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电影视觉_(美) 罗杰·F. 库克著_9787559857774

本书是一部GPT时代电影文化研究的前沿成果, 在梳理相关理论和运动影像史的基础上, 以影片、银幕和观众三者的关系为框架, 锁定观看行为这一方向, 以《黑客帝国》等“元宇宙电影”为例, 论述了电影技术、观看行为以及人类感官机制的相互影响和共同进化。为人们深入理解电影这一现代媒介打开一个新视角, 启发人们对人类与技术之关系的思考。

1.电影文化研究的前沿成果，将GPT时代的电影理论向前推进一步。本书以影片、银幕与观众三者之间的关系为框架，聚焦观众的观看行为，论述电影与人类的共同进化。

2.以全新视角认识经典电影，呈现电影理论界对元宇宙的共鸣。本书运用后人学理论对《黑客帝国》《感官游戏》《异次元骇客》《移魂都市》《睁开你的双眼》等经典电影进行了剖析，为人们进一步理解这些元宇宙电影提供了新的视角。

3.带领读者认识后人学理论，启发人们对技术与人类关系的反思。“后人学译丛”聚焦于人与非人的界限、生命与后人类、后人类的技术进化等问题。本书为“后人学译丛”之一种，从人类的观看行为角度切入，探索电影与人类的相互影响，启发读者对技术与人类关系的反思。

4.专业译者精心翻译，译作精准切当、行文流畅。本书由电影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副教授韩晓强精心译成，不仅忠于原著，对原著所涉及的电影学理论及术语进行了精准的翻译，而且行文流畅，保持原作者行文风格的同时，帮助读者跨越语言的藩篱，与原作进行深入的交流。

5.国内知名电影学者李迅、杨远婴、李洋联合推荐。本书由中国电影资料馆资深研究员李迅，北京电影学院资深教授杨远婴，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李洋联合推荐。

电影作为一种现代媒介，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间，与人类交互影响、共同进化。20世纪初，电影经过一系列发展与进化，挑战了既有的文字媒介，改变了媒介格局；20世纪末，数字电影的诞生，给人们带来了全新的感知体验。

罗杰·F.库克的《后电影视觉：运动影像媒介与观众的共同进化》聚焦于观看行为这一常常为人所忽视的角度，探讨了电影从20世纪初至20世纪末的发展历程，论述了电影技术、观看行为以及人类感官机制的相互影响和共同进化。在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以大量我们耳熟能详的电影为例，剖析不同时期的电影给人们带来的感官体验，并从观众观看行为的发展变化中，探索日益复杂的技术是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体验的。读完此书，我们会对电影这一现代媒介以及人类与技术之关系产生全新的理解。

编者按：本文为《后电影视觉：运动影像媒介与观众的共同进化》的作者罗杰·F.库克为该书撰写的中文版序言。

《后电影视觉》中文版序言

《后电影视觉》一书的写作计划，源自我过去几年研究工作中一道突现的灵光。从表面上看，书中的不同章节面向各种不同的学术诉求，可谓一种宽泛的集合，但它同样包含了一种定向的努力，锁定了电影研究中一个极其重要却又常年被忽视的方面，即针对观看行为（spectatorship）的研究。这种忽视与既有的电影接受理论前呼后应，使我的研究道路腹背受敌，也导致我采用了本书当中假定的综合性方法。

通往《后电影视觉》的道路，始于我对情动理论（ affect theory）的兴趣，以及我对支持这一信条的神经科学领域的探索。因此，我的电影分析更多集中在人们面对运动影像时的一种预知的、自动性的身体反应，或者说这种身体反应在对一部电影的整体反应中所扮演的角色。对观看行为具身方面的关注，导致人们更深层地卷入认知科学的发现以及它们在其他学术领域激发的观点当中。20世纪90年代大脑功能研究的爆炸式增长—所谓的“脑十年计划”（1989年美国国会联合决议第174号）—促使各学科的学者们重新思考以认知为中心的人类文化观。在探索并将这一理论视角用于电影研究时，我遇到了相当大的障碍。因为认知主义电影理论已然存在着一个成熟的领域，可以追溯到25年前。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批重要的电影学者开始反对宏大理论（grand theory）的主导地位，并转向认知科学以寻求替代性的理论基础。在其中的主要成员，如大卫·波德维尔、克里斯汀·汤普森及诺埃尔·卡罗尔的推动下，认知主义电影理论已经作为有力的竞争者，在角逐电影理论之正统的各种方法中确立了自身的地位。在1995年，他们成立了一个电影学者的另类国际学会，并将其命名为“运动影像认知研究学会”（SCSMI），这一名称与当时的主导学会，即“电影与媒介研究学会”（SCMS），在简写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也就是说，他们欣然接受了自己作为“将认知科学应用于电影的电影研究分支”的说法。

