》一篇为傅毅之词，昭明以不知姓氏，统名为古诗。从昭明为允。所谓以昭明太子《文选》的无名氏论断为准。
称《古诗十九首》为枚乘所作，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这就要说到魏代以来的假托风气。魏时，社会上本有作诗而代人立言的风气，曹丕有《代刘勋出妻王氏诗》，曹植有《代刘勋出妻王氏见出为诗》，此二诗均以刘勋之妻王宋口吻叙出。曹丕又有《寡妇诗》，其序曰：友人阮元瑜早亡，伤其妻子孤寡，为作此诗。因此，这诗该是代阮元瑜妻作，或代寡妇诗，全诗是以阮元瑜妻的口吻抒情的。徐干有《为挽舡士与新娶妻别诗》，全诗以挽舡士新娶妻的口吻出之。王粲有《为潘文则作思亲诗》，全诗以汉潘文则口吻出之。
那么，《古诗十九首》之所以被人们认为是枚乘所作，是因为人们认为当时的诗人是要借枚乘之事来抒发感情，是因为枚乘的事迹太特殊、太令人激动了。枚乘，字叔，淮阴人，早年为吴王刘濞的文学侍从，吴楚七国之乱前后曾两次劝谏刘濞而显名于世，后离开刘濞而成为梁王刘武的门客，汉景帝时被任为弘农郡都尉，汉武帝刘彻即位，以其辞赋擅名被以安车蒲轮征召，途中逝世。其《七发》在辞赋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是汉大赋正式形成的标志性作品，作为西汉时期辞赋家，与邹阳并称邹枚，与司马相如并称枚马，与贾谊并称枚贾。以辞赋开创者来称说古诗的开创者，该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啊！况枚乘又有复杂、精彩的政治经历，故人们容易把枚乘与《古诗十九首》联系起来，如陈沆《诗比兴笺》就根据史书的枚乘传记，把枚乘与《古诗十九首》联系起来，其评价《玉台新咏》所录枚乘诗九首曰：枚乘两上吴王之书，其谏显；九诗多出去吴之日，其谏隐。陈沆自称是以史证诗，今以诗求之，则《西北》《东城》二篇，正上书谏吴时所赋，《行行》《涉江》《青青》三篇，则去吴游梁之时，《兰若》《庭前》二篇，则在梁闻吴反，复说吴王时，《迢迢》《明月》二篇，则吴败后作也。尽管枚乘的身世经历与诗歌所表述的有出入，但陈沆所述这几首细腻、真切的表现，让人觉得这样叙说也有可观之处。
从《古诗十九首》的作品来看，其中多有代人立言者，马茂元《古诗十九首初探》称其不是游子之歌，便是思妇之词。所谓思妇之词，该是诗人们代思妇立言，全用思妇的口吻，以第一人称出之，最为甚者，《迢迢牵牛星》一首，奇思异想地代织女立言，故马茂元又说：《十九首》的语言，篇篇都表现出文人诗的特色，其中思妇词不可能是本人所作，也还是出于游子的虚拟。
《古诗十九首》中是否有枚乘的撰作，这涉及中国古代文人五言诗什么时候登上文学史舞台的问题，这是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
六、文人生活之谜团与玄机
士人在中国古代泛指读书人、文人、有学问的人，先秦时，士人作为独立的阶层，其身份是自由的，是可以自由流动的，有自己的理想，有自身的精神诉求，有与统治者不相干的独有的价值观念与精神品质。先秦的士人与国君讨论天下大事、共商大政方针，与国君面对面说话、几乎与国君平起平坐。待秦统一天下，士人无处可以流动，只能依附于朝廷，毕恭毕敬地待命。汉武帝时，当朝廷变更制度以经术润饰吏事时，需要既有思想又有理论之类的人才，于是，士人以屈原之忠而直言极谏为从政榜样，又以屈原的不遇，抒发忠而盼遇之怀抱，以求仕途通达。
东汉时，朝廷的选士制度，由地方官吏推荐乡里中认为所谓有名望，有德行的人，有贤良、方正、孝廉、秀才等名目，然后由中央或州、郡征辟。东汉时，朝廷又有养士制度，在京城建立太学，到了质帝刘缵时代，太学生就已发展到三万多人。太学生也并不局限于贵族官僚子弟，也有大量的脱离生产的平民子弟。在这种政策和制度下，当时的政治首都洛阳就必然成为求谋进身的知识分子们猎取富贵功名、猎取显名的逐鹿场所。可是，求功名富贵者多，而获得者少，于是得意者少，失意者多。尤其到了东汉末年，政治黑暗，外戚、宦官、官僚三者互相倾轧、发生冲突；官僚集团是其中的失败者，中央政权全归宦官，发生过两次党锢之祸。本来，士人是依靠官僚的援引，通过征辟以求进身的，而当官僚集团遭受打击，尤其是当时一批重要官僚和平日敢于议论朝政的士人，遭到杀戮和禁锢之后，社会上卖官鬻爵，贿赂公行，政治上的腐化和堕落已达到顶点，士人当然更是没有出路，充满着彷徨、苦闷、失意、沉沦之感，原来的理想与希望，在现实面前遭到不断的打击而渐趋渺茫。
士人看不见人生出路，凝聚在心头的是被限制、被压抑的悲哀，他们极端苦闷、痛苦，甚至产生消极颓废的情绪；他们长期外出，与家人别离，彼此之间就不能没有伤离怨别的情绪。
虽然说士人的这些情绪反映了汉末黑暗动乱中尖锐的社会矛盾，但在《古诗十九首》中，即使语言鲜明，却并不激烈、愤怒，它们是怨而不怒的、含蓄的，体现了传统诗教的温柔敦厚，士人们并非有所直斥，只是倾诉其人生苦闷、悲哀，通过闺人怨别、游子怀乡、游宦无成、追求享乐等内容的描写，表现了浓厚的人生感伤情绪。而这种情绪归于《古诗十九首》，我们便称其合乎古来温柔敦厚的诗教，把这种情绪归结为岁月忽已晚的悲哀，既是朝廷末日、社会黑暗的岁月忽已晚，又是士人自感无所出路、走投无路的岁月忽已晚。
本书论述、评析《古诗十九首》，其核心在于以岁月忽已晚为题旨来讲述东汉文人的日常生活。岁月忽已晚的多重意味：生命意识中年岁老去；岁月晚去对个人来说是无可奈何的。人生的急迫感、焦虑感在《古诗十九首》的每篇中都有所表露：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良无盘石固，虚名复何益此物何足贵？但感别经时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思为双飞燕，衔泥巢君屋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思还故里闾，欲归道无因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徙倚怀感伤，垂涕沾双扉一心抱区区，惧君不识察以胶投漆中，谁能别离此引领还入房，泪下沾裳衣等，这些都是哀怨、哀伤，集中在岁月忽已晚上，是东汉文人生命意识的情结。李泽厚《美的历程》说：《古诗十九首》以及风格与之极为接近的苏李诗，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开一代先声。它们在对日常时世、人事、节候、名利、享乐等等咏叹中，直抒胸臆，深发感喟。在这种感发中，突出的是一种性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悲伤。它们成《十九首》一个基本音调。本书把《古诗十九首》的基本音调，确定在东汉文人对岁月忽已晚的感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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