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与行动：当代人类活动哲学_理查德·J.伯恩斯坦（Richard J. Bernstein_9787308222440

作者理查德·J.伯恩斯坦是新法兰克福学派和新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本书是作者的早期作品。在马克思和黑格尔背景下，本书把对于社会科学方法论至关重要的实践和行动问题放在存在主义、实用主义和分析哲学的三方对话中加以探讨，其丰富性和学术性至今引人瞩目。本书的目标是重建以及解释那种导向行动和相关概念关注之内在辨证关系，并试图探究现在向我们开启的多种选择。

本书初版于1971年，代表我在此前十年思考的 **。虽然再次体会美国那个时代的哲学氛围有些困难，但那是一个被称为 “盎格鲁美国”分析哲学的联合的时代，无论是受到逻辑经验主义、科学哲学中的新的发展以及形式逻辑中的技术性成就的影响，还是受到在英格兰所实践的日常语言分析和概念分析之更加非形式的方法的影响，许多**声望的哲学系的首要的知识关注被彻底转换了。一个静悄悄但激动人心的革命正在发生。20世纪50年代（当时我正在研究生院）、 60年代是出版“经典”分析哲学著作和发表“经典”分析哲学文章之极具想象力的时代。但是，发展的误区和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伴随着这项重要的哲学工作，不幸的是，其还没有完全消散。有一个自鸣得意的信念认为，以分析的形式做哲学是做哲学的唯一合法的方式。分析哲学被当作清晰、严格、精确、论证的技巧的代表，这些可能是哲学中所欠缺的，正如其在传统哲学中的欠缺那样。一个不断被问及的意味深长的问题是：你究竟是在“做哲学”还是仅仅在“教”哲学史？事实上，我们对哲学史研究和从事哲学经典研究工作之哲学价值存在一种轻视。很多聪明的年轻哲学家所采纳的模式是自然科学中的成功模式。一个人只需要掌握最近哲学杂志正在解决的特定问题就可以了。对哲学史如果说有任何兴趣的话，也就是关于哲学史如何预期那种分析哲学家新颖“复杂的”洞见。以皮尔斯、詹姆斯、杜威和米德等重要人物为代表的美国实用主义被边缘化了。最多，实用主义被视为一个困惑的、模糊的解决问题之方法，而这些问题现在可以以一个更“严格”的方式进行解决。这也是大陆哲学和分析哲学分裂之 “发明”的时代。从很多分析哲学的观点看，所谓大陆哲学家简直就不是真正在做哲学，所以甚至不需要阅读他们的作品（除了为了展现分析哲学把我们从怎样的含混、混乱、晦涩中所解放出来）。我们不应该如此天真地对待这些意识形态偏见的遗产。这些偏见仍然在许多哲学系大行其道。但在20世纪60年代，也有一些哲学家（包括我自己）反对这种意识形态，与此同时，我们正在学习欣赏新的分析技术和洞察力的价值。在读研究生和在耶鲁大学任教期间，我有幸与卡尔·亨普尔（Carl Hempel）、亚瑟· 帕普（Arthur Pap）、威尔弗雷德·塞拉斯（Wilfrid Sellars）等一起工作和学习。我那时正在读卡尔纳普（Carnap）、奎因和维特根斯坦，同时我抱有同样的兴趣和热忱去读黑格尔、克尔凯郭尔、萨特和马克思。许多分析哲学家对有人可以在黑格尔哲学（他们竟然还在做哲学！）中找到任何有价值的观点窃笑不已。黑格尔可能代表分析哲学已经逃脱的白大、晦涩和混乱的思考类型。在那个据说研究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最好留给美国人研究部门的时代，我发现了美国实用主义这个传统的丰富性。我写的第一部书就是关于杜威的。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我从来没有设想过自己是在不同的哲学取向或在 “大陆”哲学和“盎格鲁一美国”哲学之间构架桥梁。相反，我坚信没有单一的思考类型和取向拥有对哲学洞见之排他性的占有。哲学的任务是以诠释学的敏感性，以那些千差万别的方法进行哲学研究，旨在理解存在是什么、为什么会存在。这种开放性与一个人大胆捍卫自己与众不同的哲学承诺并不矛盾。相反，这是一种充实和强化一个人自己哲学主张的方式。我那时坚信（现在依然坚信）在我所参与的可错的多元主义实践中，我从美国实用主义传统中学到了重要一课。如果有人想要重温我在构思本书那十年问的氛围的话，那么他也必须理解那时正在美国和世界范围内发生的社会与政治的躁动不安。我参加了早期民权运动，在1964年“自由之夏”期间，我甚至在密西西比还待过一段时间。那个时代的社会和政治的动荡不安与我的学术兴趣并非没有关联。像杜威和青年马克思那样，我越来越沉浸在理论与实践之意义和关系当中。这既是一个学术问题又是我个人的问题。更精确地说，正如詹姆斯和杜威教导我们的那样，我们很多最深层次的知识问题根植于我们个人和公共的冲突与挣扎当中。正是这种对实践的关注，将我不断引领达到这样的理解：存在一种对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实用主义、分析哲学的阅读方式，可以导向对实践和行动新的理解。当然，我意识到，对哲学取向的主要成就、主要问题以及方法之阅读方式存在显著不同。然而，我们可以开始发现重叠的关注点，甚至我所发现的差异也是有启发性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在书的结尾处写道：“ 这项研究的结束，也是这项研究的开始。” 本书初版的时候，我几乎没有想到它会印了五版，并且被翻译为七种语言。时光荏苒，我欣喜地听到这本书所收到的溢美之词。其中有两个回应我特别难忘。一个来自我以前的学生，他现在已经是著名哲学家了，有一次他和我说：“你其实并没有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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