这一群体在电影研究中的强势地位，于某种程度上扼杀了其他借鉴认知神经科学的相关方法的发展。就我而言，当我发展自己的理论方法时，该领域的同事都以为我是在 SCSMI组织的传统认知主义框架内工作。然而，就研究神经科学而言，我的理论基础恐怕与这批认知主义者完全相反。认知主义者们死抱着他们在 20世纪 80年代就引为令箭的古典认知模型，他们几乎只关注对电影的有意识反应，而对发生在具身层面或前反思层面的感觉运动反应视若无睹。为了将我在神经科学方面的理论基础与认知主义者的立场区分开来，我在 2015年的一篇文章中正面回应了这一问题，其中的观点建立在对柏林学派中近期德国电影人的研究之上。1

虽然这篇发表在《银幕》上的文章之要义，是为电影研究中另一脉神经科学基础开辟空间而迈出的步，但它同样揭示了某种需求，即我们需要以神经科学与媒介理论为基础，对观看行为进行更全面的说明。当我开启这项工作的时候，很快就明白了这样一种理论必须将电影的运动影像置于人类与媒介共同进化的更大图景之中。该工作由此带来了自身的挑战。一方面，它在我的立场和认知主义者的立场之间确立了一个明确的分界。认知主义者坚持古典的认知主义心智论，认为心智处理的基本结构是通过适应和自然选择进化来的，几千年来一直保持着稳定不变。另一方面，它与近期媒介理论中对电影影像的主流观点相抵触。该领域的学者主要关注数字技术带来的更显著的变化，并且淡化了电影在人类与现代媒介的共同进化中发挥的作用。或许是受到认知主义者对电影接受之论述的影响，许多人接受了某种概念，即电影对观众的作用几乎完全发生在现象意识层面。《后电影视觉》的主旨在于纠正对电影影像的这种看法，并强调电影在人类与运动影像媒介的动态共同进化中应有的地位。

自早的工具制造以来，技术的生产一直在推动人类的进化，这一富有争议的主张，已经从神经科学、进化生物学、考古学和媒介理论中获得了其绝大部分论据。在此，我认为有必要将我对人类与技术共同进化的立场牢牢地树立在这一研究体系中，继而转向电影如何融入一个更大历史的问题。本书的章奠基了这一基础，同时还讨论了人类的心智/身体如何对运动影像媒介作出反应并被其改变的具体问题。

在完成本书设定目标的过程中，我面临的挑战，或许是找到一种方法来描述电影影像与人类处理运动影像能力的长期和逐步的共同进化。对这段历史的全面描述，需要众多学者的累积性工作，即每个人都要关注自己的特定专业领域。为此我决定将这一项目限定在整个过程中的某些关键节点（key junctures），以更好地揭示自电影技术发明以来一直伴随着电影的共同进化动力学的内部运作。

当我开始确定影响这一进程的主要力量时，也决意将研究聚焦于媒介融合的两个丰富时刻：一个是二十世纪初，一个是二十世纪末。我愈加意识到，媒介演进过程中所涉及的再媒介化（remediation）动力学如何反映了人类相应神经系统的变化模式。因此，在这两个时期，首先是新生的电影影像，之后是完备的电影影像与其他主导媒介的融合，为观察运动影像媒介如何影响人类进化提供了时机。

当电影在1900年左右作为一种主要的文化现象而出现的时候，它与一直以来且至今仍属于人类文化决定性的媒介—文字—产生了同步的交集以及冲突。有关电影出现时的文化对立情绪，尤其是它对文字的威胁，相关的论述早已汗牛充栋。然而，其中的重点几乎完全放在文学以及其他高级形式的书面表达上。就我的研究而言，重要的是新的运动影像技术与文字媒介本身的融合。我发现这是电影对人类文化演进之影响的难以琢磨的方面。虽然电影对更高形式的文字（以及更广义的文化）构成的威胁在当时被广为讨论，并且随后被电影史学家充分记录下来，但这两种基础媒介的融合却极少得到关注。为了分析这一晦暗未明的动力学，我转向了一位被许多人视为在此有悖常理的人物—弗兰茨·卡夫卡。无论如何，作为一个职业生涯高度受制于官僚主义法定写作形式的作家，卡夫卡对书面文字控制现代生活各个方面的事实有着密切关注。按照他自己的评价，他是一个高度视觉化的人，并且深深着迷于早期电影和这种新媒介所拥有的改变现代文化的潜力。在日记和文学作品中，他通常只以间接的方式来处理两种媒介之间的冲突，以及该冲突对他身为一名作家的影响。

本书的后一节探讨了电影诞生一百年后，媒介融合与再媒介化的相应过程。在此情况下，对这一文化现象详尽的处理并非发生在书面文本中，而是科幻电影之中，这些影片既包含了新的数字成像模式，也反映了经过数字处理的影像和传统电影影像之间的差异。在反思电影中运动影像之演进时，这些影片也阐明了随着数字技术延伸到当代生活的更多领域，人类神经系统所发生的诸多变化。在探讨世纪之交的科幻电影这一主题时，我的分析为这一时期那些广受赞誉的作品提供了新的视角，其中值得深入的当然是《黑客帝国》。

从我初对具身观看行为的关注中逐渐演化出来的综合性方法，终导向了我们对数字时代人类经验的看法，这是我在项目开始的时候未曾预料的。或许是富有成效的洞察力揭示了后电影的观看行为如何与数字时代的生活相匹配。随着电影融入数字技术，它也促进了我们适应经数字改变的环境界面的能力。为了与项目的初目标保持一致，我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电影和数字媒介都属于一套现代媒介（modern media），它们对具身反应和认知反应的参与更为平衡，并且更好地反映了生活体验是如何为日益复杂的技术所影响的。

——选自（美）罗杰·F.库克著，韩晓强译《后电影视觉：运动影像媒介与观众的共同进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6月出版

我们如此彻底地改变了环境，以致现在我们必须改变我们自己。——诺伯特·维纳

我们或许正处在一个新技术变革的前夜，我们看到了ChatGPT和Midjourney等新一代人工智能产品的出现，惊叹于它们正在以神乎其技的能力，将人与非人的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人类在世界上的独特性地位似乎在一夜之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此外，生物技术，尤其是基因技术、胚胎技术、克隆技术的发展，让人类生命变得具有多样性。机械和自动化技术，也试图弥补人类留下的不足，譬如，利用特定的色彩频谱分辨器，来帮助色盲人士辨别出普通人能分辨的颜色。埃隆·马斯克宣布的在猴子身上做的脑机互联实验，让人们看到原来在哲学和心理学上相对独立和封闭的自我意识的奥秘的大门，也在一步步打开，成为可以被人类技术掌控和改进的领域。还有数码化的智能增强、智能环境、无人驾驶等新一代技术革命，仿佛正在做出下一个时代的宣言。无论这些技术多么炫目，仍有一个需要慎重对待的问题，摆在我们每一个拥有有机身体的人面前：在巨大的技术革新面前，人类何去何从？

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已经不能像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智能技术刚刚兴起时那么轻松。在控制论之父诺伯特·维纳看来，今天的人类，似乎已经不能完全适应于新技术的发展，当技术突飞猛进的时候，有一个天然的屏障，即我们总是通过这具肉身去感知和理解世界，一旦这具肉身成为我们面对新技术革命的后障碍，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人类本身也需要进行技术改造？就像安德鲁·尼科尔的电影《千钧一发》（Gattaca）一样，那些被基因工程改造过的新人类才是那个时代的正常人，相反，没有能力得到基因改造的自然人反而成为这个世界上的残次品。

当然，除了基因改造之外，通过技术融合的赛博格（Cyborg）也成为人文学术界关心的重要议题，这不仅体现为美国理论家唐娜·哈拉维（Danna Haraway）在 1983年发表了著名的《赛博格宣言》（The Cyborg Manifesto），而且体现为赛博格成了各种科幻作品的主题。例如日本著名导演押井守在 1995年改编了士郎正宗的同名漫画《攻壳特工队》（Ghost in the Shell）的动画电影，鲁伯特·山德斯于 2017年将其改编成真人版电影，其故事情节就是随着通信网络技术和人体电子机械化技术突飞猛进，赛博格人类变得越来越流行。无论是犯罪还是警方的追捕都需要建立在这种新的赛博格技术上。

随着这些技术的迅猛发展，我们不得不扪心自问一些问题。例如，经过基因改造和电子机械化的人类还是人类吗？倘若如此，人类是否还具有存在的独特性，是否仍然掌握着凌驾在其他物种之上的优势地位？我们如何与这些非人生命和种族共存？诸如此类的问题，不仅仅成为艺术家和小说家日渐关心的主题，也成为理论家和思想家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大致可以总结为如下几点：

1.人与非人的界限

在阿甘本的《敞开：人与动物》（The Open: Human and Animal）中，阿甘本就借用了末世怪兽的形象，说明了人与非人之间的界限将逐渐变得模糊。特别是当他运用德国生物学家冯·尤克斯考尔（Von Uxküll）关于环世界（ Umwelt）的研究时，他发现人的存在不仅在于自己的内在生命，而且在于通过某种外在的技能，将自己纳入一个环世界之中，环世界不同于外在世界，它是让人类得以栖居的设计，人类倚靠自己的技能和技术，筑造了我们的现代世界。不过，一旦这种技术不仅仅由人类完成，其他的非人生命，如人工智能也参与这个过程，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断定这个世界仍然是人类本身的世界，是按照人类本身的身体条件筑造的世界？如果由非人类筑造的世界反过来要求人类的身体和基因与之相适应，并不得不改造自己的身体和器官，那么人类是否还像法国哲学家梅洛 -庞蒂描述的那样，通过身体来建立一个世界的意义？在奈飞（Netflix）的系列动画片《爱，死亡和机器人》（Love, Death & Robots）第二季的集中，人类生活在一个高度智能化的未来环境中，但人类能安逸地生活在其中的前提是，能够被后台的智能系统识别成有资格的生命体，一切没有被识别的生物，都会被瞬间消灭掉。那么，这种表面上的安逸实际上与我们的身体被迫适应于后台的智能系统是对应的。在这种情况下，人类是自己生活于其中的主体，还是被智能系统豢养的宠物？实际上都需要我们认真地思考。

2.生命与后人类

在后人类的诸多问题中，核心的当然就是生命问题。法国哲学家乔治·康吉莱姆（George Canguilem）在其名著《正常与病态》（Le Normal Et Le Pathologique）中指出，生命从来不是在安逸舒适的情形下绵延，相反，病态才是真正生命的开端，生命是在环境变动下的适应能力。简言之，通过康吉莱姆，我们理解了生命从来不是静态的，而是不断在变动中演化。比如新出现的病毒，当然会给人带来致命的威胁，一旦我们不是以单个生命，而是以整个人类为对象，就会发现，在大的疫情过后，人类建立起了对这种特有病毒的免疫机制。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可以发现，相对于病毒出现之前，人类的生命机制发生了进化。这样，在今天的人类和所谓的后人类之间也没有那么清晰的界限，因为所有的人类都会在技术发展的过程中表现为进化，而且人类也会根据自己的目的来进行特定的进化。

3.后人类的技术进化

这个问题是后人学（post-humanities）的核心问题，因为根据上述问题，我们应该将人类看成不断生成和进化的物种，那么，人类的身体改造和进化，本身就囊括在人类学之中。人类需要改造自己的身体，就跟人类要使用机器一样，这正是一种技术进步的要求。一个多世纪之前，人们会认为铁路的修建会破坏风水龙脉，而今天高铁已经成为我们BI备的交通工具。或许，某种机器外骨骼，经过机器改造的数字视网膜，甚至经过智能加强的大脑，会成为未来人类的必要工具。法国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在其《技术与时间》（La technique et le temps）第四卷中，提出未来技术性的体外进化，会逐步取代人类本身的生物性的体内进化，人类更是通过生物技术、通信技术、数字技术、智能技术等改造和进化的新人，在今天的人类看来，这些新人就是后人类的赛博格。

我们可以将上述的这些问题，统一归结为后人学问题。这不仅是对唐娜·哈拉维、布拉多蒂、海耶斯等人提出的后人学问题的回应，也是从当代中国智能技术、生物技术和数字技术的发展出发，思考这些技术带来的冲击。这些技术的冲击不仅仅体现在纯粹技术层面，也深刻地改造着我们的哲学、社会学、文学、艺术学、教育学、政治学等诸多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因此，编辑这样一套丛书，对于当今许多中国学者来说，也是他们的兴趣所在。在此，我们希望通过引入一批在国内具有影响力的后人学著作，结合中国当下的处境，给人们一种借镜，来创建中国自己的后人学知识体系。这是一个十分宏大的理论任务，需要理论界、出版界，甚至大众传媒一起通力协作，来面对后人学带来的挑战。

蓝江 2023年3月于仙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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